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还记得卓长仁吧,我回忆一下:
1983年5月5日,卓长仁、姜洪军与四名同伙在万里高空,用手枪对准了中国民航296号客机机长王仪轩,此时飞机上已有两名机组人员遭受枪伤,胁迫之下,这架原本计划从沈阳东塔机场飞往上海的飞机迫降于南朝鲜(1992年,中韩建交公报签署,随后称其为韩国)
春川机场,飞机上共有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人,乘客中有3名日本人。
一时间,举国震动,此为中国劫机“第一案”。
6人武力劫机
“不听命令要叫全机同归于尽”
1983年5月16日,劫机事件发生11天后,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在有10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招待会上,介绍了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客机被武力劫持,以及中国民航工作组赴南朝鲜处理这一事件的情况。
记者招待会上,296号客机机长王仪轩就坐在沈图旁边。据新华社报道,如今已经是东北航空公司董事长的王仪轩当时回忆事件经过时说,5日上午11时20分左右,他驾驶的296号三叉戟客机正在按照正常的航线平稳地飞行,当飞机飞临山东半岛的海面上空时,混在旅客中的以卓长仁为主凶的6名劫机者,突然冲到飞机的驾驶舱前,朝紧闭的驾驶舱舱门开枪,随即踢开舱门,持枪闯入驾驶舱,对着驾驶舱内的机组人员射击。
王仪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曾表示,卓长仁等劫机罪犯拥有2支7.60口径的手枪,在劫机过程中总共开过8枪。296号客机当天上午8时15分由沈阳起飞,升空不久因机件故障飞回沈阳检修,10时47分再度起飞,11时32分在大连上空被劫持,13时59分飞越“三八线”,14时10分降落在春川机场。
王仪轩和乘务员程梅事后都谈到,劫机者把枪口对准正、副驾驶两人的脑袋两侧后边,胁迫飞机降低高度,改变航向,并曾凶恶地表示“不听命令,我要叫你全机同归于尽。”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卓长仁等人多次用手枪指着王仪轩的头,强行乱推驾驶杆,使飞机忽升、忽降,从9000米的高度骤然降到离海平面只有600米,造成剧烈颠簸,随时都可能机毁人亡。
迫降南朝鲜
罪犯控制飞机8小时后缴械
飞机进入南朝鲜上空后,南朝鲜军用飞机起飞拦截,在这种情况下,驾驶员被迫降落在南朝鲜的春川机场。飞机降落后,6名罪犯武装控制飞机和人员近8个小时之久,最后向南朝鲜当局缴械,机组和旅客才摆脱人质状态。
中方同南朝鲜方面于10日签署了同意把旅客、机组和飞机送返中国的备忘录。
当天下午,全体中国旅客和9名机组人员回到上海。回国人员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时,受到200多人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民航总局副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均前来接机。
一位旅客在下飞机时对媒体说:“在汉城,有人问我们愿意到哪里去?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定要回到祖国!”也正是这个时候,降落在春川机场的296号客机已经飞往汉城金浦国际机场,几天后回国。
公安部门事后通报,6名武装劫机者分别是:卓长仁(原为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统配产品科汽车计划员)、姜洪军、安卫建(两人原为沈阳体育学院的工作人员)、王彦大(原为沈阳市于洪区陵东公社上岗大队第四生产队金属结构厂业务员)、吴云飞(原是广东省琼海县温泉公社农场工人)、高东平(卓长仁姘妇),他们均为犯有盗窃枪支弹药、伪造证件、投机诈骗等罪行的刑事犯罪分子。
然而,关于6名罪犯的处理,双方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中国方面坚持,卓长仁等6名罪犯在劫机以前已犯了窃枪潜逃等罪行,而且武力劫持民航飞机是国际上公认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因此要求南朝鲜当局将6名劫机罪犯交由中国司法机关依法惩处,南朝鲜方面则表示要按他们的法律处理。
然而事件发生之后,台湾当局公然称赞劫机罪行为“起义”,并表示“欢迎机上人员赴台”,台湾当局频繁活动,对南朝鲜当局施加压力,计划派遣一个由18人组成的所谓“律师代表团”飞赴汉城,企图把6名劫机罪犯遣送至台湾。
在各方博弈之下,5月22日南朝鲜最高法院对卓长仁等6名罪犯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对他们分别判处四至六年徒刑的原判。
劫机暴露安保弱点漏洞
中国空中安全员就此诞生劫机事件发生之后,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的通报曾对事件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当中除了用“不正之风掩盖着反革命活动,反革命分子利用了不正之风”和“敌情观念淡薄”这些今天看来稍显陌生的字眼外,还罕见地直言“这次劫机事件也暴露了我们公安队伍涣散无力,治安保卫工作上有许多弱点和漏洞”。
在1983年的中国,卓长仁事件并非孤例。
1983年4月从司法部调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回忆说,在其刚刚上任的前后几个月内先是出现杀死十名、杀伤十一名解放军、公安干警和普通群众的“二王”事件,各地又陆续有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发生,包括劫机事件在内的多重压力让刘复之将当时的社会秩序表达为“妇女不敢在夜晚上班,父母牵挂儿女,群众失去安全感,党内党外反应强烈”。
7月19日上午9时,刘复之受约前往北戴河看望邓小平,后者以他惯有的坚决说:“在3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
我们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一个半月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这就是让无数经历过那一时代的人记忆深刻的”严打“。
6罪犯被送至台湾
“反共义士”受冷落绑架杀人被枪决
就在国内反思劫机事件暴露的制度短板之时,卓长仁等人的个人命运也正在发生巨变。
1984年8月13日,南朝鲜方面宣布对卓长仁等六名罪犯“停止服刑”,“驱逐出境”,并于当天将他们送往台湾。
更为嘲讽的是,这6名刑事罪犯被台湾当局称为“投奔自由的反共义士”,并被赠与巨额黄金作为“奖励”。
曾有媒体形容卓长仁与同伙刚到台湾的生活为“彩带加身,好不风光”,6名劫机犯到达台湾后,蒋经国亲自“召见”,并指示所谓的“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安排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学习,“以使6人在台湾一生都过得无忧无虑”。
在卓长仁事件的示范下,台湾似乎一时成为劫机者的天堂。到了1993年,中国大陆共有10架民航客机被歹徒劫持,全部飞往台北桃园国际机场,这一年也被称为“劫机年”。
并无学术专长的卓长仁先被安排在“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当“研究员”,后“留职停薪”被安排到台军“政战学校”“深造”。据台湾有关方面统计的数据,卓长仁曾在台北等地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工厂、学校、机关及台军中发表近百场反共演说。
一度在台北拥有千坪以上的土地的卓长仁最初生活堪比富豪,但他很快将其挥霍,加之两岸关系已发生微妙变化,他已渐渐失去政治宣传的价值。卓长仁先是被“政战学校”抛弃,随后又被“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停职停薪,生活迅速陷入困境。
1991年7月,卓长仁、姜洪军商议进行绑架,目标为台北市国泰综合医院副院长王欲明之子王俊杰,并且先将其杀害再勒索赎金新台币5000万元。同年11月事情败露,卓长仁随后被判处死刑。
2001年,赴刑场时卓长仁坚持身着18年前劫机到南朝鲜时的衣服。翌日,台湾媒体评论道:“昔日名利双收的‘反共义士’,如今步入刑场,自由的真谛为何,值得吾人深省”。
http://www.dzwww.com/2009/hrh/40/1983/2009...701_48602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