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再次走到转折点 (1人在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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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再次走到转折点

随着11月8日的临近，社会各界期盼重启改革的呼声骤然高涨。

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中，以相当篇幅论述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其具有“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加以推进”；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9月29日国庆招待会上，温家宝也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10月16日，ZG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秋实”的署名文章《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11月3日，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撰文呼吁：“改革不可废，承诺不可弃”。被誉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的吴敬琏先生在9月初也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忠言逆耳利于行。新一届政府能否对形势做出准确判断，并重启改革进程，攸关下一个十年的社会稳定。

回顾中国1949年建国以来走过的历程，中国经历了三次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但每次都幸运地通过改革化险为夷。

第一次历史转折点：建国前三十年，中国以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取代经济建设，并在经济领域实行浪漫主义路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50年代的“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到60－70年代的上山下乡、文革浩劫，最终把中国经济与社会推向了崩溃边缘。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等ZG第二代领导集体大胆提出“改革开放”战略，“拨乱反正”，使中国迅速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在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承包制与股份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商品价格市场化、引进外资，都极大激发了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中国经济迎来了第一次高速增长。

第二次历史转折点：由于国企改革的局限性，以及计划经济政策与萌动的市场力量的巨大不适应，80年代末中国经济再度陷入困境。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发动“南巡”，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羁绊，促使1992年ZG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由此，市场经济的洪流终于冲突意识形态的堤坝而一发不可阻遏。随即，中国经济爆发了第二次高速增长。

第三次历史转折点：90年代中期，刚战胜20％以上通货膨胀率的中国经济，又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由于国有企业和银行体系普遍的“软约束”，亏损面不断扩大，“三角债”愈演愈烈。到90年代末，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超过30％，事实上已经“技术性破产”。华裔学者章家敦2001年所著《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代表了当时弥漫的“中国悲观论”。面对巨大的压力，朱F基启动了国企“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股份制改造、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并全面转向“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同时，实行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国退民进”，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企业在跨国公司面前不堪一击的”悲观心理，中央政府仍拍板决定加入WTO（俄罗斯2012年才加入WTO，比中国晚了十年）。事后看，这“放手一搏”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关键一跃：入世的巨大压力转化成了推进国内各项改革的强大动力。中国企业不仅没有在入世后被打垮，反而抓住“与高手过招”的机会通过学习与变革实现了涅。可以说，90年代的全方位经济改革和2001年入世，成就了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黄金十年。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刘胜军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yake]

眼下，中国已经迎来了第四次历史转折点。一方面，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GDP跃居世界第二；但另一方面，经济和社会矛盾也迅速积累，“几乎到了临界点”。

经济和社会矛盾的积累，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必须看到，中国制造业的主要竞争优势来源于低成本，而这种低成本又主要得益于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例如对环境污染的漠视、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不足、利率管制导致的资本成本低估等等。二是市场化改革的不到位。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政府依然保留了过多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如国企、土地出让金等）和行政审批权（如发改委、证监会的IPO审批制等）。最初，这种“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模式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的腾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们发现这种模式是寻租的理想路径。于是，在利益的裹挟之下，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不断加深，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国进民退”等令人忧虑的现象。

当下的经济与社会矛盾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环境污染成本巨大。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中国的水和空气污染成本》报告指出，水与空气污染成本高达GDP的5.8%。从大连到什邡、启东、宁波，与此相关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第二、腐败现象难以遏制。根据王小鲁的研究，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为当年GDP的17％。这也在“房叔”、“表哥”等落马官员惊人的财产和房产数量上得到了感性的验证。第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引发仇富情绪。中国基尼系数不仅超过了0.45的国际警戒线，也超过了以贫富悬殊著称的美国。同时，大量企业家把寻租作为致富的“快捷键”，更诱发了普遍的仇富心态。第四、法治的边缘化。由于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的倾向，法治屡屡给经济发展让路。结果带来了执法的虚化，甚至引发了食品安全危机和环境污染危机。由于司法独立性受到行政力量强烈干扰，公众对司法体系信任度急剧下降，出现了大量上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

薄熙来主导的“唱红打黑”虽然收场，但也警示人们，必须关注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危险性。如果不能通过体制改革及时疏导和缓和社会矛盾，民众的不满情绪就有可能转化成破坏性力量。

10月16日的《求是》文章也三次引用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的讲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可以说，中国经济当下已迎来第四次历史转折点。与前三次历史转折点相比，当下的挑战更为严峻：1978年改革可谓人心所向，几乎没有阻力，属于“人人受益、无人受损”的帕雷托改进；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主要障碍来自意识形态领域，靠邓小平的远见和个人魅力一举攻克；90年代的全面改革和入世，是包括银行在内的国企全面亏损压力之下的背水一战。相比之下，眼下的中国经济，一方面国企和政府部门财务状况良好，缺乏推进改革的“体制内动力”；另一方面，过去十年庞大的利益集团迅速崛起，成为进一步改革的最大阻力。对此，决策者须有清醒认知。

重启改革议程，进行清晰的“顶层设计”，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界定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不仅顺乎民意，更关系到中国下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诚然，改革会遭遇既得利益的阻挠，也会存在风险。但我们已没有其他选择项。期待“XXX”成为中国顺利渡过改革“深水区”，开启第四次历史转折点的契机，为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打开体制的空间。

 

[mmcyp]

改革、改革，为何胡温到了谢幕的一瞬间才灵光一现？是良心发现？抑或心血来潮？也许想打太极吧？・・・・・改革、改革，在时下的国富民穷、基尼系数远超0.4的警戒线的背景下，谈何容易！先去问问既得利益集团它答不答应？！・・・・・・洗洗睡去吧・・・・・・无聊啊！

 

[@我电白]

利益集团摸着石头却不肯过河,改什么革？
TMD，毛右要普世价值,毛左要重推毛泽东思想，中国永远都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司马头陀]

最成功的一次是96年的那次，朱F基总理纵观全局，大胆改革。不但没影响经济发展，还还清了历史遗留的基金会的欠账，大大的鼓舞了人心，全国职工工资也进行了3次大幅度提高，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总理难得呀！

 

[星禅]

只有醒着的人说话，人家可能才会听。没醒的人说话，人家当是梦话。

 

[星禅]

只有醒着的人说话，人家可能才会听。没醒的人说话，人家当是梦话。

 

[hgslp]

文有点长

 

[?潘咳松]

不懂老邓那句不坚持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还卑鄙的认为,包括他在内,现在还有多少人懂什么叫社会主义,放在教科书上哄哄小孩子还行.

 

[自由主义]

QUOTE(司马头陀 @ 2012年11月06日 Tuesday, 08:31 PM)
最成功的一次是96年的那次，朱F基总理纵观全局，大胆改革。不但没影响经济发展，还还清了历史遗留的基金会的欠账，大大的鼓舞了人心，全国职工工资也进行了3次大幅度提高，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总理难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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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朱当年还是有魄力的，革命革到利益者头上时，他们不干了。

 

[?潘咳松]

那个XX主义,改为证明失败的为了政权需要可以为当权者任意篡改的变色龙主义比较恰当.

 

[星禅]

什么主义都是浮云，让人活着像一个人才是硬道理。

 

[道义有刀]

QUOTE(星禅 @ 2012年11月06日 Tuesday, 10:23 PM)
什么主义都是浮云，让人活着像一个人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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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起码要做到孤有所养，老有所依，有病的看得起病，这样的话人民活得才有尊严。

 

[yake]

中国改革道路

零一二年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日，北京下了第一场雪，ZGXXX随即揭幕。

这一为期七天会议颇为引人注目，甚至日期亦一度成为中外各界的热门话题。雪在北方往往寓意丰收，这场会议能为中国及其国民带来什么？

十年过去了，中国形貌今非昔比。譬如，在代表着全国8200多万名党员出席这场盛会的2270名代表中，改革开放以来入党的党员成为主体。其中，1976年11月以后入党的1640名，占72.2％，比十七大时提高20.5个百分点，最年轻的是91年出生的奥运冠军焦刘洋。

经济仍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筹码。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超过10%，不仅GDP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也由1135美元上升至5432美元，正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期间，即使遭遇金融危机，中国的相对经济实力仍旧不断上升。部分地依赖经济刺激，中国四年来经济平均增速保持在9%以上，温家宝总理近期表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经济增长并不等于长治久安。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如果继续重复以往发展模式，往往步入经济停滞甚至社会矛盾爆发的高峰期，往往无法顺利进阶年收入一万以上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也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它往往具有增长停滞、贫富不均、腐败横行、就业困难、社会动荡等特征。

类似问题对于中国民众而言并不陌生，GDP的上升并不能保证幸福感的提升；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日渐成为有识之士的主要担忧。连续七个季度的经济萎靡，不仅使得转变发展模式的警告迫在眉睫，而民间重启全面改革的呼声四起。

吊诡的是，据说今年京城精英层最为流行的两本书，一本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另一本则是阿西莫格鲁与人合著的《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在历史与学术之间，这两本看似天南地北的新旧读物，其实都在叩问国家转型；而中国精英们的一致趣味指向背后，或许暴露了对于未来的集体焦虑。

以托克维尔的著作为例，经济与革命的关系也曾被其细究。法国大革命之前一二十年，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甚至 “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尽管如此，蓄意追求财富的民众与日渐介入市场的政府之间，仍旧发生了最终的激烈决裂，托克维尔如此总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托克维尔观察到的“悖论”，或许有些类似经济学家诺斯对于国家的总结，“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政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如何发挥其对于经济的正面激励效应，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制约难以驯化的权力，也就是政治学家福山所谓解决“坏皇帝”问题。

这或许是中国奇迹的悖论所在，也就是如何平衡“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中国奇迹的亮点之一在于经济繁荣，但延续中国奇迹的辉煌，答案很可能在经济之外。对于赶超经济体而言，后发优势之下即使可以模仿技术进步，却很难进一步复制制度与法治，甚至随着发展，往往难以避免后发劣势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经济领域诸多改革难以深化，往往也在于政治领域等改革未能同步。人民对改革有怎样的期待？胡德平先生曾言“改革不可废，承诺不可弃”，而中国GCD曾经的承诺与契约，更有待于在未来通过深化改革而实现。

历史学家唐德刚曾经提出“历史三峡”之说。他认为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传统制度被迫做出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自1840年到2040年，大致要历时两百年，“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史，政治制度要从君主转民主，其他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也随之一转百转，全部转完，大致需时两百年，在这转型期中，是死人如麻、惊涛骇浪的。 ”

如此来看，我们所谓时代，放在大历史背景之下，或许不过一瞬，历史毕竟往往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但是反过来看，国人“毕其功于一役”的惯常思路过于激进，历史的进化本来就依赖累积而渐进的持续改进。比起改革的路径及其设计，改革的决心以及意愿更为重要。

伴随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移，未来中国显然需要依赖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将源自进一步制度改革以释放增长红利，这将是通过“历史三峡”的必然之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微博：http://weibo.com/xujin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