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目前我国对艾滋病的宣传、科普已经比较多了，但普通民众，包括很多医护人员，仍然存在恐艾情绪。最近，一则艾滋病患者隐瞒病情就诊的消息，引起公众的关注。
事情被媒体曝光后，天津市卫生局声称要依据《艾滋病防治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对没有给患者做手术的天津肿瘤医院进行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这则新闻不禁让我想起那个经典的中美护士发错药的故事。同样的是护士发错药，美国医院对护理部、人力资源部门、制药厂进行问责，从医院的人员调配、对员工的心理辅导、药物的包装等进行整改，最终消除工作中的隐患；而中国的护士被领导批评、被扣奖金、被患者闹、被记者围攻，最终辞职了事。
新闻中艾滋病患者手术被拒，修改病例被认为是“无奈”之举，可是，有谁深究过医护人员的无奈？
艾滋病患者有平等的就医权，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乙肝、丙肝、梅毒、艾滋这些感染性疾病，都不是医院或者医护拒绝诊治的理由；即使是十恶不赦的罪犯，比如刚刚用斧头砍死天津针灸医师康红千的凶手，在行凶后跳楼致右腿骨折，也被医护人员救治后再交警方处理。可是，在实际情况中，艾滋病患者就诊过程中往往会遭受“歧视”，得不到平等的就医权利。随着中国艾滋病人口的增加，这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社会问题。甚至出现了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情况，一些组织或个人鼓吹艾滋病患者故意隐瞒自身病情，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多种，但在很多民众的意识里，艾滋病往往跟性乱、同性恋、吸毒等联系在一起，这些都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群，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主流的排斥。其实，还有些艾滋病患者是由于血制品的不规范而传染上的，更加无辜的是由母婴垂直传播而感染的孩子们。另一方面，艾滋病目前还是没有办法根治的，没有有效的疫苗。临床的乙肝患者更多（中国是世界第一乙肝大国），乙肝病毒也比HIV更“坚强”，但是因为乙肝有有效的疫苗，所以临床医护人员对乙肝患者的“抵触”和“歧视”并没有那么明显。
卫生管理部门可以制定《艾滋病防治条例》；可以向公众承诺“维护患者的就医权”；可以对违反条例的医院和医生进行处罚，如同对待上述那个发错药的护士；媒体也可以问责医院、问责医生漠视患者。可是，有谁真正听过一线医护人员的心声？ CCTV在做节目吸引眼球的时候有一线人员的发言吗？如同法庭的缺席审判，不允许被告发言辩护就将其钉在十字架上。
法规有云，医院不得拒绝诊治艾滋病患者。可是，有多少医院能做到合格的感染控制（因为感控是只见投入不见产出的措施）？一旦因为职业暴露感染HIV，有多少单位能妥善处理，给不幸感染的医护人员身体治疗和心理辅导？
有资料表明，从2002年-2004年三年之间，广东共发生了152例HIV职业暴露事件，其中医务人员113例，占74%。SARS期间有医务人员被感染而殉职；还有接受治疗而遗留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这些人现在情况如何？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家庭，有老人需要赡养，有子女需要哺育，卫生管理部门、媒体们，真正关心过他们吗？
如果没有事先很好的防护，事后很好的配套治疗，单纯对医院做出强制性规定，就好比面对持枪的敌人，领导们在后面大喊“冲啊”，却没有配备有效的武器，牺牲后也没有很好的抚恤，怎能让士兵去冲锋陷阵？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评价当事人总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设身处地地去想想，也许更能发现事情的真实情况。
天津这个患者私自修改病历就诊，其实也没有了诚信。本来很多医院间检查可以互认的，这下如果考虑到患者有可能改病历，到新的医院又需要重查，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如果是艾滋患者手术，手术间、器械和术中防护都需要特殊处理；艾滋患者当做普通患者处理，这让当事的医护人员以及同一天连台手术的其他患者们情何以堪。我曾经经历过两次艾滋患者手术，说实话，确实会有些害怕，手术中小心翼翼，幸好术中没有发生误伤事件（外科医生和手术护士在手术中被误伤是非常常见的）。
其实现在并不是所有医院都有能力处理艾滋病患者相关的问题。我是赞成艾滋病患者到定点的医院去就诊的。定点医院接触此类患者比较多，了解比较充分，也就没有那么多排斥和歧视。每个地区应该有几家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作为定点医院。一般问题由专科医院解决，如果专科医院解决不了的可以和综合医院合作解决。
艾滋本可以不可怕，恐慌的是人的心灵。医护人员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对抗病魔。但是，医护人员的心不是坚硬如铁，也有玻璃的成分。要想让艾滋病患者获得平等权利，板子光打在医护人员身上恐怕不行。
事情被媒体曝光后，天津市卫生局声称要依据《艾滋病防治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对没有给患者做手术的天津肿瘤医院进行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这则新闻不禁让我想起那个经典的中美护士发错药的故事。同样的是护士发错药，美国医院对护理部、人力资源部门、制药厂进行问责，从医院的人员调配、对员工的心理辅导、药物的包装等进行整改，最终消除工作中的隐患；而中国的护士被领导批评、被扣奖金、被患者闹、被记者围攻，最终辞职了事。
新闻中艾滋病患者手术被拒，修改病例被认为是“无奈”之举，可是，有谁深究过医护人员的无奈？
艾滋病患者有平等的就医权，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乙肝、丙肝、梅毒、艾滋这些感染性疾病，都不是医院或者医护拒绝诊治的理由；即使是十恶不赦的罪犯，比如刚刚用斧头砍死天津针灸医师康红千的凶手，在行凶后跳楼致右腿骨折，也被医护人员救治后再交警方处理。可是，在实际情况中，艾滋病患者就诊过程中往往会遭受“歧视”，得不到平等的就医权利。随着中国艾滋病人口的增加，这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社会问题。甚至出现了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情况，一些组织或个人鼓吹艾滋病患者故意隐瞒自身病情，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多种，但在很多民众的意识里，艾滋病往往跟性乱、同性恋、吸毒等联系在一起，这些都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群，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主流的排斥。其实，还有些艾滋病患者是由于血制品的不规范而传染上的，更加无辜的是由母婴垂直传播而感染的孩子们。另一方面，艾滋病目前还是没有办法根治的，没有有效的疫苗。临床的乙肝患者更多（中国是世界第一乙肝大国），乙肝病毒也比HIV更“坚强”，但是因为乙肝有有效的疫苗，所以临床医护人员对乙肝患者的“抵触”和“歧视”并没有那么明显。
卫生管理部门可以制定《艾滋病防治条例》；可以向公众承诺“维护患者的就医权”；可以对违反条例的医院和医生进行处罚，如同对待上述那个发错药的护士；媒体也可以问责医院、问责医生漠视患者。可是，有谁真正听过一线医护人员的心声？ CCTV在做节目吸引眼球的时候有一线人员的发言吗？如同法庭的缺席审判，不允许被告发言辩护就将其钉在十字架上。
法规有云，医院不得拒绝诊治艾滋病患者。可是，有多少医院能做到合格的感染控制（因为感控是只见投入不见产出的措施）？一旦因为职业暴露感染HIV，有多少单位能妥善处理，给不幸感染的医护人员身体治疗和心理辅导？
有资料表明，从2002年-2004年三年之间，广东共发生了152例HIV职业暴露事件，其中医务人员113例，占74%。SARS期间有医务人员被感染而殉职；还有接受治疗而遗留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这些人现在情况如何？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家庭，有老人需要赡养，有子女需要哺育，卫生管理部门、媒体们，真正关心过他们吗？
如果没有事先很好的防护，事后很好的配套治疗，单纯对医院做出强制性规定，就好比面对持枪的敌人，领导们在后面大喊“冲啊”，却没有配备有效的武器，牺牲后也没有很好的抚恤，怎能让士兵去冲锋陷阵？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评价当事人总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设身处地地去想想，也许更能发现事情的真实情况。
天津这个患者私自修改病历就诊，其实也没有了诚信。本来很多医院间检查可以互认的，这下如果考虑到患者有可能改病历，到新的医院又需要重查，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如果是艾滋患者手术，手术间、器械和术中防护都需要特殊处理；艾滋患者当做普通患者处理，这让当事的医护人员以及同一天连台手术的其他患者们情何以堪。我曾经经历过两次艾滋患者手术，说实话，确实会有些害怕，手术中小心翼翼，幸好术中没有发生误伤事件（外科医生和手术护士在手术中被误伤是非常常见的）。
其实现在并不是所有医院都有能力处理艾滋病患者相关的问题。我是赞成艾滋病患者到定点的医院去就诊的。定点医院接触此类患者比较多，了解比较充分，也就没有那么多排斥和歧视。每个地区应该有几家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作为定点医院。一般问题由专科医院解决，如果专科医院解决不了的可以和综合医院合作解决。
艾滋本可以不可怕，恐慌的是人的心灵。医护人员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对抗病魔。但是，医护人员的心不是坚硬如铁，也有玻璃的成分。要想让艾滋病患者获得平等权利，板子光打在医护人员身上恐怕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