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来看，“五一”是劳动者争取合法权益保障的纪念日。19世纪80年代，美国工人拿着糊口的工资，每天却需要工作14至16个小时，有的达到18个小时；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1886年5月1日，美国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工人举行停产大罢工，并得到了全球工人的响应与声援。一般人认为，工人因此争取到了合适的休息时间，保障了工人的健康权益，也即人权的伟大胜利。实际上，这里面也有一个经济利益的问题。
五一节的起源说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存在的，但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去调适。而否认这种剥削，意图不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把劳动者完全置于市场交易的商品化地位，则是对劳动者的无耻欺骗。
举一个例子，一个工厂各生产环节同时运营需要100个工人参与的话，假如每班次工作时间为12小时，则至少需要聘用200名工人，每班次缩短为8小时的话，则需要聘用300名工人，再缩短为6小时的话，就需要400名工人。以6小时台班计，如果每名工人每周可以享有二个工休日，这个工厂又需要长年运转的话，应当聘用560名工人。
从这个试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工时和工休对劳动者不仅是健康利益，更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在工人不享受休假日、台班工时12小时，工人每周享有二天休假、台班工时6小时的二种情况下，后者是前者用工量的2.8倍。这个数据差别，不仅仅意味着工人劳动时间的大幅减少，更意味着就业岗位供给量的大幅增加；还意味着因岗位需求增加带来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为劳动者争取合理报酬提供了市场促进机制。
前二年，中国不少地区的企业出现了“用工荒”，许多企业被迫成倍加薪抢招工人。这里面没有什么政策效应，关键是劳动力供求市场关系发生了逆转。
经济发展规模是影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客观基础，但社会制度性安排与机制性设计，对劳动力供求关系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除前述的劳动工时、休假等制度性作用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法定工作年龄设计，也是二大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延迟退休年龄必然会相应增加劳动力供给量，从而改变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形成对劳动者不利的就业环境；而完善的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机制，可以赋予就业者的市场议价能力，并确保法定退休年龄能够落到实处。否则，没有生活保障的人群，只能被迫为“三餐饭”打工；没有生活来源的老人，就没有退休生活可言。
明白了上述利害关系，在延迟退休年龄问题上，我们就应该放宽视角认识其中的利弊。现在有二种舆论思潮在推动延迟退休年龄的出台。一个是养老金缺口问题，有一个说法是2012年至2020年的养老金缺口总额1.8亿，但这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平均每年不到0.25亿的缺口，仅国有商业银行每年就赚了1万亿，银行的钱都是从国民储蓄的利息差中赚取的，回馈一部分补充养老基金是完全合理的。
另一个说法就是老年化问题，这其中存在很多悖论。一方面说，就业压力大，每年有近千万的新增就业人口，另一方面在操心老年化问题；现行政策你究竟顾哪一个？我想，是否需要延迟退休，还是留给后来人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一方面，大量农民工没有享受到法定工作时间和法定节假日的正当待遇，又在讨论农民进入城市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继续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来满足低水平保障的企业用工需求。一方面，反复讨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话题，另一方面在人为设置阻碍劳动力提高市场议价能力的体制屏障。一方面，在讨论经济转型对劳动力素质的新要求，另一方面把低素质劳动力人口滞留在就业岗位上。等等吧。这说明在体制改革问题上，基本上各打各的锣，各唱各的戏。
人口老年化，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认为，对经济发展总量肯定有一定的影响，但还不至于闹到经济衰退的地步。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代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完全可以通过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手段改造传统产业，释放出大量劳动力；如富士康引进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计划，农业规模经营推动的人口转移趋势。现在应该引起产业界重视的是，如何追赶上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发展潮流，抢占高新产业制高点。中国能否崛起，不在于传统产业上的盲目追赶，现在要的质量、不是数量，而是体现在工业“代际”跨越过程中，能否与世界先进水平齐头并进，甚至走在前列。把眼光盯在延长“人口红利”的经济发展模式上，是没有出路的。
其次，勤俭节约、勤劳肯干的民族传统，及其饮食、生活习惯，决定了中国生活类服务的第三产业不会像西方国家那么发达。劳作不休、发挥余热也是中国老年人特有的价值观念，大量家政、家务类的劳动，都将由退休赋闲人口所承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的付出为年轻人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和工作，提供了支持和帮助，因此退而不休的中国老年人，不是社会的负担，只不过不创造统计报表中的GDP。
GDP增速下降是早晚的事，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除了产业制造领域质量、效益总体不高之外，资本市场与资产泡沫化是个重大隐患。商业贷款、特别是民间贷款的高利息，使实体经济承担了过大的融资成本，离开了一定的经济增速和物价上涨支持，实体经济无以为继。资本过度挤占产业利润和民生利益，是暴富与贫困同时并存的根源之一，也是内需不振、实体艰难的根源之一。但这不是牺牲劳动者利益维持落后产能存在与扩张的理由，而且也无济于事。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经济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是从提高劳动者待遇与保障等角度来看，延迟退休的做法，无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而且，对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是一种制度性倒退。
五一节的起源说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存在的，但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去调适。而否认这种剥削，意图不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把劳动者完全置于市场交易的商品化地位，则是对劳动者的无耻欺骗。
举一个例子，一个工厂各生产环节同时运营需要100个工人参与的话，假如每班次工作时间为12小时，则至少需要聘用200名工人，每班次缩短为8小时的话，则需要聘用300名工人，再缩短为6小时的话，就需要400名工人。以6小时台班计，如果每名工人每周可以享有二个工休日，这个工厂又需要长年运转的话，应当聘用560名工人。
从这个试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工时和工休对劳动者不仅是健康利益，更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在工人不享受休假日、台班工时12小时，工人每周享有二天休假、台班工时6小时的二种情况下，后者是前者用工量的2.8倍。这个数据差别，不仅仅意味着工人劳动时间的大幅减少，更意味着就业岗位供给量的大幅增加；还意味着因岗位需求增加带来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为劳动者争取合理报酬提供了市场促进机制。
前二年，中国不少地区的企业出现了“用工荒”，许多企业被迫成倍加薪抢招工人。这里面没有什么政策效应，关键是劳动力供求市场关系发生了逆转。
经济发展规模是影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客观基础，但社会制度性安排与机制性设计，对劳动力供求关系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除前述的劳动工时、休假等制度性作用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法定工作年龄设计，也是二大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延迟退休年龄必然会相应增加劳动力供给量，从而改变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形成对劳动者不利的就业环境；而完善的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机制，可以赋予就业者的市场议价能力，并确保法定退休年龄能够落到实处。否则，没有生活保障的人群，只能被迫为“三餐饭”打工；没有生活来源的老人，就没有退休生活可言。
明白了上述利害关系，在延迟退休年龄问题上，我们就应该放宽视角认识其中的利弊。现在有二种舆论思潮在推动延迟退休年龄的出台。一个是养老金缺口问题，有一个说法是2012年至2020年的养老金缺口总额1.8亿，但这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平均每年不到0.25亿的缺口，仅国有商业银行每年就赚了1万亿，银行的钱都是从国民储蓄的利息差中赚取的，回馈一部分补充养老基金是完全合理的。
另一个说法就是老年化问题，这其中存在很多悖论。一方面说，就业压力大，每年有近千万的新增就业人口，另一方面在操心老年化问题；现行政策你究竟顾哪一个？我想，是否需要延迟退休，还是留给后来人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一方面，大量农民工没有享受到法定工作时间和法定节假日的正当待遇，又在讨论农民进入城市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继续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来满足低水平保障的企业用工需求。一方面，反复讨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话题，另一方面在人为设置阻碍劳动力提高市场议价能力的体制屏障。一方面，在讨论经济转型对劳动力素质的新要求，另一方面把低素质劳动力人口滞留在就业岗位上。等等吧。这说明在体制改革问题上，基本上各打各的锣，各唱各的戏。
人口老年化，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认为，对经济发展总量肯定有一定的影响，但还不至于闹到经济衰退的地步。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代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完全可以通过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手段改造传统产业，释放出大量劳动力；如富士康引进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计划，农业规模经营推动的人口转移趋势。现在应该引起产业界重视的是，如何追赶上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发展潮流，抢占高新产业制高点。中国能否崛起，不在于传统产业上的盲目追赶，现在要的质量、不是数量，而是体现在工业“代际”跨越过程中，能否与世界先进水平齐头并进，甚至走在前列。把眼光盯在延长“人口红利”的经济发展模式上，是没有出路的。
其次，勤俭节约、勤劳肯干的民族传统，及其饮食、生活习惯，决定了中国生活类服务的第三产业不会像西方国家那么发达。劳作不休、发挥余热也是中国老年人特有的价值观念，大量家政、家务类的劳动，都将由退休赋闲人口所承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的付出为年轻人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和工作，提供了支持和帮助，因此退而不休的中国老年人，不是社会的负担，只不过不创造统计报表中的GDP。
GDP增速下降是早晚的事，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除了产业制造领域质量、效益总体不高之外，资本市场与资产泡沫化是个重大隐患。商业贷款、特别是民间贷款的高利息，使实体经济承担了过大的融资成本，离开了一定的经济增速和物价上涨支持，实体经济无以为继。资本过度挤占产业利润和民生利益，是暴富与贫困同时并存的根源之一，也是内需不振、实体艰难的根源之一。但这不是牺牲劳动者利益维持落后产能存在与扩张的理由，而且也无济于事。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经济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是从提高劳动者待遇与保障等角度来看，延迟退休的做法，无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而且，对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是一种制度性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