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九前夕新京报记者采访王雁南 (1人在浏览)

[好讲风凉话]

　进入艺术品拍卖行业，一做18年；带领中国嘉德多次拍出世界纪录，却很少有机会收藏喜欢的艺术品；她是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董事总裁王雁南。


艺术品市场呈两极分化



新京报：艺术品市场最近这两年很火，现在来嘉德“献宝”的人多吗?
王雁南：一大早上我们还没开门，他们就先来了。具体人数没有统计过，每天有几十人是有的。我们专门有两三个专家负责“看门诊”，全职负责接待他们，有时还会请部门经理出来。
新京报：他们是来送拍的，还是来请专家帮忙掌眼?
王雁南：送拍。他们希望自己拿来的东西是对的、是好的，希望能得到市场的认可，甚至一下子能拍一个天价出来。艺术品不像是股票，炒股纯粹是为了赚钱。艺术品很容易让人着迷，再加上这里面有升值的可能性，使得很多人就像着了魔一样。
新京报：老百姓送来的东西，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能上拍的?
王雁南：真正能上拍的东西少之又少，不过有的时候也很难说，我们有几件重要的东西也是这样来的。2007年曾经拍过一个仇英的《赤壁图》，当年拍了7952万元，创下当时中国绘画的世界纪录，也是中国绘画拍卖价格首次超过千万美元级别。
艺术品市场涨中有跌

新京报：今年春拍以来，先后有尤伦斯等大藏家出货，是否意味着市场已经到了顶点?
王雁南：艺术品真正公开二级市场以来，不到20年的时间。我们自己觉得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现在回头去看，从1993年到2003年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艺术品市场是很平稳的。交易的价格能有5%、10%的增长，当时我们就已经觉得挺了不起了。
2007年我们卖仇英《赤壁图》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讲，一幅画卖7900万有什么理由?它再难得、再稀有，也不过是一张纸，那个时候就应该算是顶点。可是到将来，如果还是这张画再出来，拍出几亿是一定会的。
虽然整体价格一路在推高，但是其中不同的作品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精品可能会贵一倍，贵两倍，甚至十倍，普通的东西总体平均是涨的，但也有一些东西没有涨，甚至还有一些东西在跌。
新京报：春拍的价格很惊人，市场观望情绪比较浓厚，在信贷紧缩的大经济环境下，你们是否会做一些调整?
王雁南：市场价格每次处于阶段性高位，我们都挺紧张的，觉得挺危险的，可是每次都这么过来了。从刚刚在纽约结束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就可以看出一些市场端倪，春天还有很多人去，举牌的情绪很高，秋天就已经冷了一些。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在一些拍品的数量上有所减少，同时也会劝客人说可能卖不到那个价格，是不是把它调整一下，成交的机会更大。现在市场呈现两极分化，特别顶尖的作品，来源有序的东西可以卖得好上加好，要不然就是物美价廉的东西，成交率高。.新京报：投资艺术品主要风险在哪些方面?
王雁南：如果买对了是没有风险的，它最大的风险在于你买的是赝品。.艺术品应长线投资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艺术品金融化和全国“遍地开花”的文化产权交易所?
王雁南：这是个新课题。一边有钱，一边有东西，应该是很好的结合，但事实是很难做好的一件事，因为这中间有一个瓶颈。谁来决定拿多少钱来买哪个东西?专家是谁?专家是艺术品专家还是金融方面的专家?就算有专家评估意见了，买家信不信这个专家的说法?
至今我也不能理解文交所推出的艺术品份额化，如果不能把艺术品拿在手里，不能欣赏，不能自己拥有，它就少了一大半艺术品的价值了。
新京报：能否给藏家和对艺术品投资感兴趣的人一些建议?
王雁南：是否已经准备好做长线投资，是不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点非常非常重要。艺术品投资不适合短线操作，如果怀着两年三年就翻一番的想法，你买的又不是你所喜欢的东西，结果价格不涨，自己拿着心里很难受。但如果是你很喜欢的东西，你就能够拥有它更长的时间，会有更多机会。.新京报：你会用什么样的词汇来总结今年的艺术品拍卖市场?
王雁南：价高照远货。现在藏家藏得很深了，浮在面上的人几乎都已经卖了换钱了，现在再卖出的有些东西，是从来没出现过的。
采写/本报记者 范旭光

 

[好讲风凉话]

王雁南：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嘉德创始人之一。1977年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3年毕业于美国阳伯翰大学夏威夷分校。曾任国防部外事局翻译、北京长城饭店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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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讲风凉话]

胡耀邦之子谈改革：改革不可废，承诺不可弃
导语：第一个仍旧是下定决心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包括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第二个就是如何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宪政法治，依宪依法执政治国。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以为，党和国家面临的两个最基本课题，第一个仍旧是下定决心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包括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第二个就是如何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宪政法治，依宪依法执政治国。

改革不可废，承诺不可弃

对于改革，我想说一句话：“改革不可废，承诺不可弃。”全党、全国人民都在思考中国GCD在新阶段改革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追求有效率、繁荣、改革发展的局面，同时也不能减弱我们党的责任，不能减弱中国GCD对全民的承诺。

一位企业家说，中国最大的信托组织是中国GCD，负有“信托责任”。从一个方面说，群众把自己、未来交给执政党，党就要对人民和民族的命运负责。既要深化改革，又要兑现既往对人民的承诺。这两者完全地同步，确实很难，但是仍旧要不断地去落实，这是我们作为执政党的责任。

打个比方，虽然GCD没有和农民、工人直接订合同，但是社会主义正义的原则不能有丝毫的降低。比如，原来实行退休制度，现在搞社保，社保的钱从哪里来？能不能持续？现在社保还是有不小的缺口，要让社会达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只有人民没有后顾之忧，改革的潮流才不可阻挡。这就是我们要担负起的任务、责任，逐步使保障和改革同步。同时，政府当然不是万能政府，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调动社会各阶层的活力，并不是万能地“包打天下”，那就需要进一步改革。

又比如，国有企业改革。改革后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得到大大解放和发展。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是国家在委托你，在信托你搞好这个“国有资源”。国有企业是人民的受托者，所有权是谁的？收益权、受益人是谁？国企改革反映了党的意识形态，代表改革的倾向，不能出现垄断的问题。我认为下一步改革要重点解决这个问题。

破除垄断，核心就是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国有企业不能讲“利润最大化”，否则就是与民争利；另一方面，国有垄断企业要讲市场法则，不能用行政指令的方式收购整合资源，否则就是“国进民退”。这几年出现在很多领域的“国进民退”现象，完全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我认为，国企就是应该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要创造条件让民营企业逐步进入垄断行业，说到底就是鼓励公平合法竞争，建立和规范开放平等的市场，让一切市场主体各得其所，各遂其志。

努力推进宪政法治

在皇权专制时代，国家政权中没有立法机构，规范君臣百姓关系的只有刑法，而无宪法。皇帝口含天宪，朕即国家。辛亥革命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国变为民国，封建家天下的中国变为共和公天下的中国。政党和人民初步有了宪法的概念，国家有了建设宪政的要求。其后，在新的国家政权建立后，中国GCD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面前，是继承了这个任务的，需要逐步去完成之。

国家主权的属性明确，那么共和国的主权由谁保障呢？现代国家无一例外，均要有最重要的立法机构制定宪法，均要由宪法保障国家主权不被侵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有国家而无宪法，则根本不叫共和国，有宪法而无宪政，那么宪法也是空文一张。

我们的党取得政权，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得到各阶层的拥护，其建政基础就在于凝聚了中国各阶层的共识，有了共同的主张，在起初是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然后就是制定《宪法》。宪法体现的，就是人民和各政党、各个阶层的基本共识。所以，谁最应拥护宪法、尊重宪法、努力推进宪法的落实，正应该是作为长期执政党的中国GCD。推动宪法实施，推进社会主义宪政的实施，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GCD的基本任务之一。

藐视宪法，搁置宪法，破坏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不依宪依法治国，其后果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深刻教训，“文革”的灾难如此惨痛，国家、人民和党都蒙受了重大损失，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宪法和法律成为空文。这个教训需要深刻记取。

从1982年全面修订颁布现行宪法以来，三十年里，宪法和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体系不断健全，符合历史的规律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值得肯定的。中国GCD作为执政党，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包括党在内的任何组织、任何人，其活动都不能超出或背离宪法和法律的范围。这些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

但是，也需要看到，在宪法和法律的落实中，在不少时候权大于法、党政权力干涉司法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一些现行的法律规章条例，不符合宪法的精神和要求；还有一些宪法规定的权利，还没有成文的法律予以保障；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不尊重或者损害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的事情仍然很多，有的还很严重。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危害国家的健康发展，侵犯人民的权利，也是损害中国GCD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的行为。这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了依宪执政、依宪依法治国的基本共识，但是国家的宪政法治体系还并不够完善，还有很大的可以改善和提高的空间。所以，继续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宪政的建设和落实，是中国GCD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是时代对于中国GCD作为执政党的基本要求。(作者：胡德平，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是ZG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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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标，表明风向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