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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悲哀：人民币打败了人民
颜昌海
2010年11月2日华商网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江西万载县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该县县委书记在课后如此批驳于建嵘：“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
江西省万载县与前不久因三人抗强拆自焚而声名大噪的宜黄县相距不远，更令人惊诧的是，万载县县委书记训斥于教授的话与“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名言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时下“强拆”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强拆的势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就在公众对强拆造成的社会恶果义愤填膺之时，不少地方的强拆依然故我，甚至还有令人痛心的自焚事件再次发生。
这些年，中国式的拆迁，总结起来，两句话：一，暴力，二，暴利，人民币打败了人民，很多地方官员充当了开发商的马前卒。有媒体报导说，云南省普洱市政府，打着“提升城市品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旗号，把市中心最繁华的黄金地段儿、包括建了才十多年的，甚至才几年的楼房，都纳入了“旧城改造”的范围。普洱市政府，还把签订拆迁协议的任务，分配到住户的所在单位，各单位成立了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单位领导担任第一责任人，并且实行层层包干，谁负责的范围里有人不签协议，那么这个责任人就得被通报、问责，甚至被免职；也就是说，政府用行政手段，给干部施压，很多住户，最后不得不在协议上签字。一位住户说：“领导说了，如果你不配合我，你就是砸我的饭碗，你要砸我的饭碗，那我只能先砸了你的饭碗。我也得养家b口。”有网民指出，为什么那些破旧、简陋的老街区，没纳入旧城改造，而这些并不算旧的房子却成了改造物件？不就是一个城区改造专案，政府为什么非要采取领导包干问责式的拆迁方式？其中的猫腻，就是牟取暴利。被拆迁的土地拍卖后，政府可以从开发商那儿得到30多亿元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国有这种制度，已经沦为政府敛财的工具。中国大陆的所谓“国有资产”，就是这样被官员们继续瓜分、鲸吞。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许多令人注目的地标性建筑和大量住宅频现“短命”被提前拆除，造成资源和环境的巨大浪费，城市记忆亦随之流逝。GDP的盲目崇拜、商业利益是造成目前大量建筑房屋短命的“杀手”。据人民网报道，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不久前表示，中国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在大陆各地，许多引人关注的地标性建筑在建成后不长的时间内就因为各种原因被提前拆除。2007年1月，曾经的西湖边最高楼浙江大学原湖滨校区3号楼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2009年2月，曾经的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沈阳夏宫被整体爆破，只有15岁的夏宫2秒钟内变成一堆废墟；2010年2月，南昌的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2010年5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20年的地标凯莱大酒店宣布将停业拆除；………而根据中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反观欧美等发达国家，其建筑设计使用年限同为50年，但平均使用寿命却长得多。如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统计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25年、85年、80年，城市里“百年老屋”随处可见。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建了十多年或几年的房子被炸掉，有的建成后还未使用就被炸掉，这些仍然能够长久使用的建筑变为废墟，无疑对资源和环境都是一场灾难。”以南昌五湖大酒店为例，据估算酒店拆除后将留下4万吨建筑垃圾，将占用大片垃圾填埋场地。人民网的报道说，正是在这场“拆了建、建了拆”的运动中，中国创造了两项世界第一：消耗了全球最多的水泥和钢材、生产出全球最多的建筑垃圾――每年高达4亿吨。
建设花钱、拆迁花钱，重建更是花钱；建筑用不了多久就面临被拆为废墟的命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届政府有一套规划；每一届领导上任时往往要“除旧布新”。之所以要“除旧布新”，无非是拆一次创造了GDP，再盖一次又创造了GDP。政府砸巨资重塑“包装”，名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旧城改造，实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名为拉动城市经济发展，实为重复建设以追求GDP，进而追求地方官员的政绩。在“政绩”的引导下，一些不该拆的房屋被大量拆除。如位于武汉的首义体育培训中心综合训练馆，投入使用仅仅10年便被拆除。其理由是该馆位于即将动工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和纪念碑之间，不得不为武汉耗资200亿打造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计划”而“献身”。但这种拆旧建新，带来的GDP增长是表面的，并没有实质性增加社会财富和经济价值。相反，不正常的拆建本身浪费了巨大的财富和资源，除了能带来政绩，对社会经济毫无益处。
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日前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目前考核党政干部政绩的GDP挂帅导致了地方政府大肆征地拆迁，是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认为目前各地的强制拆迁和土地征用已经成为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首因，也是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
暴力拆迁包括暴力征地，背后原因是一个土地拆迁和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强调一个地方要发展经济。GDP要上去，但地方上现在很多国营企业都垮掉了，经济怎么能够发展上去？就只有卖土地、建房子；建房子首先就要拆房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他通过这样一些卖土地或者建房子这些情况，地方上GDP才能上去，GDP上去了当然政绩就有了，才可能够升迁。从1993年中国政府实行干部考核体制以来，地方GDP实际上已经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个主要标准。
但现在，这种GDP驱动或者说GDP挂帅，已经开始带来恶果。为了单纯地追求GDP，它缺乏社会上的其他因素的平衡，就导致了权贵阶层通过掠夺土地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财政，以及来维持这种GDP的政绩。今天，地方的权贵集团为了维持地方当局的财政、政治上的升迁，就极大地损害集体土地所有权或者损害城市私有业主的产权，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当然背后还有更加深刻的政治因素。目前这种强制征收土地和暴力拆迁问题对正常生活秩序和经济自由发展具有毁灭性的打击，但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很多地方政府目前对于大肆征地拆迁，美其名曰“发展”、“城市化发展”、“农村改造”。日见报端的这些环境恶化问题、资源浪费问题，因为滥征乱拆导致的大量失地农民和城市搬迁居民的补偿不到位、没有得到安置，一味地追求GDP的发展，饱受质疑和批评。
在没有健全的人权意识得到有效建立、公民社会得到有效建立、人们的各种自由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自然对民众人权的侵犯和践踏一再发生也就不足为奇。比如，就在2010年11月2日，陕西安康市汉滨区委、区政府召开公开处理大会，17名阻挠重点工程建设的村民被刑事拘留；警方表示，公安机关将对企图通过要挟施工单位满足个人私欲、漫天要价的不法人员予以严厉打击。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司法已经堕落为镇压民权、掠夺民财的工具。
所以，虽然GDP思维表面上看是在重视社会的发展，但实际上由此带来的盲目发展和公权滥用确实是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危险。GDP思维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官吏因素的一个刺激性条件，比如观察访民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很多都是因为城市的拆迁、农村的征地这样造成的。实际上这个群体也是中国访民群体中最大数量的，而且是增加最快的群体。其实就算是中央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也不能够立即生效；这种惯性完全不可能被制止。因为除了有政治上的驱动之外，对于那些权贵集团也有个人利益的驱动因素存在。
从关注民生的角度，在介入经济发展当中应该如何保护环境、维护法律秩序、促进正常的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认为改变GDP的发展模式，可能就会有效地改善中国的稳定状况，这只是看到表象。深层问题是，在拆迁、在征地、上访的过程当中，访民们被抓、被打、被杀这些都是很严重的人权侵害。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官员他们有追求经济利益、追求GDP的这样一个利益驱动，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缺乏一个能够有效地保障和尊重人权这样一个体制。
于建嵘教授在700人的讲课中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的房子。吃饭的时候，县委书记告诉他；为了发展，就得拆！于建嵘教授回应：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书记回答：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把个于建嵘教授气得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有评论认为，这个县委书记相当的有水平，他看到了利害关系，相当的聪明！他看出来教授在抢占道德制高点：你说我在抢劫是不是？你手上饭碗里的食物，是不是我抢的结果一边享受着抢劫的结果，另一边骂抢劫不道德，两边的好处你都想占。
于建嵘教授不敢简单有力地回击这位县委书记：“您是说，我们本质上就是一个抢劫集团。你在前沿抢劫，我在山寨的大堂上分享你的抢劫结果。”他不敢讲，因为他是体制内的人，在体制内要尊重体制内的规则。
整个官僚集团的GDP财政也好，土地财政也罢，都是利益的驱使，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纠合。如果没有一个民主政治作为防范的措施来作为利益平衡的机制，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所以，并不是去除了GDP思维就能够达到真正维稳的目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体制对于社会稳定将会起到决定的作用。对于官员的评价分析，应该回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即官员的权力是属于人民的权力，不是属于一个所谓的上级的权力。真正的上级应该是人民。对官员的评价必须回到其所服务的人群当中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恢复到正常的状况。
颜昌海
2010年11月2日华商网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江西万载县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该县县委书记在课后如此批驳于建嵘：“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
江西省万载县与前不久因三人抗强拆自焚而声名大噪的宜黄县相距不远，更令人惊诧的是，万载县县委书记训斥于教授的话与“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名言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时下“强拆”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强拆的势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就在公众对强拆造成的社会恶果义愤填膺之时，不少地方的强拆依然故我，甚至还有令人痛心的自焚事件再次发生。
这些年，中国式的拆迁，总结起来，两句话：一，暴力，二，暴利，人民币打败了人民，很多地方官员充当了开发商的马前卒。有媒体报导说，云南省普洱市政府，打着“提升城市品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旗号，把市中心最繁华的黄金地段儿、包括建了才十多年的，甚至才几年的楼房，都纳入了“旧城改造”的范围。普洱市政府，还把签订拆迁协议的任务，分配到住户的所在单位，各单位成立了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单位领导担任第一责任人，并且实行层层包干，谁负责的范围里有人不签协议，那么这个责任人就得被通报、问责，甚至被免职；也就是说，政府用行政手段，给干部施压，很多住户，最后不得不在协议上签字。一位住户说：“领导说了，如果你不配合我，你就是砸我的饭碗，你要砸我的饭碗，那我只能先砸了你的饭碗。我也得养家b口。”有网民指出，为什么那些破旧、简陋的老街区，没纳入旧城改造，而这些并不算旧的房子却成了改造物件？不就是一个城区改造专案，政府为什么非要采取领导包干问责式的拆迁方式？其中的猫腻，就是牟取暴利。被拆迁的土地拍卖后，政府可以从开发商那儿得到30多亿元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国有这种制度，已经沦为政府敛财的工具。中国大陆的所谓“国有资产”，就是这样被官员们继续瓜分、鲸吞。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许多令人注目的地标性建筑和大量住宅频现“短命”被提前拆除，造成资源和环境的巨大浪费，城市记忆亦随之流逝。GDP的盲目崇拜、商业利益是造成目前大量建筑房屋短命的“杀手”。据人民网报道，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不久前表示，中国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在大陆各地，许多引人关注的地标性建筑在建成后不长的时间内就因为各种原因被提前拆除。2007年1月，曾经的西湖边最高楼浙江大学原湖滨校区3号楼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2009年2月，曾经的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沈阳夏宫被整体爆破，只有15岁的夏宫2秒钟内变成一堆废墟；2010年2月，南昌的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2010年5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20年的地标凯莱大酒店宣布将停业拆除；………而根据中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反观欧美等发达国家，其建筑设计使用年限同为50年，但平均使用寿命却长得多。如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统计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25年、85年、80年，城市里“百年老屋”随处可见。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建了十多年或几年的房子被炸掉，有的建成后还未使用就被炸掉，这些仍然能够长久使用的建筑变为废墟，无疑对资源和环境都是一场灾难。”以南昌五湖大酒店为例，据估算酒店拆除后将留下4万吨建筑垃圾，将占用大片垃圾填埋场地。人民网的报道说，正是在这场“拆了建、建了拆”的运动中，中国创造了两项世界第一：消耗了全球最多的水泥和钢材、生产出全球最多的建筑垃圾――每年高达4亿吨。
建设花钱、拆迁花钱，重建更是花钱；建筑用不了多久就面临被拆为废墟的命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届政府有一套规划；每一届领导上任时往往要“除旧布新”。之所以要“除旧布新”，无非是拆一次创造了GDP，再盖一次又创造了GDP。政府砸巨资重塑“包装”，名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旧城改造，实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名为拉动城市经济发展，实为重复建设以追求GDP，进而追求地方官员的政绩。在“政绩”的引导下，一些不该拆的房屋被大量拆除。如位于武汉的首义体育培训中心综合训练馆，投入使用仅仅10年便被拆除。其理由是该馆位于即将动工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和纪念碑之间，不得不为武汉耗资200亿打造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计划”而“献身”。但这种拆旧建新，带来的GDP增长是表面的，并没有实质性增加社会财富和经济价值。相反，不正常的拆建本身浪费了巨大的财富和资源，除了能带来政绩，对社会经济毫无益处。
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日前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目前考核党政干部政绩的GDP挂帅导致了地方政府大肆征地拆迁，是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认为目前各地的强制拆迁和土地征用已经成为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首因，也是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
暴力拆迁包括暴力征地，背后原因是一个土地拆迁和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强调一个地方要发展经济。GDP要上去，但地方上现在很多国营企业都垮掉了，经济怎么能够发展上去？就只有卖土地、建房子；建房子首先就要拆房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他通过这样一些卖土地或者建房子这些情况，地方上GDP才能上去，GDP上去了当然政绩就有了，才可能够升迁。从1993年中国政府实行干部考核体制以来，地方GDP实际上已经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个主要标准。
但现在，这种GDP驱动或者说GDP挂帅，已经开始带来恶果。为了单纯地追求GDP，它缺乏社会上的其他因素的平衡，就导致了权贵阶层通过掠夺土地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财政，以及来维持这种GDP的政绩。今天，地方的权贵集团为了维持地方当局的财政、政治上的升迁，就极大地损害集体土地所有权或者损害城市私有业主的产权，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当然背后还有更加深刻的政治因素。目前这种强制征收土地和暴力拆迁问题对正常生活秩序和经济自由发展具有毁灭性的打击，但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很多地方政府目前对于大肆征地拆迁，美其名曰“发展”、“城市化发展”、“农村改造”。日见报端的这些环境恶化问题、资源浪费问题，因为滥征乱拆导致的大量失地农民和城市搬迁居民的补偿不到位、没有得到安置，一味地追求GDP的发展，饱受质疑和批评。
在没有健全的人权意识得到有效建立、公民社会得到有效建立、人们的各种自由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自然对民众人权的侵犯和践踏一再发生也就不足为奇。比如，就在2010年11月2日，陕西安康市汉滨区委、区政府召开公开处理大会，17名阻挠重点工程建设的村民被刑事拘留；警方表示，公安机关将对企图通过要挟施工单位满足个人私欲、漫天要价的不法人员予以严厉打击。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司法已经堕落为镇压民权、掠夺民财的工具。
所以，虽然GDP思维表面上看是在重视社会的发展，但实际上由此带来的盲目发展和公权滥用确实是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危险。GDP思维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官吏因素的一个刺激性条件，比如观察访民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很多都是因为城市的拆迁、农村的征地这样造成的。实际上这个群体也是中国访民群体中最大数量的，而且是增加最快的群体。其实就算是中央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也不能够立即生效；这种惯性完全不可能被制止。因为除了有政治上的驱动之外，对于那些权贵集团也有个人利益的驱动因素存在。
从关注民生的角度，在介入经济发展当中应该如何保护环境、维护法律秩序、促进正常的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认为改变GDP的发展模式，可能就会有效地改善中国的稳定状况，这只是看到表象。深层问题是，在拆迁、在征地、上访的过程当中，访民们被抓、被打、被杀这些都是很严重的人权侵害。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官员他们有追求经济利益、追求GDP的这样一个利益驱动，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缺乏一个能够有效地保障和尊重人权这样一个体制。
于建嵘教授在700人的讲课中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的房子。吃饭的时候，县委书记告诉他；为了发展，就得拆！于建嵘教授回应：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书记回答：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把个于建嵘教授气得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有评论认为，这个县委书记相当的有水平，他看到了利害关系，相当的聪明！他看出来教授在抢占道德制高点：你说我在抢劫是不是？你手上饭碗里的食物，是不是我抢的结果一边享受着抢劫的结果，另一边骂抢劫不道德，两边的好处你都想占。
于建嵘教授不敢简单有力地回击这位县委书记：“您是说，我们本质上就是一个抢劫集团。你在前沿抢劫，我在山寨的大堂上分享你的抢劫结果。”他不敢讲，因为他是体制内的人，在体制内要尊重体制内的规则。
整个官僚集团的GDP财政也好，土地财政也罢，都是利益的驱使，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纠合。如果没有一个民主政治作为防范的措施来作为利益平衡的机制，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所以，并不是去除了GDP思维就能够达到真正维稳的目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体制对于社会稳定将会起到决定的作用。对于官员的评价分析，应该回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即官员的权力是属于人民的权力，不是属于一个所谓的上级的权力。真正的上级应该是人民。对官员的评价必须回到其所服务的人群当中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恢复到正常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