美国总统奥巴马7月24日在盖尔斯堡市诺克斯学院发表演讲时说，尽管美国的经济复苏取得进展，但贫富悬殊局面仍在加剧，美国应解决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并壮大中产阶级。
奥巴马披露说，从1979年到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群体的收入翻了两番，普通中产阶级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美国政府给富人提供了很多减税政策，但工薪阶层的最低酬薪标准增加幅度微弱，2009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增长40%，而普通工薪阶层的平均薪酬尚不及1999年，而亚太裔人口的贫困率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大幅上升。奥巴马指出，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奥巴马在2008年首次竞选总统获胜后的任职演说中，特别提到了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重要性，今年2月他在国情咨文和中期选举后的演说中，都强调必须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政策基调。
奥巴马之所以反复强调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并壮大中产阶级，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占美国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支持率；但作为总统，他最关心的必然是美国经济的增长，如果不有效解决贫富悬殊问题，那么在他任期内美国经济将难获得复苏。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奥巴马虽然是美国总统，但他本人却是中产阶级的一员，他的个人收入和资产远不及美国的企业家。
据美国媒体披露，奥巴马自任总统以来的个人薪酬不及他担任总统前的水平，而且还是近20年来薪酬最低的美国总统。但是据国际权威调查机构披露，美国的贫富差距并不是全球最高的，其基尼系数仅为0.3，低于西欧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美国的富豪虽然很多，但他们的个人薪酬和消费却并不太高。例如比尔.盖茨，他拥有的资产和个人薪酬是美国最高的，但他表现十分低调，出行没有专机和太多随从，饮食和娱乐也极为普通。而在微软公司的员工，薪酬却高于美国公司的平均水平。
据说在美国，同一公司或同一机构同一等级的人薪酬都差不多，最高的官员或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比最低的白领职员最多高三倍。很多到过美国的人都感受到，美国人生活水平其实都差不多，除在美国居住不久的亚太人相对贫穷一些，并没太多特别贫困的家庭。作为中国人，虽然不能为美国人高唱赞歌。但事实求是地说，做美国人是幸福的，要不怎会有那么多中国人跑到美国去了！
美国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只要你有专长，只有你勤劳，是不会受穷的。可是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人有专长而且勤奋的人中有太多的穷人。比如中国的农民，种植技术并不比美国的农人差，中国的农民历来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不可谓不勤奋，但他们总是富不起来，只有极少数搞特种种养植、靠倒卖农产品的人成了富裕者，而大多数种植谷物和蔬菜的农人的收入低于城市工薪阶层。当然，中国人不能同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只能和中国人比较。
探讨中国农民间的贫富差距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中国农民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衣食充足，居有定所，子女能受基本教育就很知足了，极少有人常做发财的美梦。事实上，大多数农民已超越温饱水平。那些想把住房搞得宽敞漂亮一些的人，想让孩子上大学的人，只能到城市打工挣钱。所以中国的农民工成了一大特色，数千万的农民工进城，承担了城市工人不愿做或无法做的苦脏累活，并获得了比种植农作物高得多的收入。与留守农田的人相比，他们算得上是富裕人家，其中不乏有人落户城镇，改变了终生做农民的命运。
在中国，总体上，农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城镇，但只要农民勤劳持家，没有远大目标，日子就能过得自在充实。这也证明了中国的农村政策是基本成功的。具有代表性的是城镇居民，如果没有祖辈留下的丰厚遗产，或靠特殊条件而获得的增值资产，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只能是务工或经商。在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供职或务工的人就是工薪阶层人员，其中在政府和国有单位有固定职工身份的属于白领，或叫工薪阶层。所谓工薪层，其个人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固定工时里上班获得工资。
三十多年来，这种所谓具有公职身份的人员构成了工薪阶层群体，个人收入或薪酬待遇呈现千差万别的变化。无论在政府机构还是企事业单位，管理者与普通职员差距少则几倍，多则上百倍。众所周知，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员（公务员）名义薪酬虽说只有几千元上万元不等，但实际却有依职位和权力而获得的额外收入，如礼金礼品、股份分红（干股）、各种津贴补助等，这些被称作灰色收入的个人资产远比他们的工资高得多。在政府机关，有权力的人可以呼风唤雨，捞取钱财就如同森林里拾树叶，想要多少就能捞多少。但是在政府供职而没有实际权力的人员就低得多了，有的甚至只有固定的薪酬而无其他来源，同有权有势的官员不可相比。
在国有企业，情形与政府公务人员有些相似之处，除了名义薪酬上的差别外，更多的是额外来源。近十年来，国有企业人员的名义收入差距甚大，早已突破国有企业法规定的三倍的限定，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实行了年薪制，高管的工资是普通员工的几十倍，加上权力性收入，差距就无法估量了。以国有上市银行为例，所有银行最高当权者的年薪都在二百万左右，而最基层的员工只有三五万元水平。在银行内部，基层干部收入是一般员工的两到三倍，中层干部收入是基层干部的二到三倍，而高层干部则是中层干部的二到三倍，这种“倒金字塔”的分配模式在国有企业推广流行，使得中国工薪层的主流部分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这种工薪阶层的人员占全国城市在职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完全可以代表中国贫富分化的程度和状况。
有专家曾测算中国人基尼系数为0.61，而政府权威机构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9，无论那个数字最权威，都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超美国。但是至今，中国没有领导人公开承认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也没有在公开演说中表达同如奥巴马一样的愿望，更没有切实可行的解决贫富差距的措施。据多家媒体报道，有关部门曾拿出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的方案，并经国务院研究多次均无决策，原因是受到利益既得者的多方干预。看来，中国的财团豪门已非执政者所能驾驭，让国家领导人也难有所作为。
美国总统虽然无力直接干预市场分配，但他能面对国民大声疾呼，并将贫富悬殊当作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请求多方努力解决问题。而中国决策者们却似乎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经济的下行的内在原因根本，就是各个领域广泛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2
奥巴马披露说，从1979年到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群体的收入翻了两番，普通中产阶级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美国政府给富人提供了很多减税政策，但工薪阶层的最低酬薪标准增加幅度微弱，2009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增长40%，而普通工薪阶层的平均薪酬尚不及1999年，而亚太裔人口的贫困率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大幅上升。奥巴马指出，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奥巴马在2008年首次竞选总统获胜后的任职演说中，特别提到了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重要性，今年2月他在国情咨文和中期选举后的演说中，都强调必须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政策基调。
奥巴马之所以反复强调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并壮大中产阶级，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占美国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支持率；但作为总统，他最关心的必然是美国经济的增长，如果不有效解决贫富悬殊问题，那么在他任期内美国经济将难获得复苏。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奥巴马虽然是美国总统，但他本人却是中产阶级的一员，他的个人收入和资产远不及美国的企业家。
据美国媒体披露，奥巴马自任总统以来的个人薪酬不及他担任总统前的水平，而且还是近20年来薪酬最低的美国总统。但是据国际权威调查机构披露，美国的贫富差距并不是全球最高的，其基尼系数仅为0.3，低于西欧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美国的富豪虽然很多，但他们的个人薪酬和消费却并不太高。例如比尔.盖茨，他拥有的资产和个人薪酬是美国最高的，但他表现十分低调，出行没有专机和太多随从，饮食和娱乐也极为普通。而在微软公司的员工，薪酬却高于美国公司的平均水平。
据说在美国，同一公司或同一机构同一等级的人薪酬都差不多，最高的官员或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比最低的白领职员最多高三倍。很多到过美国的人都感受到，美国人生活水平其实都差不多，除在美国居住不久的亚太人相对贫穷一些，并没太多特别贫困的家庭。作为中国人，虽然不能为美国人高唱赞歌。但事实求是地说，做美国人是幸福的，要不怎会有那么多中国人跑到美国去了！
美国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只要你有专长，只有你勤劳，是不会受穷的。可是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人有专长而且勤奋的人中有太多的穷人。比如中国的农民，种植技术并不比美国的农人差，中国的农民历来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不可谓不勤奋，但他们总是富不起来，只有极少数搞特种种养植、靠倒卖农产品的人成了富裕者，而大多数种植谷物和蔬菜的农人的收入低于城市工薪阶层。当然，中国人不能同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只能和中国人比较。
探讨中国农民间的贫富差距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中国农民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衣食充足，居有定所，子女能受基本教育就很知足了，极少有人常做发财的美梦。事实上，大多数农民已超越温饱水平。那些想把住房搞得宽敞漂亮一些的人，想让孩子上大学的人，只能到城市打工挣钱。所以中国的农民工成了一大特色，数千万的农民工进城，承担了城市工人不愿做或无法做的苦脏累活，并获得了比种植农作物高得多的收入。与留守农田的人相比，他们算得上是富裕人家，其中不乏有人落户城镇，改变了终生做农民的命运。
在中国，总体上，农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城镇，但只要农民勤劳持家，没有远大目标，日子就能过得自在充实。这也证明了中国的农村政策是基本成功的。具有代表性的是城镇居民，如果没有祖辈留下的丰厚遗产，或靠特殊条件而获得的增值资产，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只能是务工或经商。在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供职或务工的人就是工薪阶层人员，其中在政府和国有单位有固定职工身份的属于白领，或叫工薪阶层。所谓工薪层，其个人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固定工时里上班获得工资。
三十多年来，这种所谓具有公职身份的人员构成了工薪阶层群体，个人收入或薪酬待遇呈现千差万别的变化。无论在政府机构还是企事业单位，管理者与普通职员差距少则几倍，多则上百倍。众所周知，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员（公务员）名义薪酬虽说只有几千元上万元不等，但实际却有依职位和权力而获得的额外收入，如礼金礼品、股份分红（干股）、各种津贴补助等，这些被称作灰色收入的个人资产远比他们的工资高得多。在政府机关，有权力的人可以呼风唤雨，捞取钱财就如同森林里拾树叶，想要多少就能捞多少。但是在政府供职而没有实际权力的人员就低得多了，有的甚至只有固定的薪酬而无其他来源，同有权有势的官员不可相比。
在国有企业，情形与政府公务人员有些相似之处，除了名义薪酬上的差别外，更多的是额外来源。近十年来，国有企业人员的名义收入差距甚大，早已突破国有企业法规定的三倍的限定，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实行了年薪制，高管的工资是普通员工的几十倍，加上权力性收入，差距就无法估量了。以国有上市银行为例，所有银行最高当权者的年薪都在二百万左右，而最基层的员工只有三五万元水平。在银行内部，基层干部收入是一般员工的两到三倍，中层干部收入是基层干部的二到三倍，而高层干部则是中层干部的二到三倍，这种“倒金字塔”的分配模式在国有企业推广流行，使得中国工薪层的主流部分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这种工薪阶层的人员占全国城市在职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完全可以代表中国贫富分化的程度和状况。
有专家曾测算中国人基尼系数为0.61，而政府权威机构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9，无论那个数字最权威，都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超美国。但是至今，中国没有领导人公开承认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也没有在公开演说中表达同如奥巴马一样的愿望，更没有切实可行的解决贫富差距的措施。据多家媒体报道，有关部门曾拿出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的方案，并经国务院研究多次均无决策，原因是受到利益既得者的多方干预。看来，中国的财团豪门已非执政者所能驾驭，让国家领导人也难有所作为。
美国总统虽然无力直接干预市场分配，但他能面对国民大声疾呼，并将贫富悬殊当作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请求多方努力解决问题。而中国决策者们却似乎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经济的下行的内在原因根本，就是各个领域广泛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