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刊文：“宪政梦”有时是“英国梦”，有时又是“俄国梦”，可见，“宪政梦”不是一个单一的、清晰的、具体的梦。以“宪政梦”来代表“中国梦”的思维模式，既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也是一种“懒汉思维”。（新华网 ） http://t.itc.cn/fKD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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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文稿：“中国梦”高于“宪政梦” (1人在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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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小凯：中国为何不能宪政
发布时间:2013-06-13 10:03 作者:项小凯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7563次
最近，中国的官方主流媒体，连抛数篇“炮轰”宪政的文章，掀起了一场关于宪政的口水战。其中，较有份量的，是《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与中宣部《党建》的一篇明显以写作小组署名的文章；而几家官方的权威媒体，如代表中央政府立场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也均已发声表态。基本可以判断，这充分反映了中央高层对“西方宪政”的态度。
中国能不能实行宪政？很遗憾，如果以执政党的继续执政，作为这个问题的前提，那么恐怕确实如这些官方媒体所说的那样，答案是否定的。
宪政的概念，其实相当简单，就是要求统治者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统治。当然，这就延伸出宪政的两个基本原则：三权分立与人民授权立法。这自然不是什么新鲜概念，早在300多年前英国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里面，这些内容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执政党，仍然属于列宁式政党。它既不能与三权分立的模式兼容，也不可能容忍人民授权立法。这是由于，列宁式的党国体制，在政治体系上（Political Paradigm），与宪政民主的模式，有着根本区别。
一、列宁式政党的起源
1912年，在列宁的影响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正式分裂。其中人数较多的一派即“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新党。它被看作是第一个列宁式政党。1918年，这个政党正式改名为俄罗斯GCD。此后，“GCD”一词，逐渐成为列宁式政党的专属用语。
列宁式政党，以马克思共产主义为信仰，自认为代表着人类最先进的发展方向，因此政党的合法性不证自明。然而，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俄国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却在选举中遭到失败，无法获得议席的多数。掌握了军队的布尔什维克解散了议会，并禁绝了其它反对党派。并且，列宁成立了“契卡”，即苏联秘密情报组织“克格勃”的前身，以此清洗和消灭组织内外的反对分子。
几乎从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列宁式政党，就与宪政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宪政，意外着宪法框架下的政治游戏，不同的政党之间，处于和平的竞争关系。然而，列宁式政党，以武力斗争，作为基本的权力竞争手段，它对其它的显在或潜在的党派，报以战争的敌视态度。和平与战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博弈系统。
那么，列宁式政党，有没有向宪政演进的可能？这可以从两个历史实例来考察。
二、大陆时期的国民党
第一个例子，是49年以前的国民党。关于历史上的国民党是否属于列宁式政党，这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1923年，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接受苏联代表鲍罗廷的指导，进行全面改组。在党章、党员、党纪、党组织、党团建设、党务管理、党军关系等方面，基本完全照搬苏共的模式。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孙中山以及其他的国民党精英，坚持反对共产主义，而严格保留自身的三民主义思想。因此，国民党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列宁式政党。
孙中山等多位第一代国民党精英，参与了立宪共和的中华民国的缔造。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是三民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宪政思想，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有着重大影响。国民党不能象苏共那样，采用“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理论，来推行一党统治；它只能以特殊战争时期的“训政”，作为在大陆军事独裁的理由。国民党长期无法摆脱宪政的“阴影”。宪政，既是国民党创立的价值理念基础，也是法理上的国民党奋斗目标。在宪政理念的约束下，尽管国民党在大陆实行军事独裁，却也无法名正言顺地消灭其它民主党派的存在。
如果考察列宁式政党的发展历史，则不难发现，在早中期的扩张与建设中，列宁式政党，大多都经历过经常性的内部清洗运动，如苏共的“契卡”、“大清洗”、ZG的“肃反”、延安整风、朝共金氏的清洗等等。仅从客观效果来看，列宁式政党通过这种方式，排除了内部的异己分子，提高了自身的凝聚力，是一种强化性的自组织的方式。
但是相比之下，国民党的党魁蒋介石，显然并没有接受这种“纯化”方式。蒋介石本人重军事而轻党务，以强化军队的纪律建设，和扶持维系党内的派系平衡，作为自身的权力基础。
因此，尽管国民党在初期的组织方式上，几乎复制了列宁式政党，但在49年以前，蒋介石对之于国民党，其实一直在起着“去列宁化”的作用。其后果，就是使得国民党这种“半列宁式政党”，过早地进入了降解过程。这也是后来在内战中，国民党无论在社会动员，还是在组织纪律方面，都无法匹敌后起的GCD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
另一个例子，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从长期的停滞状态中脱离出来，新上台不久的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着手推行经济改革。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苏共的保守势力，如第二书记李加契夫（Ligachev），以及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Chebrikov），对戈氏改革的反对日趋激烈。权力的斗争与改革的挫折相互交织。陷入重重困境的戈氏，逐渐将改革的重心移向政治领域，并且在1989年产生了一个重大决策：建立真正独立的立法议会，并引入开放式的民主选举。
然而，民主选举所产生的后果，大大超出了戈氏的预期。民主化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被激化了党内的权力斗争。从列宁时代开始，权力斗争就必须以隐秘的方式进行，而斯大林正是这方面的专家；但现在，选举是公开的，正面的以及面向民众的竞争，是被规则所鼓励的。一些杰出的政治精英，如叶利钦则发现，一旦他们能从民意中获取充足的合法性，就无需再受到旧体制的掣肘。这一批人物迅速脱离了苏共体系。1990年7月，叶利钦宣布退出苏共；次年6月，叶利钦当选为苏联的俄罗斯邦总统。
宪政化，也就内在地要求民主化；而民主化，则与列宁式政党的集中式组织原则相冲突。这个冲突是如此根本，以至于看起来完全无法调和。后来的历史，是世人皆知的：苏联的保守派、克格勃与军方首脑合谋，策划了1991年的“8.19政变”，软禁了戈氏。在危机关头，叶利钦登上一辆坦克向民众演说，力挽狂澜，获得了巨大声望，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人。当戈氏从软禁中走出时，苏联解体的命运，就已经无从挽救了。
四、确定的当下与不确定的未来
为了生存，列宁式政党，既要禁绝外部的政治挑战，又要压制内部的权力竞争。它的体系架构方式，与宪政民主模式无法兼容。在发展过程中，列宁式政党大多通过内部清洗来“纯化”自身组织，以加强内部的凝聚力。尽管这些清洗运动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相比于战争时代的苏联“契卡”或着中国“肃反”，人们似乎更难以接受，和平时代所发生的苏联“大清洗”、中国的“反右”与“文革”。苏联在斯大林之后，中国在毛泽东之后，基本上放弃了这类清洗运动。
在宪政民主模式下，民众以及自由媒体监督政党，政党之间相互监督，以遏制腐败。列宁式政党并不具备这样的机制。而当它一旦停止了内部清洗，恐怕也就没有什么，能停止内部腐败的蔓延。同时，意识形态蜕化为形式上的效忠代码，而实际上的内部凝聚力，则让位于利益上的盘根错节的“庇主-仆从”关系，而这也正是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以及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共的历史。历史也告诉人们，一个纯粹以利益为凝聚纽带的组织，是缺乏竞争力的。开放环境下的竞争，无论是和平式的，还是战争式的，都将对它的生存造成致命的威胁。
对当下中国而言，于组织外部继续压制挑战，于组织内部继续封印竞争，恐怕是不可避免的策略。既不能宪政化，也不能民主化。更进一步，还要封禁这些话题，以免人们对未来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这一切看起来如此合乎逻辑，如此确定。只是，在这之后呢？没人知道。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3-06-13 | 责任编辑：王梦瑶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2013/0613/85443.html
发布时间:2013-06-13 10:03 作者:项小凯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7563次
最近，中国的官方主流媒体，连抛数篇“炮轰”宪政的文章，掀起了一场关于宪政的口水战。其中，较有份量的，是《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与中宣部《党建》的一篇明显以写作小组署名的文章；而几家官方的权威媒体，如代表中央政府立场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也均已发声表态。基本可以判断，这充分反映了中央高层对“西方宪政”的态度。
中国能不能实行宪政？很遗憾，如果以执政党的继续执政，作为这个问题的前提，那么恐怕确实如这些官方媒体所说的那样，答案是否定的。
宪政的概念，其实相当简单，就是要求统治者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统治。当然，这就延伸出宪政的两个基本原则：三权分立与人民授权立法。这自然不是什么新鲜概念，早在300多年前英国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里面，这些内容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执政党，仍然属于列宁式政党。它既不能与三权分立的模式兼容，也不可能容忍人民授权立法。这是由于，列宁式的党国体制，在政治体系上（Political Paradigm），与宪政民主的模式，有着根本区别。
一、列宁式政党的起源
1912年，在列宁的影响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正式分裂。其中人数较多的一派即“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新党。它被看作是第一个列宁式政党。1918年，这个政党正式改名为俄罗斯GCD。此后，“GCD”一词，逐渐成为列宁式政党的专属用语。
列宁式政党，以马克思共产主义为信仰，自认为代表着人类最先进的发展方向，因此政党的合法性不证自明。然而，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俄国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却在选举中遭到失败，无法获得议席的多数。掌握了军队的布尔什维克解散了议会，并禁绝了其它反对党派。并且，列宁成立了“契卡”，即苏联秘密情报组织“克格勃”的前身，以此清洗和消灭组织内外的反对分子。
几乎从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列宁式政党，就与宪政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宪政，意外着宪法框架下的政治游戏，不同的政党之间，处于和平的竞争关系。然而，列宁式政党，以武力斗争，作为基本的权力竞争手段，它对其它的显在或潜在的党派，报以战争的敌视态度。和平与战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博弈系统。
那么，列宁式政党，有没有向宪政演进的可能？这可以从两个历史实例来考察。
二、大陆时期的国民党
第一个例子，是49年以前的国民党。关于历史上的国民党是否属于列宁式政党，这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1923年，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接受苏联代表鲍罗廷的指导，进行全面改组。在党章、党员、党纪、党组织、党团建设、党务管理、党军关系等方面，基本完全照搬苏共的模式。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孙中山以及其他的国民党精英，坚持反对共产主义，而严格保留自身的三民主义思想。因此，国民党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列宁式政党。
孙中山等多位第一代国民党精英，参与了立宪共和的中华民国的缔造。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是三民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宪政思想，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有着重大影响。国民党不能象苏共那样，采用“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理论，来推行一党统治；它只能以特殊战争时期的“训政”，作为在大陆军事独裁的理由。国民党长期无法摆脱宪政的“阴影”。宪政，既是国民党创立的价值理念基础，也是法理上的国民党奋斗目标。在宪政理念的约束下，尽管国民党在大陆实行军事独裁，却也无法名正言顺地消灭其它民主党派的存在。
如果考察列宁式政党的发展历史，则不难发现，在早中期的扩张与建设中，列宁式政党，大多都经历过经常性的内部清洗运动，如苏共的“契卡”、“大清洗”、ZG的“肃反”、延安整风、朝共金氏的清洗等等。仅从客观效果来看，列宁式政党通过这种方式，排除了内部的异己分子，提高了自身的凝聚力，是一种强化性的自组织的方式。
但是相比之下，国民党的党魁蒋介石，显然并没有接受这种“纯化”方式。蒋介石本人重军事而轻党务，以强化军队的纪律建设，和扶持维系党内的派系平衡，作为自身的权力基础。
因此，尽管国民党在初期的组织方式上，几乎复制了列宁式政党，但在49年以前，蒋介石对之于国民党，其实一直在起着“去列宁化”的作用。其后果，就是使得国民党这种“半列宁式政党”，过早地进入了降解过程。这也是后来在内战中，国民党无论在社会动员，还是在组织纪律方面，都无法匹敌后起的GCD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
另一个例子，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从长期的停滞状态中脱离出来，新上台不久的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着手推行经济改革。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苏共的保守势力，如第二书记李加契夫（Ligachev），以及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Chebrikov），对戈氏改革的反对日趋激烈。权力的斗争与改革的挫折相互交织。陷入重重困境的戈氏，逐渐将改革的重心移向政治领域，并且在1989年产生了一个重大决策：建立真正独立的立法议会，并引入开放式的民主选举。
然而，民主选举所产生的后果，大大超出了戈氏的预期。民主化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被激化了党内的权力斗争。从列宁时代开始，权力斗争就必须以隐秘的方式进行，而斯大林正是这方面的专家；但现在，选举是公开的，正面的以及面向民众的竞争，是被规则所鼓励的。一些杰出的政治精英，如叶利钦则发现，一旦他们能从民意中获取充足的合法性，就无需再受到旧体制的掣肘。这一批人物迅速脱离了苏共体系。1990年7月，叶利钦宣布退出苏共；次年6月，叶利钦当选为苏联的俄罗斯邦总统。
宪政化，也就内在地要求民主化；而民主化，则与列宁式政党的集中式组织原则相冲突。这个冲突是如此根本，以至于看起来完全无法调和。后来的历史，是世人皆知的：苏联的保守派、克格勃与军方首脑合谋，策划了1991年的“8.19政变”，软禁了戈氏。在危机关头，叶利钦登上一辆坦克向民众演说，力挽狂澜，获得了巨大声望，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人。当戈氏从软禁中走出时，苏联解体的命运，就已经无从挽救了。
四、确定的当下与不确定的未来
为了生存，列宁式政党，既要禁绝外部的政治挑战，又要压制内部的权力竞争。它的体系架构方式，与宪政民主模式无法兼容。在发展过程中，列宁式政党大多通过内部清洗来“纯化”自身组织，以加强内部的凝聚力。尽管这些清洗运动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相比于战争时代的苏联“契卡”或着中国“肃反”，人们似乎更难以接受，和平时代所发生的苏联“大清洗”、中国的“反右”与“文革”。苏联在斯大林之后，中国在毛泽东之后，基本上放弃了这类清洗运动。
在宪政民主模式下，民众以及自由媒体监督政党，政党之间相互监督，以遏制腐败。列宁式政党并不具备这样的机制。而当它一旦停止了内部清洗，恐怕也就没有什么，能停止内部腐败的蔓延。同时，意识形态蜕化为形式上的效忠代码，而实际上的内部凝聚力，则让位于利益上的盘根错节的“庇主-仆从”关系，而这也正是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以及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共的历史。历史也告诉人们，一个纯粹以利益为凝聚纽带的组织，是缺乏竞争力的。开放环境下的竞争，无论是和平式的，还是战争式的，都将对它的生存造成致命的威胁。
对当下中国而言，于组织外部继续压制挑战，于组织内部继续封印竞争，恐怕是不可避免的策略。既不能宪政化，也不能民主化。更进一步，还要封禁这些话题，以免人们对未来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这一切看起来如此合乎逻辑，如此确定。只是，在这之后呢？没人知道。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3-06-13 | 责任编辑：王梦瑶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2013/0613/85443.html
该文作者逻辑混乱，连中国梦和宪政梦的定义都分不清。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保住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置民族未来而不顾，故意误导民众，把中国梦和宪政梦对立起来。但事实上中国梦和宪政梦根本就没有任何冲突，中国梦是目标、是大方向，而宪政梦的民主与一党执政的专制都是从属于中国梦的实现目标的方式；所以，真正与中国梦冲突的不是宪政梦，而是与宪政梦冲突的保护少数人利益的专制制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已经证明了专制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是阻碍民族复兴的障碍，是歪路、歧路，只有停止这种南辕北辙的方式，重回宪政的康阳大道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大业，才有可能实现习总构思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