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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用常识来治国 (1人在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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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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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乐于看到中国的崛起,但更关心未来中国的何去何从以及中国政府如何回报它的人民。因此我对ZG新领导人的上台就任,也就充满了期待。我期待中国的官学商精英能在未来的20年里,为中国做一番改头换面的大改革,不但造福人民,也能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近年来,我的学术兴趣已放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民主改革上。如同人们所知道的,16及17世纪,欧洲仍处于落后的阶段。但18世纪起,从偏僻的苏格兰突然爆发式地发生了启蒙运动,迅速扩及英格兰和欧洲、美国,18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以及因此而出现的社会政治改革,都是人类文明史未曾有过的创造性阶段。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就差不多是类似的挑战。

  而对启蒙运动,我最推崇的不是别人,而是当时的道德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他做到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哲学系主任,这个位子在他之前亚当・斯密及其老师哈奇森都坐过。里德对这个时代貌似深奥的哲学不感兴趣,认为它对普遍的文明意义不大。因此他倡导一种常识哲学,它的前提是自然神学,认为无论人与自然都有不证自明的经验道理存在,人类本身就有真理之光,因此他主张人们要在不脱离经验下追求系统的科学知识,需以经验为前提,追求公平正义。这是一种最朴素的哲学经验主义和道德人本主义,它造成了第一次人类科学技术飞跃式的进步。而他的道德人本主义则促成了个人主体意识的抬头。

  美国开国元勋的那一代,拉什医生(Benjamin Rush)在爱丁堡大学留学,他就把常识哲学介绍给他的美国政论家朋友潘恩,并建议潘恩出书时以《常识》为名。这本《常识》对美国的独立建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的常识哲学甚至也影响到杰斐逊,他起草的《独立宣言》就把人的平等、公义概念等常识哲学的基本命题放了进去。杰斐逊后来成为第三任总统,他就根据常识来治国,他替美国规划的一套“制衡式民主”就很合乎常识。在政治上,以常识治国的意思就是重视人类需求公平正义的天性,并为这种天性设计出一套可长可久的制度。

  人们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官本位社会,官民在权利上不对等,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视贫富为个人的事而对人民权利疏于照顾,而官场上贪污腐化泛滥的原因。而随着时代的改革,中国人民的人的意识已经抬头,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已将走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用新的常识标准治国、建立制度、惩治贪腐、规划出照顾人民的福利安全体系,而人们也知道这种划时代的大改革,绝不可能只靠官僚体系来完成,一定要靠着社会的多元制衡才可能落实。

  我不主张西方式的民主,但我对媒体的自由和监督则寄予厚望。中国已需要根据常识来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国家方案。邓小平时代,中国自主的力量不足,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到了现在,中国已开始崛起,不能再走一步算一步,而是需有整套蓝图为腹案,大步地向未来前进。我最近看新兴国家的发展,无论印度、菲律宾、孟加拉、印尼、巴基斯坦、蒙古,几乎每个国家都出现了反贪及人民幸福的问题,如果中国以新的常识治国,发展出一套均富模式,不但其他新兴国家乐于效法,对西方社会也会有启发,这才是中国对世界做贡献。

  也正因此,此刻的中国真正需要的乃是确定以常识治国之价值观。人类都有不证自明的正义感和要求公平对待的常识上的平等心,统治者就是要去满足人民的正义感和平等心。常识治国的话用中文来说,就是“以人民的心为自己的心”,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在制度的设计上,应该有极多选项。但无论如何,分权与制衡这种常识行为乃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这也意味着此刻的中国在面临新的时代,无论反贪或消除贫富不均,一旦功成那将是何等巨大的历史开创啊!
 
二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先哲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二千五百年后,胡哥说:不瞎折腾。多少代人的这个理想离现实还有多远?
 
QUOTE(阿哈哈是是是 @ 2012年12月28日 Friday, 05:20 PM)
二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先哲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二千五百年后,胡哥说:不瞎折腾。多少代人的这个理想离现实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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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籁式的大音稀声,到人人接受的常识价值可以等同吗?

原子跟原子热核反应可以等同吗?

个人一直认为,启蒙是当务之急。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有非常朴素的人本思想,比西方早千百年,但仅止于藏诸名山的经典,从没成为普通人的常识。作为普通人,中国历史上的识字率各个年代究竟怎样?估计都是很低的,晋代士族(读书人)成为当然的贵族,可见读书是很奢侈的事情。

黎苡铭近来有一篇“纪念”石磨的悼文,文笔非常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说是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如说就一石磨。真正理解并可以执行老子烹小鲜理念的,三千多年加起来不知有没有一百人?以这区区一百人,想耗动三千多年历史这个超级大球,似也太过儿戏吧。
 
中国文化,大多是集体主义文化,与之相应,则发展出专制集权的制度。五四启蒙是一个契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五四启蒙囿于社会氛围,也显单薄,这个氛围就是整个社会的教育程度,和传媒的欠发达,网络时代,是三千年来最好的契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当下条件最完备。
 
没有学过小学的《常识》,你能懂常识吗?
常识也是层次的,中学生懂的常识,小学生不懂;大学生懂的常识,中学生未必懂;成人懂的常识,未成年人未必懂。
常识也需要学习的。
 
开车的常识,未考过证时我是不懂的。
 
《南风窗》感觉仍是那扇窗

自由与平等,精英与大众

在这些纷纭的争论背后,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即自由和平等两种价值观念之争,亦即精英主义和大众民主两种取向之争。

作者:本刊记者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2-12-26 浏览:328 收藏   2012年的重要性来自于政治领域,来自于ZG十八大的召开和领导人换届。思想和文化领域的论争可以视为围绕着十八大而展开,力图通过影响十八大而影响中国未来10年的走向―到了年末,焦点则转移为对十八大提出的方针和新的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的不同阐释。

  在这些纷纭的争论背后,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即自由和平等两种价值观念之争,亦即精英主义和大众民主两种取向之争。

  

  什么样的“顶层设计”

  改革,仍然是最热的关键词,但相关的讨论是不充分的,一部分关于改革的声音被压抑,而得以发出的关于改革的看法仍然存在那个旧有的顽疾,即对改革的定义是模糊的,而且这种模糊往往是有意为之。与此同时,为了表达对推进改革的急迫感,相关的讨论中频繁地出现感情色彩强烈的语言,比如“改革进入深水区”、“不改革死路一条”、“深化改革需要杀出一条血路”等等。

  在世纪之初发生了关于改革共识的论争之后,曾经笼罩在改革之上的自然正当性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改革共识破裂”成为了新的共识。本刊2006年的年终回顾便已经指出,改革是个中性词,改革的正当性和道德感召力要靠给人民大众带来福祉来树立,相反,将改革一词玄幻化,甚至将包括改革带来的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是缺乏说服力的。

  力挺改革的人士开始不断援引一个从工程学中借用来的新的概念:顶层设计。这引出了两个问题,首先,“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基调并没有被放弃,这个改革伦理事实上对将改革玄幻化、将改革拉入对既得利益集团有利的方向是非常有效的,所以仍被奉为圭臬,而“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这两种理念是矛盾的;其次,顶层设计的方案是什么,仍旧是语焉不详。

  这些人士心目中的顶层设计方案,在今年2月底发布的《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有所体现。这个报告俗称“世行报告”,是由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做的。报告主张中国应该将除国防外所有领域进行“所有权多元化”,中国的金融体系应与国际资本市场实现无缝对接等。这份报告选在全国“两会”开幕之前发布,用意不言自明。

  这个报告所建议的方向随即在政策上得到了体现,这也引起了另一派意见的质疑和反弹。

  与此直接相关的另一个争论是关于土地所有制的,以关于“地权的逻辑”的论辩为代表。所谓“激进派”主张将农村土地私有化,认为这样最符合农民的利益,而反对者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驳斥一些学者打着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的樽永次土地私有化鸣锣开道,来为资本掠夺农民制造舆论的用心”(贺雪峰语)。

  这些争论涉及的是当下中国最核心的议题,即是否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问题。“激进派”的理论基础是经济效率,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才能保证个人自由;反对一方则认为,这种改革方案只会导致少数人的暴富和多数人的贫困,应该坚持平等的取向,改革和完善现有制度中的问题,而不是采取私有化的方式。

  由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出发,是否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也是争论的焦点,尤其是在十八大报告起草的过程当中,各自声音纷纭复杂,都力图使自身获得决策层的认可。十八大旗帜鲜明地坚持了一贯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都写入了十八大报告,为争论画了一个逗号。争论无疑还将长期持续下去。

  

  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自由和平等是现代性的两大核心价值,同时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萨米尔・阿明曾言,不讲平等的自由即意味着野蛮。一个良好的社会不应该极端地向任何一个方向倾斜,而是要在二者之间寻找均衡。

  当下中国的种种争论无非就是这两种价值观的冲突,而且冲突的激烈程度恐怕也要高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周保松先生在本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在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内部对多年来盛行的“市场自由主义”提出反思和批评。他指出,在特定的财产权制度下,贫穷会导致穷人自由的减少,因此放任市场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人的平等自由这种说法并不成立。他主张自由主义要重视社会公正,并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批判权力和批判资本,并由此反思国家、市场和个人的关系。

  周保松的论述可以称得上是近年来少有的对自由问题的严肃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意义。但他的观点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他的反对者们坚持“消极自由”的立场,坚称个人只要免于外来的干涉,就是自由的,贫困只要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就是正当的。

  反对者们的这种观点无疑是在精英群体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观,但它无力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当今的两极分化决非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而主要是权力与资本相勾结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市场自由主义”不但漠视平等的价值,而且走向了敌视平等和与平等理念相关联的一切象征物的地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发布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但这场波澜与文学无关,而是因为莫言参与了某出版社倡议发起的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活动。

  与精英群体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持续不断地进行“去神圣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间持续但未成规模的“毛泽东热”。这集中体现在因日本“国有化”钓鱼岛而掀起的反日游行当中,部分民众打出毛泽东的画像和相关标语。在部分民众中,毛泽东再次“回归”,俨然是国家独立自主、大众民主和平等价值观的象征。

  这就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分化和强烈的对比:从上层看,官方在今年高调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表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等等;下层对此的态度因群众、地域的不同而莫衷一是;而在上下之间,是一个强大而固执地坚持要求“消极的自由”的精英群体。

  2012年值得关注的思潮还有“儒家宪政”的话题,这一派人士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与现代价值相兼容,中国若要走向民主宪政,需要重新发掘儒家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形成宪政的框架。这一流派的思想主张缺乏跟现实的对话性,最终可能只能停留在作为一个“思潮”的层面。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宪政”说当中流露的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这可能是它得到一些精英分子同情和支持的主要原因。

  2012年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思想和文化主张,不能一一提及。这一年思想文化领域的是是非非,萦绕着中国最大的焦虑: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由,贵族的还是平民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精英的还是大众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权贵的还是普惠的?

    
 
广东有《南风窗》,是否会增加对常识的了解?
 
南风窗于我,大大增加了常识的了解,山人你要表达什么呢
 
山人,我要如何了解常识呢,你论坛传递的常识,跟我十年前从南风窗了解的常识比,感觉你的深奥难解多了,而且能理解的也很不靠谱,你改变主意,要跟大家普及常识了吗?
 
有些文字对我来说过于深奥,凭感觉说下自己关于常识的获得吧。

我不敢侈望学计算机,安装一个程式,然后运行OK,其他可以不管。
常识于我就是常识,无小学中学大学之分,如山人传递的常识,就我能理解的,比不上我村里一个文盲农妇,一个前辈向我传递的常识,更让我理解并铭记,这里特指社会学或者说人之为人的常识。
山人的常识,自然有遍布五湖四海的学子铭记,学子铭记山人传递的常识,并不妨碍我铭记前辈农妇传递的常识,虽然这两种常识是如此的不同。
南风窗作为平台,只对常识传递,并不对人强行灌输,这比传递本身更有价值。
常识的获得,主动为主要手段,任何灌输的常识,首先会引起我的戒心,这也呼应计算机程式的提法。
 
说了半天,废话一堆,治国不就是治家这样简单?
慈父治家,家庭和睦,家人幸福,外敌难侵。
恶父治家,家嘈屋闭,内耗严重,不攻自破。

有时细想,一个好的皇帝,胜过任何政党!
 
治国必须有文韬武略。
 
新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紧急推出网络新规,严防灰色收入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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