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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维新之路出路何在? 温州衰落中的反思
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者按：GDP的相对下滑，资本、产业的外流让温州落入“经济模式即将衰落”的困惑中。在温州人看来外界的惊呼与议论也许有些不明就里，但这确实也让温州政府感到了一丝隐忧。从早年的“敢为天下先”到如今的“有限政府”，是耶？非耶？温州人该如何面对和保持曾经的辉煌？
温州维新
“温州模式过时了？”温州的弦正在绷紧。
“现在领导感到压力了，不前进就落后”，温州两会即将召开，温州一位企业家、政协委员对记者指出。
3月初温州两会就要召开。“纵向比较有增长，横向比较有差距，发展前景不乐观。”一位温州人大代表的提案草稿这样写道。
而在温州内部，一场“全国看温州，温州学全国”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在2003年初已然悄悄开幕，隐藏其后的，实质是“温州模式”的适时升级。
GDP增速之惑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指出，这次思想大解放，温州上下，“每个地方、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在“横向比较中寻找差距”。
而温州面对的一个巨大差距就是颇受争论的GDP增速。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速在浙江省倒数第2.
温州经济的快进也好，放缓也好，都与温州经济的特点以及政府的行为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直到1994年股份合作制在政治上得到确认和推广，温州经济模式一直“领先国内”。在这个过程中，民营经济自发成长与地方政府“护航引道”起了重要作用。温州GDP由1978年13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1055亿元，24年内增长81倍多。
但到了2003年，尽管全年增长14.8%，达到1998年来的最高增速，而且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已是近六年来增速最快的，但相对浙江省其它地区而言，还是在放缓。而且资料显示温州GDP增速相对放缓“已非一日”：1998年以来，温州GDP年增长率均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1998年以来的平均速度比1979-1997年的平均速度低3个百分点以上。GDP增速在浙江排名倒数第二。
“剩下三大优势”
在温州人看来外界的惊呼与议论也许有些不明就里，但GDP的下滑确实也让温州政府感到了一丝隐忧。
一位代表在提案中究其原因，“传统制造业升级缓慢，先进制造业发展不快”，“小、低、散”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区域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综合竞争力正在弱化，甚至退化”，
温州体改办研究员姜洪新指出，而今温州“剩下的三大优势”，即产业集群，民间资本，市场优势。市场优势有三个：温州本地企业；温州人遍布全国的区域扩张；利用走出去的侨眷开拓的海外市场。
但本地资本市场又迟迟发展不起来，尽管温州企业对“民间银行”千呼百唤。“如果换在1980年代方兴钱庄创办那时候”，“早就不知道有多少家了”，本地专家指出，“这需要政府来积极推动”，“在办钱庄的过程中，政府事实上承担了绝大部分风险和压力。”方兴钱庄创办人方培林回顾历史时坦承。
已有的资本优势发挥不了，而原有的短腿，却日益显露，土地资源紧缺、要素刚性制约、“商务成本飙升”，温州企业盈利更加艰难了。
出路何在
随着民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温州的先发优势”已经“遍地开花”，“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需要政府积极主动推动改革”，一温州省政协代表电话中说。而过去“由当时原始积累时期的政府默认造成的宽松环境有利于民营经济的萌芽和成长”，但现在“需要积极推动了”。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温州在全国的创新很少”，90年代早期，有均瑶集团第一个吃螃蟹“包机上天”，但均瑶参资航空公司却发生在武汉，温州某企业家对此类航空公司不能在温州诞生叹惜不已。
温州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大都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政府“敢于承担风险”，一企业家指出。
因此，如果说针对目前的增长放缓，“温州要来第二次飞跃”，那么“现在是政府要转变观念，提高效率，作好软硬环境”，一温州企业家指出。
2000年，温州市政协就温州的投资环境作过一个调查，企业负担重，乱收费和总体环境成为突出问题。不少企业反映，在温州“最困难的是用地”，“最麻烦的是审批”，“最头疼的是检查”。
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而恰恰在于这一问题还在不断蔓延，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和彻底根除”，一官员告诉记者。
而温州此次思想大讨论重点就是，“要学习先进地区超前的发展思想、可行的发展政策、成功的发展经验，做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力求在解决改革发展重点和难点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指出。李强个人建议在“学全国”时重点“对外开放学广东，吸引外资学苏南，城市建设学大连，政府服务学上海”。
为改善环境，2003年8月，温州在全市组织开展了“效能革命”以提高机关效能，严禁有令不行、办事拖拉、吃拿卡要、态度刁蛮。半年多的时间里，撤除惩戒数百名机关工作人员。
此前，据不完全预测，社会交往成本和贿赂成本约占企业非生产性成本支出“80%强”，一人大代表提案起草人透露。
而温州企业的外迁，除了资源短缺，土地紧张、产业过渡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区位投资环境不佳、政府服务不到位，比较优势丧失”。
据温州企业界透露，温州市一级即将设立招商局，人事安排都已经到位，对此温州市编制办表示，“一切以公开文件为准，目前还没有这方面文件公开”。
温州整个产业布局规划，也刚刚明朗，今后温州将按照“一核三带四区”来部署。一核，即经济核心区：三产和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业；根据三个带：温州地形，西部和南北都是山区，绿色产品就是原则上不发展工业，沿海金色产业带，工业为主，第三个产业带，蓝色产业带，海洋产业。从功能上来区分，北部，西北部的生态旅游区，南边轻工土产区，中间中部都市区，西部南部生态区。
然而尽管改革在进行中，问题不是一天可以解决，在人才和资本的引进上，仍有房价上涨和有关单位之间效率不高的关键因素存在，这也许是这两年来温州务工的人数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而这是温州发展的重点所在。
温州的维新之路，看来还需假以时日。
是改善投资环境，挽留企业和资本外迁的洪流，还是将逐渐长大的“鱼”放到缸外去养？在这场资本之渔中，温州选择什么？
温州，资本之渔
正月初八，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沈阳市市长陈政高带着一个100多人的“拜年团”，千里迢迢赶到温州，从温州人手里拿到一个350亿元意向资金的“大红包”。
近年来，温州市资本外流、企业外迁、产业转移的现像不断出现，“并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态势”，这次对沈阳的350亿元的大手笔也不过是温州人投资的项目之一。
“目前企业外迁和温州资本外流不仅仅是大企业的‘孔雀东南飞’，连带中小企业也‘麻雀东南飞’，一位政府官员如此形容温州资本外流的趋势，由于软硬环境的差距，温州外迁的企业越来越多。（记者 罗小军）
鱼大了要到缸外去养
其实，温州资本外流和企业外迁已非一日。
此前，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从1998年开始企业外迁，到2001年为止，温州累计在外投资1050亿元，在外的温州人总数已经达到154万人。对此，温州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蔡永进说“资本外流主要是企业行为”，是“企业发展的需要”。
因为“温州人才短缺、信息相对匮乏，科技相对落后以及地理位置的偏僻”，“不适合大企业建立研发部门”，所以南存辉把正泰集团研发中心放在上海，利用上海科技、人才、信息等优势和国际性大都市的强辐射力，建立国家级的技术研发中心、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
据统计，温州专业技术人员不到1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26%，大大低于全省2.3%的平均水平，而且80%的科技人员分布在文教、卫生部门，企业科研开发人员“奇缺”，即使“引进”，也因为没有“充电环境”难以留住“他们的心”。
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说，“温州的人才结构非常单一，在本地怎么会找到企业发展的各类人才？”而北京、上海的人才优势非常明显。无论是找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管理人才，“在温州好像大海捞针一样难。”
正因如此，正泰集团、德力西公司、美特斯。邦威、报喜鸟西服等纷纷投资上海。“外迁是扩张发展的需要”，“靠近更大的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津龙指出。
温州龙湾区的不锈钢管件行业是温州的新兴优势行业，年产量占国内市场70%，占国际市场的1／7.但由于土地供应不足，企业外迁至上海，江苏、丽水等地。在温州，由于土地紧缺“不可能一下子能给这么大的土地”，市政府官员表示，“土地等资源紧缺已经成为企业壮大的硬约束”。
目前，温州外迁企业仅有名有姓的就已达1000多家，其中不乏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整体外迁的企业就有250家，预计资本外流在100亿以上。
“客观上看，企业、资本，产业在区域间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研究员姜新洪认为，内陆地区和西部开发城市更是积极开放，面向沿海城市扩大招商引资。如四川的一些城市，就公开亮出“引温州资本、承温州产业、兴地方经济”的招商引资广告。
“为何不把鱼缸做大”
庄吉集团董事长郑元忠目睹温州企业外迁，曾建议温州市领导采取措施挽留，为企业改善现有的软硬环境，“鱼大了，缸养不下了，就让鱼到缸外去养。”市领导如此答复。
“政府服务不到位”，一位政协代表这样描述一些企业外迁的原因。“办事手续繁琐、效率低下、政令不畅，失信于民”，而“部门之间为了各自利益，在执法中不作为”，甚至“乱作为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前温州的审批手续繁琐，仅征地就要盖上百个印。企业审批一个项目，要收取墙体改革费、散装水泥费、白蚁防治费、城建配套费等等。各种“执法”检查，即使是遵纪守法的企业也心有余悸。
一企业主对记者描述了自己的烦恼，“有的部门检查名目繁多，还非得‘一把手’出面接待”，否则“下次检查就格外‘关照’”，而且“逢查必罚，非得你找熟人，买面子”，“我们惹不起，躲得起”。
此外，由于土地短缺，生产用地供不应求，“炒地皮”随之出现，而“个别领导批条子甚至有的公务员参与炒作”，更有企业“通过关系，圈地零卖零租”，导致“真正要土地求发展的反而没有土地”。
市委政研室以温州乐清市作为分析样本，统计了各种外迁原因所占的比例，“在近来外迁的85家企业中，属自身发展需要的21家，占24.7%；属用地制约外迁的21家，占24.7%；属人为原因造成的”软环境“影响的43家，占50.6%.
外流新趋势
为人们熟知的温州低压电器行业的巨头企业正泰、德力西、天正已纷纷抢滩上海，建立生产基地。不仅一批成长型企业的外迁，而且一些发展型的企业也开始背井离乡。
温州企业在区域外的投资行为近年来日益高涨：其资金数量之多，投资行为之众，形成温州资本的新一轮外溢的“井喷”行情。
近年来，温州市企业外迁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由单一的个别企业外迁向区域部分群体企业外迁变化；由单一的企业外迁逐步向企业、资本、产业的组合式外流转变变化；由传统制造业的一般性转移逐步向新兴行业、优势行业转移的变化。甚至出现整个产业转移的“胜利大逃亡”现象。
如前几年的温州灯具业外迁广东；家具行业的几家龙头企业移师上海、东莞，今年合成革行业的20多家发展型企业和相互配套的革基布行业的20家企业外迁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塑料编织行业的45家企业联手转移西部，投资6亿元建立塑料编织产业园。龙湾的不锈钢管件行业是温州的新兴优势行业，年产量占国内市场70%，占国际市场的1／7.但由于土地供应不足，企业外迁至上海、江苏、丽水等地。
种种迹象表明，大量企业外迁、资本外流，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属于制造业的企业外迁和转移已经造成了温州市经济发展的困境，自今年以来的工业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产业结构调整乏力，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低，工业企业“三角债”现象的重现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长此下去，势必造成制造业投入不足，同时也可能让温州变成一个消费城市。
“产业空心化”成为温州市领导常挂在嘴边的担忧。有政府官员指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引起生产成本提高，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向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转移是正常现象。”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结构变化的问题，“政府应该做的是改善投资软环境，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而已。”但大禹治水有堵或疏的选择，温州也可以吗？（记者 罗小军 周扬）
行业商会在烦恼中成长
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叶子建，现在又要铆足了劲应付下一个难题。
印度商工部针对温州眼镜行业的反倾销诉讼在2月初才结案，温州企业虽然赢得官司，但阿根廷方面的反倾销诉讼接踵而至。身为温州眼镜商会会长的叶子建说，“商会这根弦现在越绷越紧。”
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发布的立案公告声称，将对原产于中国的太阳镜、变色镜、镜框等开始反倾销调查。温州涉案企业共27家，涉案金额68万多美元。
对各行业面临的国际贸易壁垒，温州人早已司空见惯，真正揪心的是各个行业商会、协会的头脑们。铜锁、家具、打火机、纺织品、眼镜纷纷身陷诉讼。“温州货因为低技术含量在WTO以后难逃此劫，”叶子建说，“行业商会在这个时候只有挺身而出。”
行业商会生而逢时
“协调行业自律、聚合表达行业利益、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在政府难有作为的领域里，行业商会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温州市工商联调研处处长赵文冕说。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提得很明白，‘要按市场化原则规范和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的自律性组织。’”赵文冕向记者强调，“在温州模式的未来，行业商会将是一股很重要的提升力量。”
“推广国际贸易法规、聘请律师应诉、引导眼镜企业规避反倾销风险――这些都是我们眼镜商会来做。”叶子建告诉记者，“很多企业老板生意做得很大，但这方面却一窍不通。”
温州同行企业间互相掐架时有发生，工商联调研处的赵文冕在调查中深有体会：瓯海瞿溪的牛皮市场，由于没有鉴定皮张质量的权威机构，导致企业发生经济纠纷时往往各执一词，有时连法院也难辨是非。但瓯海皮革商会“内行人管行内事”，利用行家里手的优势协调购销和生产环节的经济纠纷，连法院也慕名聘请该商会的两个副会长担任经济陪审员。
“在维护行业权益方面，商会也成了不少企业的护身符。”
“而服务企业、拓展市场是温州行业商会区别于其他省市的独特优势。”温州市总商会工会主席朱德义举例说，温州服装商会在1999年率领本地企业，代表中国男装赴巴黎参加中华服饰文化展演，为温州服装打开国际市场之门奠定基石。
对于企业家来说，成为行业商会的会长不仅仅是荣誉，同样也是一份政治资本和一条扩大企业影响力的便捷之途。“在老总们的众多头衔里，名片上的第一头衔由董事长变成了某协会会长，就是个很好的佐证。”叶子建说。
温州行业商会中发生的许多故事，为温州模式的递进提供了另一个注脚。市工商联提供的数据显示，到2003年8月，温州市共有各类行业商会协会163家，其中市本级92家，各县市、区71家，同业商会数量居全国之首。
行业协会成长之碍
成就虽然耀眼，但“必须看到，温州部分行业协会的体制问题已经相当严峻。不理顺这个问题，对于商会成长乃至行业发展都是严重阻碍”。温州总商会的朱德义分析道。
“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作为大部分行业商会的主管单位至今没有名分。”温州工商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商会成立要到民政部门登记，还要经贸委批准，然后才可以委托工商联行使职责。”
“这兜了很多圈子。想成立商会的行业，希望接受总商会的管理，却因为这层手续而不得不成为政府的附庸。”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温州市经贸委下属的行业协会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会长、副会长一般由退休或在职的经贸委官员担任。“这样的‘娘家’，让不少行业协会变成了二政府。”
而在许多职能方面，“政府往往不愿放权给行业商会，甚至因为自身的利益驱动，干扰部分行业的正常发展。”
叶子建常常在政府部门和企业间调停矛盾，“企业界常讲，有些政府部门是先把猪养肥了，然后开始杀猪――企业早期发展时不闻不问，等到规模大了，你的麻烦就来了。”
在工商局下属的私营企业协会和个体劳动者协会，“登记时近乎强行要求入会并缴纳会费，否则在年检和其他方面你就没日子过。”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板说。
而对于真正属于民间中介组织的行业协会“收取会费方面，物价部门应不加干涉”。记者获得的一份温州市政协调研报告（温政协「2002」9号）建议，“收取会费不是行政性收费，也不是商品交易行为。会费是会员企业自愿提供的资助款。”
这份政协调研报告指出，“对原来由政府部门组建，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官办或者半官办的行业协会，要加大改革力度，实现政会分开、政群分工，彻底改变协会的官办色彩。”
据温州总商会的统计，目前该市民间社团领导职务由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兼任的达488人次，在职公务人员担任了近一半协会的秘书长职务。“这部分协会偏重承担政府职能，并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问题和要求。”温州总商会的朱德义说。
然而，在2月5日召开的温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一则消息令不少行业商会振奋不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再兼任行业协会的领导职务，已担任的要于2004年底前逐步退出。推进政会分开，让民间组织真正姓“民”。
服装商会打造“品牌温州”
温州民间自治方面颇具代表性的服装商会，在扶持产业发展、促进商会自身创新方面的改革已悄然先行。
在担任服装商会副秘书长之前，郑旭峰在鞋革行业协会任职。前者归工商联管理，后者是经贸委下属。因为民间中介和政府附庸的区别给郑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感受。
相比之下，服装商会完全由企业家自发组织，大部分经费依靠企业捐赠，2003年，服装商会年度节余67万多元。
“几乎所有人都把商会比成桥梁、平台什么的，但这个平台究竟该怎么样却少有人描述。”服装商会会长、庄吉集团董事长陈敏说，“应当是一句古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郑旭峰向记者介绍，最近商会在酝酿几个大项目，这其中包括面对整个温州服装行业的设计技术研发中心。
“中小服装企业的技术力量薄弱，在设计研发方面资金投入不足，商会出面搭建一个公共的技术平台，进行服装设计、提供样板，然后卖给中小企业。”郑对于设计技术研发中心的成立踌躇满志，“温州面临技术水平低下的问题光是靠企业自身是难以解决的，商会的作用现在有了突破。”
而温州民企普遍面临的职业人才短缺在服装业同样十分严重。2月7日，服装商会正式筹建技术培训学校，由市服装商会与温州民进高级职业中学联合创办，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人员培训，积极引进内地劳动力，经过专业技能培训后向企业输出。“这些举措不光在温州，甚至在全国的行业商会中都是首例。”
在外资明显短腿的温州，服装生产是少有的嫁接外资的行业。意大利的杰尼亚选择了温州夏梦，意大利的玛佐托选择了温州报喜鸟。
到截稿时止，记者获悉温州的鞋业和服装业，将于今年4月21-23日联手举办展会，同台打造“品牌温州”，两个商会的跨行业品牌合作又开温州之先河。
“或许这些就是温州商会革命的先兆，也可能是温州模式组织创新的样本路径。”郑旭峰说。（记者 周扬）
温州需要什么
访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温州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朱康对 见习记者陈华 温州报道
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
张仁寿：去年，温州经济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浙江省内其他一些地区，从而引起了媒体和一些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评论。但是，经济发展速度是由一系列经济体制和结构因素共同决定的，应该全面的看待。
如果比较分析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条件，在长三角经济的迅猛崛起背景下，地处杭州湾两岸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等六市的区位条件远优于温州，浙中的金华市有义乌市场的强劲带动，与温州相邻的台州市在产业结构和引进外资等方面要优于温州，因此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可能都会快于温州；而衢州市、丽水市一方面由于GDP基数小，另一方面由于要素价格低而引来产业转移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等“后发优势”，其发展速度也有可能不会慢于温州。所以，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竞争中，目前出现的温州经济发展速度慢于其他一些地区可能只是一个先兆。就是说，它预示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温州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会居于浙江省后列的位置。不过，我们不能以GDP增速论英雄，这样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深层次的制度创新
朱康对：从当地政府的公共权力和私有经济的关系来看，总体上看历届温州基本上是体谅企业难处，鼓励私有经济发展的。尽管也不乏官商勾结的案例，但是由于温州的经济结构是以千家万户的中小企业为主，各个利益主体互相制衡，反而使得当地政府只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进入1990年代以后，温州在总体上看在制度方面的创新似乎大为减少。这可能是因为到了经济体制转轨初步完成的今天，浅层次上的制度创新空间已经越来越少，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必然涉及各方面的问题，而这又不是基层官员力所能及的。
所谓的温州资本外流，特别是资金流向炒房，主要是因为全国的市场结构上存在很大的缺陷，而温州人发现了这个缺陷，经济日报曾报道过第一大盈利行业就是房地产业。温州人到外地投资犹如中国社科院冯兴元所讲的温州模式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发秩序模式”，而这正是温州模式向全国的扩张。
温州的GDP落后于省内，但温州的经济增长与全国不一样，其他地区是依靠外延的数量扩张取得的增长速度，短期内能有快速的提高，而温州是依靠内涵增长取得的，不可能很高。
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者按：GDP的相对下滑，资本、产业的外流让温州落入“经济模式即将衰落”的困惑中。在温州人看来外界的惊呼与议论也许有些不明就里，但这确实也让温州政府感到了一丝隐忧。从早年的“敢为天下先”到如今的“有限政府”，是耶？非耶？温州人该如何面对和保持曾经的辉煌？
温州维新
“温州模式过时了？”温州的弦正在绷紧。
“现在领导感到压力了，不前进就落后”，温州两会即将召开，温州一位企业家、政协委员对记者指出。
3月初温州两会就要召开。“纵向比较有增长，横向比较有差距，发展前景不乐观。”一位温州人大代表的提案草稿这样写道。
而在温州内部，一场“全国看温州，温州学全国”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在2003年初已然悄悄开幕，隐藏其后的，实质是“温州模式”的适时升级。
GDP增速之惑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指出，这次思想大解放，温州上下，“每个地方、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在“横向比较中寻找差距”。
而温州面对的一个巨大差距就是颇受争论的GDP增速。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速在浙江省倒数第2.
温州经济的快进也好，放缓也好，都与温州经济的特点以及政府的行为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直到1994年股份合作制在政治上得到确认和推广，温州经济模式一直“领先国内”。在这个过程中，民营经济自发成长与地方政府“护航引道”起了重要作用。温州GDP由1978年13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1055亿元，24年内增长81倍多。
但到了2003年，尽管全年增长14.8%，达到1998年来的最高增速，而且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已是近六年来增速最快的，但相对浙江省其它地区而言，还是在放缓。而且资料显示温州GDP增速相对放缓“已非一日”：1998年以来，温州GDP年增长率均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1998年以来的平均速度比1979-1997年的平均速度低3个百分点以上。GDP增速在浙江排名倒数第二。
“剩下三大优势”
在温州人看来外界的惊呼与议论也许有些不明就里，但GDP的下滑确实也让温州政府感到了一丝隐忧。
一位代表在提案中究其原因，“传统制造业升级缓慢，先进制造业发展不快”，“小、低、散”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区域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综合竞争力正在弱化，甚至退化”，
温州体改办研究员姜洪新指出，而今温州“剩下的三大优势”，即产业集群，民间资本，市场优势。市场优势有三个：温州本地企业；温州人遍布全国的区域扩张；利用走出去的侨眷开拓的海外市场。
但本地资本市场又迟迟发展不起来，尽管温州企业对“民间银行”千呼百唤。“如果换在1980年代方兴钱庄创办那时候”，“早就不知道有多少家了”，本地专家指出，“这需要政府来积极推动”，“在办钱庄的过程中，政府事实上承担了绝大部分风险和压力。”方兴钱庄创办人方培林回顾历史时坦承。
已有的资本优势发挥不了，而原有的短腿，却日益显露，土地资源紧缺、要素刚性制约、“商务成本飙升”，温州企业盈利更加艰难了。
出路何在
随着民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温州的先发优势”已经“遍地开花”，“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需要政府积极主动推动改革”，一温州省政协代表电话中说。而过去“由当时原始积累时期的政府默认造成的宽松环境有利于民营经济的萌芽和成长”，但现在“需要积极推动了”。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温州在全国的创新很少”，90年代早期，有均瑶集团第一个吃螃蟹“包机上天”，但均瑶参资航空公司却发生在武汉，温州某企业家对此类航空公司不能在温州诞生叹惜不已。
温州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大都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政府“敢于承担风险”，一企业家指出。
因此，如果说针对目前的增长放缓，“温州要来第二次飞跃”，那么“现在是政府要转变观念，提高效率，作好软硬环境”，一温州企业家指出。
2000年，温州市政协就温州的投资环境作过一个调查，企业负担重，乱收费和总体环境成为突出问题。不少企业反映，在温州“最困难的是用地”，“最麻烦的是审批”，“最头疼的是检查”。
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而恰恰在于这一问题还在不断蔓延，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和彻底根除”，一官员告诉记者。
而温州此次思想大讨论重点就是，“要学习先进地区超前的发展思想、可行的发展政策、成功的发展经验，做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力求在解决改革发展重点和难点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指出。李强个人建议在“学全国”时重点“对外开放学广东，吸引外资学苏南，城市建设学大连，政府服务学上海”。
为改善环境，2003年8月，温州在全市组织开展了“效能革命”以提高机关效能，严禁有令不行、办事拖拉、吃拿卡要、态度刁蛮。半年多的时间里，撤除惩戒数百名机关工作人员。
此前，据不完全预测，社会交往成本和贿赂成本约占企业非生产性成本支出“80%强”，一人大代表提案起草人透露。
而温州企业的外迁，除了资源短缺，土地紧张、产业过渡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区位投资环境不佳、政府服务不到位，比较优势丧失”。
据温州企业界透露，温州市一级即将设立招商局，人事安排都已经到位，对此温州市编制办表示，“一切以公开文件为准，目前还没有这方面文件公开”。
温州整个产业布局规划，也刚刚明朗，今后温州将按照“一核三带四区”来部署。一核，即经济核心区：三产和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业；根据三个带：温州地形，西部和南北都是山区，绿色产品就是原则上不发展工业，沿海金色产业带，工业为主，第三个产业带，蓝色产业带，海洋产业。从功能上来区分，北部，西北部的生态旅游区，南边轻工土产区，中间中部都市区，西部南部生态区。
然而尽管改革在进行中，问题不是一天可以解决，在人才和资本的引进上，仍有房价上涨和有关单位之间效率不高的关键因素存在，这也许是这两年来温州务工的人数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而这是温州发展的重点所在。
温州的维新之路，看来还需假以时日。
是改善投资环境，挽留企业和资本外迁的洪流，还是将逐渐长大的“鱼”放到缸外去养？在这场资本之渔中，温州选择什么？
温州，资本之渔
正月初八，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沈阳市市长陈政高带着一个100多人的“拜年团”，千里迢迢赶到温州，从温州人手里拿到一个350亿元意向资金的“大红包”。
近年来，温州市资本外流、企业外迁、产业转移的现像不断出现，“并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态势”，这次对沈阳的350亿元的大手笔也不过是温州人投资的项目之一。
“目前企业外迁和温州资本外流不仅仅是大企业的‘孔雀东南飞’，连带中小企业也‘麻雀东南飞’，一位政府官员如此形容温州资本外流的趋势，由于软硬环境的差距，温州外迁的企业越来越多。（记者 罗小军）
鱼大了要到缸外去养
其实，温州资本外流和企业外迁已非一日。
此前，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从1998年开始企业外迁，到2001年为止，温州累计在外投资1050亿元，在外的温州人总数已经达到154万人。对此，温州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蔡永进说“资本外流主要是企业行为”，是“企业发展的需要”。
因为“温州人才短缺、信息相对匮乏，科技相对落后以及地理位置的偏僻”，“不适合大企业建立研发部门”，所以南存辉把正泰集团研发中心放在上海，利用上海科技、人才、信息等优势和国际性大都市的强辐射力，建立国家级的技术研发中心、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
据统计，温州专业技术人员不到1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26%，大大低于全省2.3%的平均水平，而且80%的科技人员分布在文教、卫生部门，企业科研开发人员“奇缺”，即使“引进”，也因为没有“充电环境”难以留住“他们的心”。
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说，“温州的人才结构非常单一，在本地怎么会找到企业发展的各类人才？”而北京、上海的人才优势非常明显。无论是找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管理人才，“在温州好像大海捞针一样难。”
正因如此，正泰集团、德力西公司、美特斯。邦威、报喜鸟西服等纷纷投资上海。“外迁是扩张发展的需要”，“靠近更大的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津龙指出。
温州龙湾区的不锈钢管件行业是温州的新兴优势行业，年产量占国内市场70%，占国际市场的1／7.但由于土地供应不足，企业外迁至上海，江苏、丽水等地。在温州，由于土地紧缺“不可能一下子能给这么大的土地”，市政府官员表示，“土地等资源紧缺已经成为企业壮大的硬约束”。
目前，温州外迁企业仅有名有姓的就已达1000多家，其中不乏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整体外迁的企业就有250家，预计资本外流在100亿以上。
“客观上看，企业、资本，产业在区域间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研究员姜新洪认为，内陆地区和西部开发城市更是积极开放，面向沿海城市扩大招商引资。如四川的一些城市，就公开亮出“引温州资本、承温州产业、兴地方经济”的招商引资广告。
“为何不把鱼缸做大”
庄吉集团董事长郑元忠目睹温州企业外迁，曾建议温州市领导采取措施挽留，为企业改善现有的软硬环境，“鱼大了，缸养不下了，就让鱼到缸外去养。”市领导如此答复。
“政府服务不到位”，一位政协代表这样描述一些企业外迁的原因。“办事手续繁琐、效率低下、政令不畅，失信于民”，而“部门之间为了各自利益，在执法中不作为”，甚至“乱作为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前温州的审批手续繁琐，仅征地就要盖上百个印。企业审批一个项目，要收取墙体改革费、散装水泥费、白蚁防治费、城建配套费等等。各种“执法”检查，即使是遵纪守法的企业也心有余悸。
一企业主对记者描述了自己的烦恼，“有的部门检查名目繁多，还非得‘一把手’出面接待”，否则“下次检查就格外‘关照’”，而且“逢查必罚，非得你找熟人，买面子”，“我们惹不起，躲得起”。
此外，由于土地短缺，生产用地供不应求，“炒地皮”随之出现，而“个别领导批条子甚至有的公务员参与炒作”，更有企业“通过关系，圈地零卖零租”，导致“真正要土地求发展的反而没有土地”。
市委政研室以温州乐清市作为分析样本，统计了各种外迁原因所占的比例，“在近来外迁的85家企业中，属自身发展需要的21家，占24.7%；属用地制约外迁的21家，占24.7%；属人为原因造成的”软环境“影响的43家，占50.6%.
外流新趋势
为人们熟知的温州低压电器行业的巨头企业正泰、德力西、天正已纷纷抢滩上海，建立生产基地。不仅一批成长型企业的外迁，而且一些发展型的企业也开始背井离乡。
温州企业在区域外的投资行为近年来日益高涨：其资金数量之多，投资行为之众，形成温州资本的新一轮外溢的“井喷”行情。
近年来，温州市企业外迁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由单一的个别企业外迁向区域部分群体企业外迁变化；由单一的企业外迁逐步向企业、资本、产业的组合式外流转变变化；由传统制造业的一般性转移逐步向新兴行业、优势行业转移的变化。甚至出现整个产业转移的“胜利大逃亡”现象。
如前几年的温州灯具业外迁广东；家具行业的几家龙头企业移师上海、东莞，今年合成革行业的20多家发展型企业和相互配套的革基布行业的20家企业外迁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塑料编织行业的45家企业联手转移西部，投资6亿元建立塑料编织产业园。龙湾的不锈钢管件行业是温州的新兴优势行业，年产量占国内市场70%，占国际市场的1／7.但由于土地供应不足，企业外迁至上海、江苏、丽水等地。
种种迹象表明，大量企业外迁、资本外流，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属于制造业的企业外迁和转移已经造成了温州市经济发展的困境，自今年以来的工业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产业结构调整乏力，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低，工业企业“三角债”现象的重现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长此下去，势必造成制造业投入不足，同时也可能让温州变成一个消费城市。
“产业空心化”成为温州市领导常挂在嘴边的担忧。有政府官员指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引起生产成本提高，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向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转移是正常现象。”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结构变化的问题，“政府应该做的是改善投资软环境，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而已。”但大禹治水有堵或疏的选择，温州也可以吗？（记者 罗小军 周扬）
行业商会在烦恼中成长
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叶子建，现在又要铆足了劲应付下一个难题。
印度商工部针对温州眼镜行业的反倾销诉讼在2月初才结案，温州企业虽然赢得官司，但阿根廷方面的反倾销诉讼接踵而至。身为温州眼镜商会会长的叶子建说，“商会这根弦现在越绷越紧。”
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发布的立案公告声称，将对原产于中国的太阳镜、变色镜、镜框等开始反倾销调查。温州涉案企业共27家，涉案金额68万多美元。
对各行业面临的国际贸易壁垒，温州人早已司空见惯，真正揪心的是各个行业商会、协会的头脑们。铜锁、家具、打火机、纺织品、眼镜纷纷身陷诉讼。“温州货因为低技术含量在WTO以后难逃此劫，”叶子建说，“行业商会在这个时候只有挺身而出。”
行业商会生而逢时
“协调行业自律、聚合表达行业利益、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在政府难有作为的领域里，行业商会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温州市工商联调研处处长赵文冕说。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提得很明白，‘要按市场化原则规范和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的自律性组织。’”赵文冕向记者强调，“在温州模式的未来，行业商会将是一股很重要的提升力量。”
“推广国际贸易法规、聘请律师应诉、引导眼镜企业规避反倾销风险――这些都是我们眼镜商会来做。”叶子建告诉记者，“很多企业老板生意做得很大，但这方面却一窍不通。”
温州同行企业间互相掐架时有发生，工商联调研处的赵文冕在调查中深有体会：瓯海瞿溪的牛皮市场，由于没有鉴定皮张质量的权威机构，导致企业发生经济纠纷时往往各执一词，有时连法院也难辨是非。但瓯海皮革商会“内行人管行内事”，利用行家里手的优势协调购销和生产环节的经济纠纷，连法院也慕名聘请该商会的两个副会长担任经济陪审员。
“在维护行业权益方面，商会也成了不少企业的护身符。”
“而服务企业、拓展市场是温州行业商会区别于其他省市的独特优势。”温州市总商会工会主席朱德义举例说，温州服装商会在1999年率领本地企业，代表中国男装赴巴黎参加中华服饰文化展演，为温州服装打开国际市场之门奠定基石。
对于企业家来说，成为行业商会的会长不仅仅是荣誉，同样也是一份政治资本和一条扩大企业影响力的便捷之途。“在老总们的众多头衔里，名片上的第一头衔由董事长变成了某协会会长，就是个很好的佐证。”叶子建说。
温州行业商会中发生的许多故事，为温州模式的递进提供了另一个注脚。市工商联提供的数据显示，到2003年8月，温州市共有各类行业商会协会163家，其中市本级92家，各县市、区71家，同业商会数量居全国之首。
行业协会成长之碍
成就虽然耀眼，但“必须看到，温州部分行业协会的体制问题已经相当严峻。不理顺这个问题，对于商会成长乃至行业发展都是严重阻碍”。温州总商会的朱德义分析道。
“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作为大部分行业商会的主管单位至今没有名分。”温州工商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商会成立要到民政部门登记，还要经贸委批准，然后才可以委托工商联行使职责。”
“这兜了很多圈子。想成立商会的行业，希望接受总商会的管理，却因为这层手续而不得不成为政府的附庸。”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温州市经贸委下属的行业协会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会长、副会长一般由退休或在职的经贸委官员担任。“这样的‘娘家’，让不少行业协会变成了二政府。”
而在许多职能方面，“政府往往不愿放权给行业商会，甚至因为自身的利益驱动，干扰部分行业的正常发展。”
叶子建常常在政府部门和企业间调停矛盾，“企业界常讲，有些政府部门是先把猪养肥了，然后开始杀猪――企业早期发展时不闻不问，等到规模大了，你的麻烦就来了。”
在工商局下属的私营企业协会和个体劳动者协会，“登记时近乎强行要求入会并缴纳会费，否则在年检和其他方面你就没日子过。”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板说。
而对于真正属于民间中介组织的行业协会“收取会费方面，物价部门应不加干涉”。记者获得的一份温州市政协调研报告（温政协「2002」9号）建议，“收取会费不是行政性收费，也不是商品交易行为。会费是会员企业自愿提供的资助款。”
这份政协调研报告指出，“对原来由政府部门组建，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官办或者半官办的行业协会，要加大改革力度，实现政会分开、政群分工，彻底改变协会的官办色彩。”
据温州总商会的统计，目前该市民间社团领导职务由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兼任的达488人次，在职公务人员担任了近一半协会的秘书长职务。“这部分协会偏重承担政府职能，并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问题和要求。”温州总商会的朱德义说。
然而，在2月5日召开的温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一则消息令不少行业商会振奋不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再兼任行业协会的领导职务，已担任的要于2004年底前逐步退出。推进政会分开，让民间组织真正姓“民”。
服装商会打造“品牌温州”
温州民间自治方面颇具代表性的服装商会，在扶持产业发展、促进商会自身创新方面的改革已悄然先行。
在担任服装商会副秘书长之前，郑旭峰在鞋革行业协会任职。前者归工商联管理，后者是经贸委下属。因为民间中介和政府附庸的区别给郑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感受。
相比之下，服装商会完全由企业家自发组织，大部分经费依靠企业捐赠，2003年，服装商会年度节余67万多元。
“几乎所有人都把商会比成桥梁、平台什么的，但这个平台究竟该怎么样却少有人描述。”服装商会会长、庄吉集团董事长陈敏说，“应当是一句古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郑旭峰向记者介绍，最近商会在酝酿几个大项目，这其中包括面对整个温州服装行业的设计技术研发中心。
“中小服装企业的技术力量薄弱，在设计研发方面资金投入不足，商会出面搭建一个公共的技术平台，进行服装设计、提供样板，然后卖给中小企业。”郑对于设计技术研发中心的成立踌躇满志，“温州面临技术水平低下的问题光是靠企业自身是难以解决的，商会的作用现在有了突破。”
而温州民企普遍面临的职业人才短缺在服装业同样十分严重。2月7日，服装商会正式筹建技术培训学校，由市服装商会与温州民进高级职业中学联合创办，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人员培训，积极引进内地劳动力，经过专业技能培训后向企业输出。“这些举措不光在温州，甚至在全国的行业商会中都是首例。”
在外资明显短腿的温州，服装生产是少有的嫁接外资的行业。意大利的杰尼亚选择了温州夏梦，意大利的玛佐托选择了温州报喜鸟。
到截稿时止，记者获悉温州的鞋业和服装业，将于今年4月21-23日联手举办展会，同台打造“品牌温州”，两个商会的跨行业品牌合作又开温州之先河。
“或许这些就是温州商会革命的先兆，也可能是温州模式组织创新的样本路径。”郑旭峰说。（记者 周扬）
温州需要什么
访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温州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朱康对 见习记者陈华 温州报道
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
张仁寿：去年，温州经济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浙江省内其他一些地区，从而引起了媒体和一些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评论。但是，经济发展速度是由一系列经济体制和结构因素共同决定的，应该全面的看待。
如果比较分析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条件，在长三角经济的迅猛崛起背景下，地处杭州湾两岸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等六市的区位条件远优于温州，浙中的金华市有义乌市场的强劲带动，与温州相邻的台州市在产业结构和引进外资等方面要优于温州，因此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可能都会快于温州；而衢州市、丽水市一方面由于GDP基数小，另一方面由于要素价格低而引来产业转移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等“后发优势”，其发展速度也有可能不会慢于温州。所以，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竞争中，目前出现的温州经济发展速度慢于其他一些地区可能只是一个先兆。就是说，它预示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温州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会居于浙江省后列的位置。不过，我们不能以GDP增速论英雄，这样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深层次的制度创新
朱康对：从当地政府的公共权力和私有经济的关系来看，总体上看历届温州基本上是体谅企业难处，鼓励私有经济发展的。尽管也不乏官商勾结的案例，但是由于温州的经济结构是以千家万户的中小企业为主，各个利益主体互相制衡，反而使得当地政府只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进入1990年代以后，温州在总体上看在制度方面的创新似乎大为减少。这可能是因为到了经济体制转轨初步完成的今天，浅层次上的制度创新空间已经越来越少，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必然涉及各方面的问题，而这又不是基层官员力所能及的。
所谓的温州资本外流，特别是资金流向炒房，主要是因为全国的市场结构上存在很大的缺陷，而温州人发现了这个缺陷，经济日报曾报道过第一大盈利行业就是房地产业。温州人到外地投资犹如中国社科院冯兴元所讲的温州模式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发秩序模式”，而这正是温州模式向全国的扩张。
温州的GDP落后于省内，但温州的经济增长与全国不一样，其他地区是依靠外延的数量扩张取得的增长速度，短期内能有快速的提高，而温州是依靠内涵增长取得的，不可能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