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主政广东纪事:三年时间干了六年的工作 主导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
习仲勋主政广东纪事:三年时间干了六年的工作 主导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
重视实践深入基层
习仲勋到了广东以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旗帜鲜明地带领广东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习仲勋从当年6月开始，领导广东全省开展真理标准的 讨论，主持召开了为期将近一个月的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他在6月30日的总结讲话中强调：“最近报纸上有些文章要好好读，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 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
卢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习仲勋主持和支持的一系列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十分重要，这让广东干部群众摆脱了“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琚立铭表示，习仲勋本人非常注重实践，重视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他常说，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习仲勋主政广东不到三年时间内，几乎走遍了整个广东，全省各地市只剩下茂名没去。”
“十年浩劫”给广东造成了深重灾难，特别是经济工作的重心农业濒临崩溃。习仲勋经常深入到山区和农村，翻山越岭，深入田间、工厂、猪场，利用一切机会接触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广泛向社会做调查。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肇庆地委副书记的郭荣昌，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80年8月，习仲勋视察湛江地区，在电白县时，县委安排住在县委招待所， 招待所的下面是县委礼堂。他在休息的时候，听到下面吵吵闹闹，就问县委的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回答说，礼堂正在召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习 仲勋一听，立即提出要去参加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让当时的基层干部们非常感动，许多人说：“从来没有听过省委书记给我们作报告。”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仲勋还亲自挂帅，领导省委围绕大力发展农业这个工作重心，开始恢复和发展农村的多种形式经济责任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使广东农村经济从此进入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时期。
首次外出考察就到宝安调研
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到达广东后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选择了逃港现象最严重的宝安县，亲眼所见的情景，让他百感交集。
当时陪同习仲勋到宝安考察、时为南方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汉青回忆说：“那次考察是七八月份，可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习老看了非常不好受。”
在收容站里，习仲勋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对方老实回答 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做了一辈子群众工作，习仲勋已经看出，外逃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地经济极端贫困，这一点不解决，外逃就会一直持 续。
琚立铭认为，在宝安的这次考察对习仲勋的触动非常大，此后他为解决偷渡外逃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他认为防范外逃要标本兼治，‘标’，是采取反偷 渡外逃的专项斗争，这能一时奏效；‘本’，是要对外开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风。”
这之后，习仲勋派时任省计委副主任的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并整理出一份报告。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 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新型的边防城市。当年10月，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 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卢荻认为，从一定角度来说，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想法这时已经有了雏形。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仲勋在发言中提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 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以及开展“三来一补”等，他的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这更加坚定了他对外开放的决心。
参加完十一届三中全会，习仲勋回到广东后立即进行传达。琚立铭认为，习仲勋是一个思想十分解放的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正是有了这种作风，广东才能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习仲勋(1913－2002)，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中国GCD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 工作领导人。习仲勋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ZG党员。1930年至1932年在西北军中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至1936年在陕西、甘肃 领导农民运动，开展游击战争，曾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了粉碎敌人对陕甘边苏区的一、二、三次“围剿”战役。1936年至1943年任关中地委书 记、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等职。1943年至1949年任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ZG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政委，西北军区政委，与彭德 怀、贺龙同志一起参加领导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大西北的斗争。建国后曾任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西北土改委员会主任，领导了西北 地区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运动。1952年后任ZG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粉碎“四人帮”以后，任五届全国政协常委，ZG广东省委第一书 记、省革委会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广州部队第一政委。1981年6月，ZG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当选为ZG第 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2年5月22日因病逝世。
1978年4月5日，一位时隔16年重新“出山”的开国元勋，踏上广东的土地，出掌祖国的南大门。他就是习仲勋。
在这片南国土地上，时年65岁的习仲勋焕发青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一天当两天干。他走遍南粤大地，大胆实践，开拓创新，筹划推进广东的改革开放，主导了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习仲勋主政广东》执笔人之一卢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习仲勋主政广东不到三年的这段时间，正是广东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者，是中国当代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位重要人物。”
习仲勋也深深爱上了祖国南方的这片改革热土，把广东当作第二故乡，晚年一直在深圳居住，以热切的眼光注视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成长。
重新出山拼命工作
1978年初，考虑到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比较复杂，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中央决定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广东，由他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4月5日，习仲勋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他带着党中央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重托，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毅然踏上新的征程，精神抖擞地抵达南海之滨，投入到紧张而又崭新的工作。
这一天，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专程前往白云机场迎接，琚立铭和其他几位工作人员也在现场。时隔33年后，琚立铭在广州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时仍记忆犹新，当时的习仲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人显得很精神，干练，说话中气十足”。
琚立铭时任广东省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后来担任省委副秘书长，记录了不少习仲勋在广东主政时的活动。“习仲勋同志一来，就显得很着急。”他回忆 说，“有一天，我们在习仲勋同志家里，跟他一起散步，他说时间不多了，16年没有工作，大好年华都浪费了。”原来，从1962年起，因《刘志丹》小说冤 案，习仲勋饱受严重冲击和摧残，被流放河南洛阳16年。
多年后，已回中央工作的习仲勋1987年视察广东，忆起当初南下时感慨万千，“我再次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 踏实。”“心里不踏实”，是因为他当时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既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又要狠抓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更要筹划广东改革 开放，“杀出一条血路”创办特区。
琚立铭回忆说，“习仲勋来广东以后很拼命。中午不休息，晚上经常是凌晨一点才睡，要是打个盹的话，就到凌晨三点才睡，早上五六点又起床工作。上 卫生间的时候，都在批阅文件处理问题。他说，现在我要用一天的时间，干两天的工作，把损失的时间弥补过来。他在广东不到三年时间里，干的可能是平常人六年 的活”。
这位当时已经65岁的老一辈革命家，在遭受16年磨难之后，为何还有如此好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这一度让琚立铭很好奇。后来他才了解，习仲勋一 直坚持高强度的锻炼，即使在洛阳被关小房子，仍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开始脚步从1数到1万，而后再倒着走，从1万倒数到1。
琚立铭说，“他常说，我还要为党为人民再工作，我要锻炼身体，锻炼毅力。”
殚精竭虑主导特区建立
1979年5月11日到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中央工作组，赴粤、闽两地进行考察。5月14日，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向中央工作组作了详细的汇报，提出了试办进出口特区等初步设想。卢荻认为，正是这个时候，特区的想法逐渐浮出水面了。
6月6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9日，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报告。7 月15日，ZG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也就是“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央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 施，给地方以更多主动权。”
“50号文件让广东的干部群众无比兴奋，更让习仲勋看到其中的重要意义。”琚立铭至今还记得，9月13日至21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习仲 勋在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专门讲了贯彻中央50号文件问题，强调“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 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
琚立铭说，习仲勋当时担心一些同志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想不通，便要时任省委秘书长的杨应斌和时任副省长的黄静波，带着地委书记们去香港参观。地 委书记们到了香港之后，大吃一惊，此时香港高楼林立，商业繁荣，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参观，大家明显感到内地的落后，打开了眼界，找到了差距，也增强了对改 革开放的信心。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了。
习仲勋高度重视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的建设，经常听取三个特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琚立铭告诉记者，从1979年7月中央发出50号文件，到1980 年11月习仲勋调回中央工作，习仲勋殚精竭虑，工作起来“简直不知疲倦”。在此期间，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思想发动，使大家克服闭关自守的观念，成 立特区筹备处，负责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等等。
时任广东省委秘书长杨应斌认为，习仲勋主政广东虽只有两年八个月，但这恰恰是关键时刻，因此对后来广东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习仲勋带领广东人民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导了特区的建立，迈出了有深远意义的第一步。
(深圳特区报记者叶晓滨 叶志卫)
习老时时牵挂特区发展本报1999年1月1日关于习老的报道。
习仲勋，这位主导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为广东改革开放发挥奠基作用的开国元勋，晚年一直在深圳居住生活了近12年时间。近日，记者走进深圳迎宾馆，习老当年居住的兰园别墅，满眼绿色映入眼帘，花木葱茏依旧。
习老选择在深圳居住，或许是因为他最初踏上南粤大地的一个诺言。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记载：1978年4月6日，习仲 勋到达广东第二天，在省第四次党代会上讲话。他真挚地说，自己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习老一言九鼎，当他晚 年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职务上退下来后，就一直在深圳居住休息，兑现了把广东当作第二故乡的诺言。
现任深圳市接待办副处长的孟发国，当年是接待科长，长期在习老身边服务，承担着为习老拍照的工作，被习老亲切地称作“孟师傅”。见到记者，孟发 国脱口而出：从1990年10月9日到深圳休息，至2002年4月17日离开深圳返回北京，习老在深圳一共住了11年5个月零20天。“习老虽然是功勋卓 著的老一代革命家，但和蔼可亲，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很敬仰他，与老人家建立了深厚感情。这个准确的时间，是我一天天算出来的。”
“习老在深居住期间，总是牵挂着深圳的发展。”孟发国回忆说，他的生活非常规律，很少出门活动，但每天除了坚持散步以外，身边工作人员会给他读 至少三份报纸，这当中除《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再就是《深圳特区报》。有时候中央领导或省市的同志来看望他，每次习老都会说“大家共同努力，把深圳 建设好”。他常说，“深圳是小平同志种的一块试验田，现在苗长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言语中，表达了对深圳的支持和爱护。
孟发国回忆说，习老晚年在深居住，每到“七一”、“十一”或元旦新年，会专门给深圳市委市政府写信致贺词，对特区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欣慰，向广 大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的祝贺和问候，同时勉励深圳在党中央、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取得更大成绩。这些由习老亲笔签名的祝辞、贺词，有时会刊登在《深圳特区报》 上，让人看后很感动。有时候，习老想看看深圳的变化，就会让工作人员开车出去，看看地王大厦、滨河大道、深南大道等地，这个城市发展的一点一滴，都牵动着 他的心。
习老晚年参加的公开活动不多，但有三次活动，让孟发国印象深刻：一是赴北京出席国庆50周年庆典，一是出席深圳特区20周年庆典，一是出席1997年香港回归欢送驻港部队赴港晚会。其中，习老赴京参加国庆50周年活动前，还专门要孟发国拍了一张证件照。
人民永远深切怀念他
访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
“习仲勋一生就像一部跌宕起伏、气势磅礴的命运交响曲。高潮时，黄钟大吕，惊天动地；低潮时，弦声如丝，苍凉坚韧。”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卢荻指出，习仲勋是全国最早鲜明表达自己的观点，大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彰显了一个GCD员的坚定党性和 大无畏的精神。这对全省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分清是非，打破禁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端正思想路线，推动拨乱反正，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从而为实现 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习仲勋目光敏锐，视野开阔。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团结和带领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的重大决策，代表省委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ZG中央和中 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赞同。习仲勋殚精竭虑，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敢想敢干敢闯，大胆探索，积极实践，带领全省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终于越过急 流险滩，为全国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 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是习仲勋一生中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卢荻最后说，“习仲勋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人民永远深切地怀念他！”
他和深圳结下不解缘
“1978年第一次视察宝安之后，习老就和深圳结下了不解之缘。”深圳市史志办主任黄玲告诉记者。
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来到广东后首次外出考察，选择的就是到宝安县检查工作，先后视察了沙头角、罗芳、罗湖、皇岗、水围、渔农村、蛇口等 地，足迹几乎遍及后来的深圳特区。那次，习仲勋在调研时强调，要搞好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干，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也要 学习。时隔1年后，1979年6月，他再次来到深圳，检查关于制止偷渡外逃的工作。卢荻认为，这两次视察是习仲勋主政广东的一个重要节点，深圳香港两地巨 大的差距，触动他的内心萌发开放思想。
1987年2月，习仲勋时任ZG中央政治局委员，再临深圳视察。那次视察后他很高兴，表示深圳特区的建设出乎意料的好。黄玲告诉记者，这次考察 习仲勋还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认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不断总结经验，勇于开拓，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
1988年12月、1989年12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又两次来深圳考察。他说，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难免出现某些 失误，但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他还强调，特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此后，习仲勋还多次视察深圳或参加有关活动。在深圳居住休息后，2000年11月14日，习仲勋出席了深圳特区建立20周年庆祝大会，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
来源：深圳特区报
习仲勋主政广东纪事:三年时间干了六年的工作 主导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
重视实践深入基层
习仲勋到了广东以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旗帜鲜明地带领广东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习仲勋从当年6月开始，领导广东全省开展真理标准的 讨论，主持召开了为期将近一个月的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他在6月30日的总结讲话中强调：“最近报纸上有些文章要好好读，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 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
卢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习仲勋主持和支持的一系列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十分重要，这让广东干部群众摆脱了“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琚立铭表示，习仲勋本人非常注重实践，重视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他常说，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习仲勋主政广东不到三年时间内，几乎走遍了整个广东，全省各地市只剩下茂名没去。”
“十年浩劫”给广东造成了深重灾难，特别是经济工作的重心农业濒临崩溃。习仲勋经常深入到山区和农村，翻山越岭，深入田间、工厂、猪场，利用一切机会接触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广泛向社会做调查。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肇庆地委副书记的郭荣昌，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80年8月，习仲勋视察湛江地区，在电白县时，县委安排住在县委招待所， 招待所的下面是县委礼堂。他在休息的时候，听到下面吵吵闹闹，就问县委的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回答说，礼堂正在召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习 仲勋一听，立即提出要去参加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让当时的基层干部们非常感动，许多人说：“从来没有听过省委书记给我们作报告。”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仲勋还亲自挂帅，领导省委围绕大力发展农业这个工作重心，开始恢复和发展农村的多种形式经济责任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使广东农村经济从此进入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时期。
首次外出考察就到宝安调研
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到达广东后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选择了逃港现象最严重的宝安县，亲眼所见的情景，让他百感交集。
当时陪同习仲勋到宝安考察、时为南方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汉青回忆说：“那次考察是七八月份，可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习老看了非常不好受。”
在收容站里，习仲勋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对方老实回答 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做了一辈子群众工作，习仲勋已经看出，外逃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地经济极端贫困，这一点不解决，外逃就会一直持 续。
琚立铭认为，在宝安的这次考察对习仲勋的触动非常大，此后他为解决偷渡外逃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他认为防范外逃要标本兼治，‘标’，是采取反偷 渡外逃的专项斗争，这能一时奏效；‘本’，是要对外开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风。”
这之后，习仲勋派时任省计委副主任的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并整理出一份报告。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 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新型的边防城市。当年10月，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 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卢荻认为，从一定角度来说，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想法这时已经有了雏形。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仲勋在发言中提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 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以及开展“三来一补”等，他的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这更加坚定了他对外开放的决心。
参加完十一届三中全会，习仲勋回到广东后立即进行传达。琚立铭认为，习仲勋是一个思想十分解放的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正是有了这种作风，广东才能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习仲勋(1913－2002)，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中国GCD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 工作领导人。习仲勋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ZG党员。1930年至1932年在西北军中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至1936年在陕西、甘肃 领导农民运动，开展游击战争，曾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了粉碎敌人对陕甘边苏区的一、二、三次“围剿”战役。1936年至1943年任关中地委书 记、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等职。1943年至1949年任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ZG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政委，西北军区政委，与彭德 怀、贺龙同志一起参加领导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大西北的斗争。建国后曾任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西北土改委员会主任，领导了西北 地区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运动。1952年后任ZG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粉碎“四人帮”以后，任五届全国政协常委，ZG广东省委第一书 记、省革委会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广州部队第一政委。1981年6月，ZG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当选为ZG第 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2年5月22日因病逝世。
1978年4月5日，一位时隔16年重新“出山”的开国元勋，踏上广东的土地，出掌祖国的南大门。他就是习仲勋。
在这片南国土地上，时年65岁的习仲勋焕发青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一天当两天干。他走遍南粤大地，大胆实践，开拓创新，筹划推进广东的改革开放，主导了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习仲勋主政广东》执笔人之一卢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习仲勋主政广东不到三年的这段时间，正是广东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者，是中国当代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位重要人物。”
习仲勋也深深爱上了祖国南方的这片改革热土，把广东当作第二故乡，晚年一直在深圳居住，以热切的眼光注视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成长。
重新出山拼命工作
1978年初，考虑到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比较复杂，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中央决定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广东，由他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4月5日，习仲勋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他带着党中央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重托，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毅然踏上新的征程，精神抖擞地抵达南海之滨，投入到紧张而又崭新的工作。
这一天，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专程前往白云机场迎接，琚立铭和其他几位工作人员也在现场。时隔33年后，琚立铭在广州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时仍记忆犹新，当时的习仲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人显得很精神，干练，说话中气十足”。
琚立铭时任广东省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后来担任省委副秘书长，记录了不少习仲勋在广东主政时的活动。“习仲勋同志一来，就显得很着急。”他回忆 说，“有一天，我们在习仲勋同志家里，跟他一起散步，他说时间不多了，16年没有工作，大好年华都浪费了。”原来，从1962年起，因《刘志丹》小说冤 案，习仲勋饱受严重冲击和摧残，被流放河南洛阳16年。
多年后，已回中央工作的习仲勋1987年视察广东，忆起当初南下时感慨万千，“我再次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 踏实。”“心里不踏实”，是因为他当时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既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又要狠抓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更要筹划广东改革 开放，“杀出一条血路”创办特区。
琚立铭回忆说，“习仲勋来广东以后很拼命。中午不休息，晚上经常是凌晨一点才睡，要是打个盹的话，就到凌晨三点才睡，早上五六点又起床工作。上 卫生间的时候，都在批阅文件处理问题。他说，现在我要用一天的时间，干两天的工作，把损失的时间弥补过来。他在广东不到三年时间里，干的可能是平常人六年 的活”。
这位当时已经65岁的老一辈革命家，在遭受16年磨难之后，为何还有如此好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这一度让琚立铭很好奇。后来他才了解，习仲勋一 直坚持高强度的锻炼，即使在洛阳被关小房子，仍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开始脚步从1数到1万，而后再倒着走，从1万倒数到1。
琚立铭说，“他常说，我还要为党为人民再工作，我要锻炼身体，锻炼毅力。”
殚精竭虑主导特区建立
1979年5月11日到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中央工作组，赴粤、闽两地进行考察。5月14日，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向中央工作组作了详细的汇报，提出了试办进出口特区等初步设想。卢荻认为，正是这个时候，特区的想法逐渐浮出水面了。
6月6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9日，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报告。7 月15日，ZG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也就是“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央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 施，给地方以更多主动权。”
“50号文件让广东的干部群众无比兴奋，更让习仲勋看到其中的重要意义。”琚立铭至今还记得，9月13日至21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习仲 勋在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专门讲了贯彻中央50号文件问题，强调“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 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
琚立铭说，习仲勋当时担心一些同志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想不通，便要时任省委秘书长的杨应斌和时任副省长的黄静波，带着地委书记们去香港参观。地 委书记们到了香港之后，大吃一惊，此时香港高楼林立，商业繁荣，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参观，大家明显感到内地的落后，打开了眼界，找到了差距，也增强了对改 革开放的信心。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了。
习仲勋高度重视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的建设，经常听取三个特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琚立铭告诉记者，从1979年7月中央发出50号文件，到1980 年11月习仲勋调回中央工作，习仲勋殚精竭虑，工作起来“简直不知疲倦”。在此期间，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思想发动，使大家克服闭关自守的观念，成 立特区筹备处，负责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等等。
时任广东省委秘书长杨应斌认为，习仲勋主政广东虽只有两年八个月，但这恰恰是关键时刻，因此对后来广东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习仲勋带领广东人民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导了特区的建立，迈出了有深远意义的第一步。
(深圳特区报记者叶晓滨 叶志卫)
习老时时牵挂特区发展本报1999年1月1日关于习老的报道。
习仲勋，这位主导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为广东改革开放发挥奠基作用的开国元勋，晚年一直在深圳居住生活了近12年时间。近日，记者走进深圳迎宾馆，习老当年居住的兰园别墅，满眼绿色映入眼帘，花木葱茏依旧。
习老选择在深圳居住，或许是因为他最初踏上南粤大地的一个诺言。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记载：1978年4月6日，习仲 勋到达广东第二天，在省第四次党代会上讲话。他真挚地说，自己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习老一言九鼎，当他晚 年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职务上退下来后，就一直在深圳居住休息，兑现了把广东当作第二故乡的诺言。
现任深圳市接待办副处长的孟发国，当年是接待科长，长期在习老身边服务，承担着为习老拍照的工作，被习老亲切地称作“孟师傅”。见到记者，孟发 国脱口而出：从1990年10月9日到深圳休息，至2002年4月17日离开深圳返回北京，习老在深圳一共住了11年5个月零20天。“习老虽然是功勋卓 著的老一代革命家，但和蔼可亲，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很敬仰他，与老人家建立了深厚感情。这个准确的时间，是我一天天算出来的。”
“习老在深居住期间，总是牵挂着深圳的发展。”孟发国回忆说，他的生活非常规律，很少出门活动，但每天除了坚持散步以外，身边工作人员会给他读 至少三份报纸，这当中除《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再就是《深圳特区报》。有时候中央领导或省市的同志来看望他，每次习老都会说“大家共同努力，把深圳 建设好”。他常说，“深圳是小平同志种的一块试验田，现在苗长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言语中，表达了对深圳的支持和爱护。
孟发国回忆说，习老晚年在深居住，每到“七一”、“十一”或元旦新年，会专门给深圳市委市政府写信致贺词，对特区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欣慰，向广 大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的祝贺和问候，同时勉励深圳在党中央、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取得更大成绩。这些由习老亲笔签名的祝辞、贺词，有时会刊登在《深圳特区报》 上，让人看后很感动。有时候，习老想看看深圳的变化，就会让工作人员开车出去，看看地王大厦、滨河大道、深南大道等地，这个城市发展的一点一滴，都牵动着 他的心。
习老晚年参加的公开活动不多，但有三次活动，让孟发国印象深刻：一是赴北京出席国庆50周年庆典，一是出席深圳特区20周年庆典，一是出席1997年香港回归欢送驻港部队赴港晚会。其中，习老赴京参加国庆50周年活动前，还专门要孟发国拍了一张证件照。
人民永远深切怀念他
访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
“习仲勋一生就像一部跌宕起伏、气势磅礴的命运交响曲。高潮时，黄钟大吕，惊天动地；低潮时，弦声如丝，苍凉坚韧。”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卢荻指出，习仲勋是全国最早鲜明表达自己的观点，大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彰显了一个GCD员的坚定党性和 大无畏的精神。这对全省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分清是非，打破禁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端正思想路线，推动拨乱反正，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从而为实现 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习仲勋目光敏锐，视野开阔。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团结和带领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的重大决策，代表省委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ZG中央和中 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赞同。习仲勋殚精竭虑，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敢想敢干敢闯，大胆探索，积极实践，带领全省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终于越过急 流险滩，为全国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 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是习仲勋一生中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卢荻最后说，“习仲勋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人民永远深切地怀念他！”
他和深圳结下不解缘
“1978年第一次视察宝安之后，习老就和深圳结下了不解之缘。”深圳市史志办主任黄玲告诉记者。
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来到广东后首次外出考察，选择的就是到宝安县检查工作，先后视察了沙头角、罗芳、罗湖、皇岗、水围、渔农村、蛇口等 地，足迹几乎遍及后来的深圳特区。那次，习仲勋在调研时强调，要搞好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干，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也要 学习。时隔1年后，1979年6月，他再次来到深圳，检查关于制止偷渡外逃的工作。卢荻认为，这两次视察是习仲勋主政广东的一个重要节点，深圳香港两地巨 大的差距，触动他的内心萌发开放思想。
1987年2月，习仲勋时任ZG中央政治局委员，再临深圳视察。那次视察后他很高兴，表示深圳特区的建设出乎意料的好。黄玲告诉记者，这次考察 习仲勋还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认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不断总结经验，勇于开拓，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
1988年12月、1989年12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又两次来深圳考察。他说，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难免出现某些 失误，但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他还强调，特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此后，习仲勋还多次视察深圳或参加有关活动。在深圳居住休息后，2000年11月14日，习仲勋出席了深圳特区建立20周年庆祝大会，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
来源：深圳特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