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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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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妇女泼辣性格之分析
程美信
一个民族的优秀离不开母亲的哺育。当一个社会的女性文化与母亲人格出现严重缺失，那么，这个民族不论在生理还是心理、行为还是思想、道德还是气质将不堪一击。换言之，中国人普遍的苟且软弱在于母爱不足和婴儿期障碍。毫无疑问，中国女性生态的内在缺失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的人格品质。由于中国女性的自然天性和母爱本能遭到父权宗法过度干扰以及破坏，使她们只剩下子宫生殖力和性交作用，丧失了母体原始（自然）精神力量。如果要使一个民族走向彻底堕落和道德败坏，首先将阻止他们获得正常母爱的心灵乳汁。
记得我八十年代初抵达内蒙古牧区时，草原母亲给我终生难忘的印象，她们是我在汉人社会所不可能遇到的母亲们，因为我们汉人母亲是一个非常狭隘而具体的母亲，草原母亲们则是所有孩子们的母亲。当她们面对一个流浪儿时，她们始终从另外一个女人、另一个母亲的感情立场出发，并将我当作她们的一个离家远走的孩子。我遇到几个不同年纪的草原母亲都大意表达出一致母爱之情：“孩子，你一人离家来这么老远，那会把你妈妈担心死了”。事实上，那时我已是一名２０岁老流浪儿了，我靠画人像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从没有遇到象草原母亲这种自然大地般的母性情怀，相反，汉人妇女普遍把我当成嫌疑犯和流串犯，当然也遇到善良的汉人，但比较草原母亲们则少得可怜，而且缺乏她们那种纯粹自然的母爱之情，至少她们没有丝毫怀疑我是“坏家伙”。这使我坚信：我们汉族（包括汉化少数民族，如壮苗南蛮）女人基本丧失了母爱天性和自然情感，她们无不是强大父权宗法的精神阉割物，除了子宫生殖力和性交器官之外，她们能够给予男人的性需要之外，还有就是繁衍的生殖力。即便一位再善良的汉人母亲，她们决不会把一个陌生孩子当作自己姐妹的孩子或者所有母亲们的孩子看待。严格的说，只有自家孩子才是真正的孩子。这种情感极端自私性与夫权宗法的极端性所完全一致，从而导致亲子与非亲子、继母与生母的分明经纬。
有“天才科学家”和“杀人魔鬼”之称的哈伯教授，他研发的氯气化学武器首次拉开人类大规模化学战争的序幕，1915年4月21日夜，伊普雷一役造成敌军5千多人死亡，一万五千多人中毒致伤，哈伯受到德皇嘉奖。哈伯夫人克拉克曾在科学事业上一心一意支持丈夫，当她了解到丈夫发明成果的杀伤力，作为充满母性之爱的女人以及所有母亲之一，她更能了解其他母亲在抚育生命的艰难以及失去丈夫、儿子与兄弟的悲痛。再当她反对丈夫从事杀人科研工资失败之后，她彻底绝望了，只好采取自杀来唤醒丈夫的人性良知。她的死终于哈伯放弃军事化学的研发，并致力于民用化学发展。哈伯夫人的表现是人类母亲的大地情怀，她们不仅是人类生命的子宫，更是爱力量之源泉和人格道德的摇篮。当一个社会女性的母爱被人为的阻止或抑制，那么这个社会永远都生活在恐怖与灾难之中，每个人生命随时可能遭到无情践踏。
此外，我在国外生活了少半生，感触更为良多，那就是西方女性始终保持女性天然固有情感方式和道德气质。即使在理性化、战士化的男人们看来：“女人就是善良的”；包括女性也普遍认定自己是“善良”的化身，并始终坚持做一个善良女人为人生最高追求，她们因此得到全社会普遍尊崇。西方的“女士优先”具有其内在的合理因素，海上船只均以女性命名，这种文化习俗不难看女性崇高的精神力量。在女性文化以及她们自然天性没有被彻底扼杀的社会里，男人不论有多么凶悍野蛮和理性残忍，他们面对女性有一种无法逾越的道德自卑感，那就是她们是人类的母亲，有着无法抗拒的力量（爱）。之所以，“女人是善良的”定语在斯堪地纳维亚社会流行得如似中国的成语，有着不可怀疑的价值认同，它是从母系社会一直根植人们心目中的观念判断。而父权宗法绝对化中国，“无毒不丈夫，最毒妇人心”和“唯女子小人难养”则根深蒂固，这种定性语式不仅是一种社会普遍偏见，它也是一个真实生活的折射，因为中国女人彻底丧失了善良天性和母爱力量，她们成为他性的生殖物，被亵渎和咒骂的对象。因为中国人只对自家母亲具有自私的尊敬感，对待别人母亲可以“操”字作为动词前缀。“操TMD”恰恰体现了母亲形象长期遭到亵渎的文化表现，或者说所有女性并没有在现实生活阻止孩子的诅咒母亲的习俗。
在苏联即将解体的前夜，军队受命开往莫斯科镇压示威市民，在坦克护卫下开向首都，一场血腥灾难临近人们的眼前；可俄罗斯妇女挺身而出，她们来到郊外公路上，以母亲的名义请求士兵们不要进莫斯科镇压民众；就在她们的恳求和阻挠之下，政府最高军事命令随之失效，致使苏联一夜间成为了历史。尽管苏联解体有内外诸多复杂因素，那跪卧在郊外公路的俄罗斯母亲们只是一个插曲小节，可它足以证明了女性在人们内心中崇高地位和道德号召力。试想，如果莫斯科郊外那一幕出现在中国，恐怕一切无济于事，用北京话说“该怎样怎样”。因为我们的母亲缺乏那种崇高的内在号召力，尽管她们有着人类母亲一样的天性，但限于强大父权与宗法改造，她们丧尽那种女性与母亲所的感召力。取而代之是“啊，祖国，母亲！”注意，“祖国”在解构学上一个纯粹男性权力概念，“示”跟祭祀有关，甲骨文本作“T”，象祭台形；“且”为男性之阳具。看过电影《平原游击队》，一位母亲从李向阳（游击队长）夺过手枪，亲自枪决了做汉奸的亲生儿子。这种大义灭亲的超自然道德的母亲行为，从本质是违法自然伦理和母爱天性，可政治说教使它被讴歌哄抬，可见父权文化和宗法道德对母亲天性的极大强暴，从父、从夫、从子，完全使她们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我尊严，使她们身上的寥寥母爱也极为扭曲。
尽管西方人存在“女人危险”的普遍说法，那囿于男性自身弱点而言的，因为他们经不起女性魅力诱惑。在中国女性则被认为是“祸水”，其本身具有邪恶性。事实上证明，欧洲历史较落后于东方国家，正是这种落后性使其社会保持一种原始性活力，女人的固有天性也保持在女性人格文化之中。如希腊罗马人比北欧人较早开化，受基督教文明影响相对较深北欧社会，女性原文化生态却明显弱于斯堪地纳维亚社会。即便在西方人看来，北欧女性是非常独立的，一度成为“性解放”代名词，这些都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一种误解。北欧女性社会生态受宗教束缚与父权强暴相对较浅，在男女平权和妇女解放方面，几乎没花多少努力便取得具有父权强大传统的文明古国所不可想象的成效。在斯堪地纳维亚的旧时乡村里，不分男女老幼，全裸露集中一起洗桑拿，夏天里则裸体晒日光浴，这些都由于恶劣自然气候所决定的社会习俗，这种纯朴的自然原生态风俗在过度开化的欧洲文明社会看来是“愚昧落后”和“伤风败俗”，其实，它不过是人性与健康的原生态。在身心不健康的过度开化和早熟老化的中国人看来，那是不可思议“性解放”。正如后儒家痛斥《郑风》尽是淫乱私奔之辞。可见，社会经验判断即便是一种荒谬偏见，但它往往是荒唐行为所促成的实际判断。
回到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来，可以通过大量事实说明许多问题。如当下中国剖腹产和奶粉养婴在都市中极为盛行，剖腹产的刀痕被被誉为中国当下新女性的时尚标志。这些，对于一名想成为母亲的西方女性来说，却是非常不得已的行为。尽管旧时欧洲贵族女性盛行奶妈代乳，其目的在于屈服父权社会之需要。此外，在没有特殊情况下，西方母亲都力求成为一名健康而自然的合格妈妈，母乳与自然顺产都有益加深母子感情的必要过程，也是一个母亲的幸福与荣耀。然而，中国当代母亲在没有健康必要情况下，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剖腹产和奶粉喂养；她们似乎都有充分理由觉得这样做，说穿了就是软弱和自私，如身材体形、夫妻感情、性爱质量、无痛苦等等，其中最重要的被动男性中心。
一位中国年轻妈妈一旦婚姻破裂或面临离婚，那便想方设法的抛掉孩子这个“小尾巴”，亲朋好友也纵容她这么做。之所以，中国小孩不仅对大人离异具有一种无形恐惧，还有父母再婚的继母或继父怀有“恐惧症”；这种恐惧感是真实生活的经验反映，并非孩子们空穴来风的心理恐惧感。因为在中国女人看来，非亲生孩子根本不是孩子，在非亲生父亲看来是“野种”。一旦遇生了残疾婴儿，他们往往被无情地抛弃（这里有计划生育政策因素），但是亲生母亲忍心抛弃亲生孩子，不仅外在压力，在道德上必须有一种超凡力量，至少其心理承受力和自我控制力是惊人的，可以用“铁石心肠”加以形容。这些也说明了，女人迫于夫权秩序和自身处境，不得不违背女性的自然天性和母爱本能，久而久之，它们造成了女性的一种内在缺失。
此外，中国从寡妇与离婚女性看到另一些问题。那就是一些寡妇要比离婚女性更具有强烈的母爱责任感，原因是她与亡夫的感情决定了她们对孩子的态度。同样，离婚女性缺失母爱也由于夫妻经历矛盾冲突所引发。当然，寡妇中试图摆脱孩子再婚也极为普遍，尤其在生计极为艰难的传统社会，加之宗法观念和血统香火的根深蒂固，这一极端导致女性本能或母亲自主性面临强大社会外力干预而无所适从。同时，我们从中国男性普遍不尊敬女性或歇斯底里的对女性蔑视中可以看出，由于中国女性普遍缺失的自然母爱，从而造成她们普遍不受长大成人之后男性的尊重；或者说，她们受尊重只限于自家子女；这与她们的母爱只局限于亲生子女的狭隘范围所得的报酬所一致，这也使她们毫无公共地位可言。中国的父母官之所以拼命大捞特捞，然后尽可能满足自家子女享受，这种自私儿狭隘动机完全符合中国宗法伦理。由于女性公共地位的微乎其微，中国人喜好或习惯说“操你娘”和“操他妈”就不足为奇。因为一名中国男人即使在家中得到母亲和姐妹百般疼爱，一旦到社会上则陷入一群刁蛮泼辣的女性包围之中，这种伤害将彻底破坏男性从自家母亲以及姐妹那里所得的感情温存。
无论在上海或北京，这些代表现代文明的中国大都市，路见女性骂街甩泼则是司空见惯。这种现象在日本、欧美和中东都极为罕见，虽然不乏有男女争吵，但男女性别底线则清晰有度，如女人打男人一个耳根并不算过分，但男人还手和主动打女人则极为罕见，同时，女人龇牙咧嘴和大骂山门却不多见。女人最掉价或最损自身尊严的就是做“泼妇”或“恶妇”，它直接威胁到所有女性形象和公共尊严。可这些在中国社会是肆无忌惮，女性甚至以狠、泼、刁和蛮为荣，将它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和生活策略。可以说，泼辣成为中国妇女一大性格特色，张星弛嬉剧中老鸨都是“母夜叉”，这种舞台形象充分刻写中国女性泼辣面。当然，这不能全怪女性，因为她们性别价值在极端夫权下遭到破坏。
骂山门可谓是传统中国妇女一大绝活，也可以誉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多年前，本人在天津火车站目睹两个售货员相互对骂，那情形令人刻骨铭心，双方以最恶毒刻薄的话语羞辱对方，我至今记得其中一位以羞辱自己的方式来羞辱对方，大意说“你信吗？我们扒了裤子躺在大街上比比看，保准有人先干我，你准是没人要”，原话是非常不堪入耳的，如此损人辱己的事情只有人格扭曲的中国女人才为可能。如果分析这种人格扭曲和性格分裂的行为现象，那就是中国女性的社会价值过于生理化，一旦成为妇人便彻底丧失其社会价值；或者说，她们价值只能限于家庭内部和生殖作用，从少女到妇人都是一个人格裂变的过程，容易走向破罐子破摔的生活极端。
中国当代女性普遍奉行“短命哲学”；那将年轻美貌当作一种交换筹码，能拽则拽，能娇则娇，能卖则卖，不仅社会将女性当作有限期支票，而且女性自身也在发挥她们身上有效期内的最大价值。通常一场普通婚礼就把男方在经济上拖垮，婚礼排场表现夫婿对女方尊重，结果酿成一场在女人身上的灾难，这种高规格的婚娶方式往往导致男性把妻子或女人当作货币对等物。事实上，它是女性生存空间和价值体现过于狭小所导致一种恶性现象，一方面是女性缺少独立自主性，被动于世俗价值和传统偏见；另一方面男性迫于社会习惯和女性虚荣所做出的兑现承诺，虽然男性看似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实际上也是受害者。因此，中国女性一旦婚后和成为妇女，普遍变得麻木不仁和泼辣刁蛮，它并不限于乡村女性，城市知识女性也不例外。
年前报道了一名复旦女博士在美国夏威夷遭到暴力事件，在网络上引起轰动性反响，并触及了民族情绪的敏感神经。由于后来媒体深入挖掘和报道，才清楚该女博士在酒店里跟与一名领团老头（同胞）因发票问题发生争吵，女博士拉着老人不放，酒店保安见状便过来帮助老人解脱，这不仅是他的工作，同时在美国人看来，天大事情都不能有肢体举动，何况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头发生肢体冲突。保安的出手结果被女博士视为一种敌意，由于体力根本不及男性，她采取了中国女性惯用手段（甩无赖）。据报道：女博士躺在地上用手足勾住该保安死死不放，可见那个保安极为被动，从体力上他不至于落得这种境地，后来警方出面才了结此事。从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到不了了之，尽管是一起孤立事件，但它说明了中国女性在两性生态策略上极为失败，不是缺乏教养那么简单，根本就没有女性文化，迫使她们使用最不得已手段捍卫自己的利益。这一切说明了中国女性自然本性和生存文化遭到彻底破坏的必然结果。如果让一位普通西方女人用体力去挑衅一个男人，在气质上、理智上、策略上和习惯上都不可能，那样最终结果是女人一败涂地。这可能是西方男女两性外在气质巨大差异产生一种男女规范秩序，形成“好男不与女斗”和“好女不与男斗”的稳定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女性自尊意识和自我意识非常薄弱，她们的泼辣和嘴臭使她们一生中吃了不少苦头。这种恶性关系是男女互相不敬所致，在一个具有女性文化生态的社会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从中国的女人骂女人、女人对待女人等方面发现：中国女性的生态文化是相当缺失的，包括历史上一些专对女性的酷刑就不难发现这一点。关于苏妲发明的种种对付女人酷刑暂且不说，因为毕竟属于传说，可传统中国的婆媳、妯娌、姑嫂关系一旦交恶起来，那是最可怕的人间炼狱。其次，中国继母的恶劣名声与实际继母作为则具有很大吻合性，类似继母虐待儿童事件均足见媒体报道。生存空间的狭小和社会价值的偏失使中国女性变得狭隘与刻薄，她们不可能象草原母亲那样对待一个孩子，更不会从另一个母亲立场去对待一个孩子；因为她们身上母爱天性遭到强大夫权宗法的干扰破坏，使她们社会行为与天性本能存在巨大裂痕。与此同时，她们性别价值与人格尊严也更局限他性范围，缺乏自我把握的价值判断，即怎样做女人和怎样的女人是适合女人自己，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女性来说极为困惑模糊的事情。诚然，包括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男性在内，他们全然需要权威驾驭并鞭打着他们生活。这也是民族奴性文化的根源要素。
以中国家庭教育为例，母亲很少向孩子灌输尊重女性和两性平等的思想观念。相反，“狐狸精”、“妖怪精”和“骚货”等字眼常常出自母亲之口。重男轻女偏见上，女性甚至比男性更为强烈。由于现实生活中的性别歧视极为严重，加剧了女性扭曲而自损的主观愿望。一个母亲生了五个儿子或者生了五个女儿，不仅在社会看法的巨大差异，在家庭经济和社会博弈也大不相同。因此，重男轻女具有社会实质因素，社会观念和女性自觉可以减少这种社会倾向的极端化。
可以说，在女性恶劣生态里成长的中国男人，不可能具有普遍尊重女性和懂得尊重女性的意识。因为在女人襁褓中就被灌输一种不利女性自身生态的偏见观念。这些也是女性内在健康生态和人格遭到破坏的必然结果。或者说，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社会状态，即在没有得到健康母爱的人群中，无论他们体格多么强壮和智力多么脑聪，其道德情商必然出现障碍。另一个精神现象分析，中国女性温柔的外表和坚韧的毅力，却隐藏着极端分裂的内在性格冲突，它是天性扭曲和人格裂变所引发一系列精神疾病。进一步说，这种女性群体中诞生的孩子，不仅缺失严格而正常的母爱，他们同时也不会成为尊重女性之人。
中国没有严格意义的女性文化和女性意识，她们的所思所为来自夫权的支配力量。诚然，这种夫权的支配力不是所有男性的，恰恰是一种文化权力意志、中国人所仰望崇拜的“王者风范”和“圣人之道”，尽管它是一种被无形虚拟的神格，但却是一种无限权威的秩序，中国人叫它“内圣外王”，霸道与仁慈、上帝与魔鬼是同体混合物，正是它吞噬了中国母亲的大地之魂，并感交造育了一个缺少母爱和没有人格的怪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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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信
一个民族的优秀离不开母亲的哺育。当一个社会的女性文化与母亲人格出现严重缺失，那么，这个民族不论在生理还是心理、行为还是思想、道德还是气质将不堪一击。换言之，中国人普遍的苟且软弱在于母爱不足和婴儿期障碍。毫无疑问，中国女性生态的内在缺失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的人格品质。由于中国女性的自然天性和母爱本能遭到父权宗法过度干扰以及破坏，使她们只剩下子宫生殖力和性交作用，丧失了母体原始（自然）精神力量。如果要使一个民族走向彻底堕落和道德败坏，首先将阻止他们获得正常母爱的心灵乳汁。
记得我八十年代初抵达内蒙古牧区时，草原母亲给我终生难忘的印象，她们是我在汉人社会所不可能遇到的母亲们，因为我们汉人母亲是一个非常狭隘而具体的母亲，草原母亲们则是所有孩子们的母亲。当她们面对一个流浪儿时，她们始终从另外一个女人、另一个母亲的感情立场出发，并将我当作她们的一个离家远走的孩子。我遇到几个不同年纪的草原母亲都大意表达出一致母爱之情：“孩子，你一人离家来这么老远，那会把你妈妈担心死了”。事实上，那时我已是一名２０岁老流浪儿了，我靠画人像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从没有遇到象草原母亲这种自然大地般的母性情怀，相反，汉人妇女普遍把我当成嫌疑犯和流串犯，当然也遇到善良的汉人，但比较草原母亲们则少得可怜，而且缺乏她们那种纯粹自然的母爱之情，至少她们没有丝毫怀疑我是“坏家伙”。这使我坚信：我们汉族（包括汉化少数民族，如壮苗南蛮）女人基本丧失了母爱天性和自然情感，她们无不是强大父权宗法的精神阉割物，除了子宫生殖力和性交器官之外，她们能够给予男人的性需要之外，还有就是繁衍的生殖力。即便一位再善良的汉人母亲，她们决不会把一个陌生孩子当作自己姐妹的孩子或者所有母亲们的孩子看待。严格的说，只有自家孩子才是真正的孩子。这种情感极端自私性与夫权宗法的极端性所完全一致，从而导致亲子与非亲子、继母与生母的分明经纬。
有“天才科学家”和“杀人魔鬼”之称的哈伯教授，他研发的氯气化学武器首次拉开人类大规模化学战争的序幕，1915年4月21日夜，伊普雷一役造成敌军5千多人死亡，一万五千多人中毒致伤，哈伯受到德皇嘉奖。哈伯夫人克拉克曾在科学事业上一心一意支持丈夫，当她了解到丈夫发明成果的杀伤力，作为充满母性之爱的女人以及所有母亲之一，她更能了解其他母亲在抚育生命的艰难以及失去丈夫、儿子与兄弟的悲痛。再当她反对丈夫从事杀人科研工资失败之后，她彻底绝望了，只好采取自杀来唤醒丈夫的人性良知。她的死终于哈伯放弃军事化学的研发，并致力于民用化学发展。哈伯夫人的表现是人类母亲的大地情怀，她们不仅是人类生命的子宫，更是爱力量之源泉和人格道德的摇篮。当一个社会女性的母爱被人为的阻止或抑制，那么这个社会永远都生活在恐怖与灾难之中，每个人生命随时可能遭到无情践踏。
此外，我在国外生活了少半生，感触更为良多，那就是西方女性始终保持女性天然固有情感方式和道德气质。即使在理性化、战士化的男人们看来：“女人就是善良的”；包括女性也普遍认定自己是“善良”的化身，并始终坚持做一个善良女人为人生最高追求，她们因此得到全社会普遍尊崇。西方的“女士优先”具有其内在的合理因素，海上船只均以女性命名，这种文化习俗不难看女性崇高的精神力量。在女性文化以及她们自然天性没有被彻底扼杀的社会里，男人不论有多么凶悍野蛮和理性残忍，他们面对女性有一种无法逾越的道德自卑感，那就是她们是人类的母亲，有着无法抗拒的力量（爱）。之所以，“女人是善良的”定语在斯堪地纳维亚社会流行得如似中国的成语，有着不可怀疑的价值认同，它是从母系社会一直根植人们心目中的观念判断。而父权宗法绝对化中国，“无毒不丈夫，最毒妇人心”和“唯女子小人难养”则根深蒂固，这种定性语式不仅是一种社会普遍偏见，它也是一个真实生活的折射，因为中国女人彻底丧失了善良天性和母爱力量，她们成为他性的生殖物，被亵渎和咒骂的对象。因为中国人只对自家母亲具有自私的尊敬感，对待别人母亲可以“操”字作为动词前缀。“操TMD”恰恰体现了母亲形象长期遭到亵渎的文化表现，或者说所有女性并没有在现实生活阻止孩子的诅咒母亲的习俗。
在苏联即将解体的前夜，军队受命开往莫斯科镇压示威市民，在坦克护卫下开向首都，一场血腥灾难临近人们的眼前；可俄罗斯妇女挺身而出，她们来到郊外公路上，以母亲的名义请求士兵们不要进莫斯科镇压民众；就在她们的恳求和阻挠之下，政府最高军事命令随之失效，致使苏联一夜间成为了历史。尽管苏联解体有内外诸多复杂因素，那跪卧在郊外公路的俄罗斯母亲们只是一个插曲小节，可它足以证明了女性在人们内心中崇高地位和道德号召力。试想，如果莫斯科郊外那一幕出现在中国，恐怕一切无济于事，用北京话说“该怎样怎样”。因为我们的母亲缺乏那种崇高的内在号召力，尽管她们有着人类母亲一样的天性，但限于强大父权与宗法改造，她们丧尽那种女性与母亲所的感召力。取而代之是“啊，祖国，母亲！”注意，“祖国”在解构学上一个纯粹男性权力概念，“示”跟祭祀有关，甲骨文本作“T”，象祭台形；“且”为男性之阳具。看过电影《平原游击队》，一位母亲从李向阳（游击队长）夺过手枪，亲自枪决了做汉奸的亲生儿子。这种大义灭亲的超自然道德的母亲行为，从本质是违法自然伦理和母爱天性，可政治说教使它被讴歌哄抬，可见父权文化和宗法道德对母亲天性的极大强暴，从父、从夫、从子，完全使她们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我尊严，使她们身上的寥寥母爱也极为扭曲。
尽管西方人存在“女人危险”的普遍说法，那囿于男性自身弱点而言的，因为他们经不起女性魅力诱惑。在中国女性则被认为是“祸水”，其本身具有邪恶性。事实上证明，欧洲历史较落后于东方国家，正是这种落后性使其社会保持一种原始性活力，女人的固有天性也保持在女性人格文化之中。如希腊罗马人比北欧人较早开化，受基督教文明影响相对较深北欧社会，女性原文化生态却明显弱于斯堪地纳维亚社会。即便在西方人看来，北欧女性是非常独立的，一度成为“性解放”代名词，这些都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一种误解。北欧女性社会生态受宗教束缚与父权强暴相对较浅，在男女平权和妇女解放方面，几乎没花多少努力便取得具有父权强大传统的文明古国所不可想象的成效。在斯堪地纳维亚的旧时乡村里，不分男女老幼，全裸露集中一起洗桑拿，夏天里则裸体晒日光浴，这些都由于恶劣自然气候所决定的社会习俗，这种纯朴的自然原生态风俗在过度开化的欧洲文明社会看来是“愚昧落后”和“伤风败俗”，其实，它不过是人性与健康的原生态。在身心不健康的过度开化和早熟老化的中国人看来，那是不可思议“性解放”。正如后儒家痛斥《郑风》尽是淫乱私奔之辞。可见，社会经验判断即便是一种荒谬偏见，但它往往是荒唐行为所促成的实际判断。
回到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来，可以通过大量事实说明许多问题。如当下中国剖腹产和奶粉养婴在都市中极为盛行，剖腹产的刀痕被被誉为中国当下新女性的时尚标志。这些，对于一名想成为母亲的西方女性来说，却是非常不得已的行为。尽管旧时欧洲贵族女性盛行奶妈代乳，其目的在于屈服父权社会之需要。此外，在没有特殊情况下，西方母亲都力求成为一名健康而自然的合格妈妈，母乳与自然顺产都有益加深母子感情的必要过程，也是一个母亲的幸福与荣耀。然而，中国当代母亲在没有健康必要情况下，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剖腹产和奶粉喂养；她们似乎都有充分理由觉得这样做，说穿了就是软弱和自私，如身材体形、夫妻感情、性爱质量、无痛苦等等，其中最重要的被动男性中心。
一位中国年轻妈妈一旦婚姻破裂或面临离婚，那便想方设法的抛掉孩子这个“小尾巴”，亲朋好友也纵容她这么做。之所以，中国小孩不仅对大人离异具有一种无形恐惧，还有父母再婚的继母或继父怀有“恐惧症”；这种恐惧感是真实生活的经验反映，并非孩子们空穴来风的心理恐惧感。因为在中国女人看来，非亲生孩子根本不是孩子，在非亲生父亲看来是“野种”。一旦遇生了残疾婴儿，他们往往被无情地抛弃（这里有计划生育政策因素），但是亲生母亲忍心抛弃亲生孩子，不仅外在压力，在道德上必须有一种超凡力量，至少其心理承受力和自我控制力是惊人的，可以用“铁石心肠”加以形容。这些也说明了，女人迫于夫权秩序和自身处境，不得不违背女性的自然天性和母爱本能，久而久之，它们造成了女性的一种内在缺失。
此外，中国从寡妇与离婚女性看到另一些问题。那就是一些寡妇要比离婚女性更具有强烈的母爱责任感，原因是她与亡夫的感情决定了她们对孩子的态度。同样，离婚女性缺失母爱也由于夫妻经历矛盾冲突所引发。当然，寡妇中试图摆脱孩子再婚也极为普遍，尤其在生计极为艰难的传统社会，加之宗法观念和血统香火的根深蒂固，这一极端导致女性本能或母亲自主性面临强大社会外力干预而无所适从。同时，我们从中国男性普遍不尊敬女性或歇斯底里的对女性蔑视中可以看出，由于中国女性普遍缺失的自然母爱，从而造成她们普遍不受长大成人之后男性的尊重；或者说，她们受尊重只限于自家子女；这与她们的母爱只局限于亲生子女的狭隘范围所得的报酬所一致，这也使她们毫无公共地位可言。中国的父母官之所以拼命大捞特捞，然后尽可能满足自家子女享受，这种自私儿狭隘动机完全符合中国宗法伦理。由于女性公共地位的微乎其微，中国人喜好或习惯说“操你娘”和“操他妈”就不足为奇。因为一名中国男人即使在家中得到母亲和姐妹百般疼爱，一旦到社会上则陷入一群刁蛮泼辣的女性包围之中，这种伤害将彻底破坏男性从自家母亲以及姐妹那里所得的感情温存。
无论在上海或北京，这些代表现代文明的中国大都市，路见女性骂街甩泼则是司空见惯。这种现象在日本、欧美和中东都极为罕见，虽然不乏有男女争吵，但男女性别底线则清晰有度，如女人打男人一个耳根并不算过分，但男人还手和主动打女人则极为罕见，同时，女人龇牙咧嘴和大骂山门却不多见。女人最掉价或最损自身尊严的就是做“泼妇”或“恶妇”，它直接威胁到所有女性形象和公共尊严。可这些在中国社会是肆无忌惮，女性甚至以狠、泼、刁和蛮为荣，将它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和生活策略。可以说，泼辣成为中国妇女一大性格特色，张星弛嬉剧中老鸨都是“母夜叉”，这种舞台形象充分刻写中国女性泼辣面。当然，这不能全怪女性，因为她们性别价值在极端夫权下遭到破坏。
骂山门可谓是传统中国妇女一大绝活，也可以誉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多年前，本人在天津火车站目睹两个售货员相互对骂，那情形令人刻骨铭心，双方以最恶毒刻薄的话语羞辱对方，我至今记得其中一位以羞辱自己的方式来羞辱对方，大意说“你信吗？我们扒了裤子躺在大街上比比看，保准有人先干我，你准是没人要”，原话是非常不堪入耳的，如此损人辱己的事情只有人格扭曲的中国女人才为可能。如果分析这种人格扭曲和性格分裂的行为现象，那就是中国女性的社会价值过于生理化，一旦成为妇人便彻底丧失其社会价值；或者说，她们价值只能限于家庭内部和生殖作用，从少女到妇人都是一个人格裂变的过程，容易走向破罐子破摔的生活极端。
中国当代女性普遍奉行“短命哲学”；那将年轻美貌当作一种交换筹码，能拽则拽，能娇则娇，能卖则卖，不仅社会将女性当作有限期支票，而且女性自身也在发挥她们身上有效期内的最大价值。通常一场普通婚礼就把男方在经济上拖垮，婚礼排场表现夫婿对女方尊重，结果酿成一场在女人身上的灾难，这种高规格的婚娶方式往往导致男性把妻子或女人当作货币对等物。事实上，它是女性生存空间和价值体现过于狭小所导致一种恶性现象，一方面是女性缺少独立自主性，被动于世俗价值和传统偏见；另一方面男性迫于社会习惯和女性虚荣所做出的兑现承诺，虽然男性看似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实际上也是受害者。因此，中国女性一旦婚后和成为妇女，普遍变得麻木不仁和泼辣刁蛮，它并不限于乡村女性，城市知识女性也不例外。
年前报道了一名复旦女博士在美国夏威夷遭到暴力事件，在网络上引起轰动性反响，并触及了民族情绪的敏感神经。由于后来媒体深入挖掘和报道，才清楚该女博士在酒店里跟与一名领团老头（同胞）因发票问题发生争吵，女博士拉着老人不放，酒店保安见状便过来帮助老人解脱，这不仅是他的工作，同时在美国人看来，天大事情都不能有肢体举动，何况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头发生肢体冲突。保安的出手结果被女博士视为一种敌意，由于体力根本不及男性，她采取了中国女性惯用手段（甩无赖）。据报道：女博士躺在地上用手足勾住该保安死死不放，可见那个保安极为被动，从体力上他不至于落得这种境地，后来警方出面才了结此事。从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到不了了之，尽管是一起孤立事件，但它说明了中国女性在两性生态策略上极为失败，不是缺乏教养那么简单，根本就没有女性文化，迫使她们使用最不得已手段捍卫自己的利益。这一切说明了中国女性自然本性和生存文化遭到彻底破坏的必然结果。如果让一位普通西方女人用体力去挑衅一个男人，在气质上、理智上、策略上和习惯上都不可能，那样最终结果是女人一败涂地。这可能是西方男女两性外在气质巨大差异产生一种男女规范秩序，形成“好男不与女斗”和“好女不与男斗”的稳定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女性自尊意识和自我意识非常薄弱，她们的泼辣和嘴臭使她们一生中吃了不少苦头。这种恶性关系是男女互相不敬所致，在一个具有女性文化生态的社会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从中国的女人骂女人、女人对待女人等方面发现：中国女性的生态文化是相当缺失的，包括历史上一些专对女性的酷刑就不难发现这一点。关于苏妲发明的种种对付女人酷刑暂且不说，因为毕竟属于传说，可传统中国的婆媳、妯娌、姑嫂关系一旦交恶起来，那是最可怕的人间炼狱。其次，中国继母的恶劣名声与实际继母作为则具有很大吻合性，类似继母虐待儿童事件均足见媒体报道。生存空间的狭小和社会价值的偏失使中国女性变得狭隘与刻薄，她们不可能象草原母亲那样对待一个孩子，更不会从另一个母亲立场去对待一个孩子；因为她们身上母爱天性遭到强大夫权宗法的干扰破坏，使她们社会行为与天性本能存在巨大裂痕。与此同时，她们性别价值与人格尊严也更局限他性范围，缺乏自我把握的价值判断，即怎样做女人和怎样的女人是适合女人自己，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女性来说极为困惑模糊的事情。诚然，包括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男性在内，他们全然需要权威驾驭并鞭打着他们生活。这也是民族奴性文化的根源要素。
以中国家庭教育为例，母亲很少向孩子灌输尊重女性和两性平等的思想观念。相反，“狐狸精”、“妖怪精”和“骚货”等字眼常常出自母亲之口。重男轻女偏见上，女性甚至比男性更为强烈。由于现实生活中的性别歧视极为严重，加剧了女性扭曲而自损的主观愿望。一个母亲生了五个儿子或者生了五个女儿，不仅在社会看法的巨大差异，在家庭经济和社会博弈也大不相同。因此，重男轻女具有社会实质因素，社会观念和女性自觉可以减少这种社会倾向的极端化。
可以说，在女性恶劣生态里成长的中国男人，不可能具有普遍尊重女性和懂得尊重女性的意识。因为在女人襁褓中就被灌输一种不利女性自身生态的偏见观念。这些也是女性内在健康生态和人格遭到破坏的必然结果。或者说，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社会状态，即在没有得到健康母爱的人群中，无论他们体格多么强壮和智力多么脑聪，其道德情商必然出现障碍。另一个精神现象分析，中国女性温柔的外表和坚韧的毅力，却隐藏着极端分裂的内在性格冲突，它是天性扭曲和人格裂变所引发一系列精神疾病。进一步说，这种女性群体中诞生的孩子，不仅缺失严格而正常的母爱，他们同时也不会成为尊重女性之人。
中国没有严格意义的女性文化和女性意识，她们的所思所为来自夫权的支配力量。诚然，这种夫权的支配力不是所有男性的，恰恰是一种文化权力意志、中国人所仰望崇拜的“王者风范”和“圣人之道”，尽管它是一种被无形虚拟的神格，但却是一种无限权威的秩序，中国人叫它“内圣外王”，霸道与仁慈、上帝与魔鬼是同体混合物，正是它吞噬了中国母亲的大地之魂，并感交造育了一个缺少母爱和没有人格的怪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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