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于“习李时代”的期待并不复杂、也不会讨要得更多。习李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必须下定决心，提升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模式的效率，这是中国政治改革真正的磨刀石。
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既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而是地地道道的“官治”。上层官员的态度和立场，常常决定性地决定中国下层官员的作为和选择。为了保证政府权力系统中现有的位置和未来升迁的集会，这一“官治体系”的最大特点是一切谨小慎微、一切唯官是从以及一切担心会丢官失官。其结果，政府权力系统中应该具有的起码政治伦理和责任政治，很大程度上都变成了弥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官场政治”。在这一过程中，官员不仅少讲个性、难讲创新，更是将各级官员本来应该具有的精英意识变成了如何保证晋升途径和机会的官场文化，将各级官员应该勇于担当和勇于负责的责任意识，变成了基本按照文件和口径办事、少讲官员主创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庸人政治。
中国的“官治体系”母庸讳言在中国过去34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当中国决定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中国政治的“官治体系”确实让各层官员都以搞活和搞好经济为中心任务和目标，产生了经济增长的巨大政府助推力。但问题是今天中国存在“官治体系”的同时，市场和政府的利益交换机制空前发达，中国的“财富体系”对“官治体系”的依赖越发深厚。各种大型国企、央企普遍存在着的垄断和特权，就是典型代表。不解决今天中国庞大、臃肿而又过分自信的“官治体系”，中国现有治理模式的效率和创造力，只会下降、不会上升。这不仅决定性地在削弱和影响中国崛起的巨大“正能量”，也在浪费、甚至无谓地消耗中国35年改革开放积累起的巨大资源。对于中国解决内在各种社会紧张关系和提升政府公信力来说，“官治体系”不整顿，中国一切创造性的活动都将受到束缚。
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国的崛起，正在遭遇更加严厉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压力。中国如果不能从自身的这一“官治体系”中解放出来，中国首先难以正视自身存在着的各种问题，就难以从上到下下定决心革新除弊，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形象也将难以真正有所跃升。因为这一“官治体系”是个彻头彻尾的自我利益体系。除非有最高层的官员的发话，并不存在这一体系与世界媒体、中国自身的公民社会之间流畅、及时的信息交换，也难以存在迅速而又有效的行为更新。
“习李时代”必须重新带来中国国内政局和社会的活力，重新释放中国人的创造力，重新为中国的进步注入动力。提升中国治理体系的效率是重中之重，改革和打破中国这一目前已经构成进步羁绊的“官治体系”势在必行。
打破“官治体系”，不仅要反腐败、反浪费和反奢靡，最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在治理范围上为活跃的公民社会留出空间，需要为“责任政治”创建制度，更需要为提升官员人格和个性开辟道路。这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改革要有“顶层设计”，更要有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和发展。要做到这一切，中国人大和政协委员的专职化、中国国家预算的法治化和法院检察纪检监察机构的宪政化将是必然趋势。
“习李时代”的中国任重道远，然而，“天降大任于斯人”，未来的中国政改值得期待。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既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而是地地道道的“官治”。上层官员的态度和立场，常常决定性地决定中国下层官员的作为和选择。为了保证政府权力系统中现有的位置和未来升迁的集会，这一“官治体系”的最大特点是一切谨小慎微、一切唯官是从以及一切担心会丢官失官。其结果，政府权力系统中应该具有的起码政治伦理和责任政治，很大程度上都变成了弥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官场政治”。在这一过程中，官员不仅少讲个性、难讲创新，更是将各级官员本来应该具有的精英意识变成了如何保证晋升途径和机会的官场文化，将各级官员应该勇于担当和勇于负责的责任意识，变成了基本按照文件和口径办事、少讲官员主创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庸人政治。
中国的“官治体系”母庸讳言在中国过去34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当中国决定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中国政治的“官治体系”确实让各层官员都以搞活和搞好经济为中心任务和目标，产生了经济增长的巨大政府助推力。但问题是今天中国存在“官治体系”的同时，市场和政府的利益交换机制空前发达，中国的“财富体系”对“官治体系”的依赖越发深厚。各种大型国企、央企普遍存在着的垄断和特权，就是典型代表。不解决今天中国庞大、臃肿而又过分自信的“官治体系”，中国现有治理模式的效率和创造力，只会下降、不会上升。这不仅决定性地在削弱和影响中国崛起的巨大“正能量”，也在浪费、甚至无谓地消耗中国35年改革开放积累起的巨大资源。对于中国解决内在各种社会紧张关系和提升政府公信力来说，“官治体系”不整顿，中国一切创造性的活动都将受到束缚。
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国的崛起，正在遭遇更加严厉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压力。中国如果不能从自身的这一“官治体系”中解放出来，中国首先难以正视自身存在着的各种问题，就难以从上到下下定决心革新除弊，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形象也将难以真正有所跃升。因为这一“官治体系”是个彻头彻尾的自我利益体系。除非有最高层的官员的发话，并不存在这一体系与世界媒体、中国自身的公民社会之间流畅、及时的信息交换，也难以存在迅速而又有效的行为更新。
“习李时代”必须重新带来中国国内政局和社会的活力，重新释放中国人的创造力，重新为中国的进步注入动力。提升中国治理体系的效率是重中之重，改革和打破中国这一目前已经构成进步羁绊的“官治体系”势在必行。
打破“官治体系”，不仅要反腐败、反浪费和反奢靡，最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在治理范围上为活跃的公民社会留出空间，需要为“责任政治”创建制度，更需要为提升官员人格和个性开辟道路。这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改革要有“顶层设计”，更要有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和发展。要做到这一切，中国人大和政协委员的专职化、中国国家预算的法治化和法院检察纪检监察机构的宪政化将是必然趋势。
“习李时代”的中国任重道远，然而，“天降大任于斯人”，未来的中国政改值得期待。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