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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制度 (1人在浏览)

四中乐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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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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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制度
2012年03月20日08:33中国经济网郎咸平我要评论(90) 字号:T|T
郎咸平 经济学家

请大家和我一起回到9世纪的欧洲。公元812年法兰克人的查理曼大帝,骑着他那匹衰老的战马暗自流着眼泪,他了解到以前由他一人制订游戏规则的美好时代将一去不回头,因为订立游戏规则的权力使美妙的腐败成为他这种独裁统治的必然。随着那些可恨海盗的入侵,他不得不利用分封土地的方式寻求各地贵族的“承诺”以城堡御敌的方式协助他防御海盗,其结果就是这些贵族分享了他订立游戏规则的权力。同样的,贵族也必须当“二房东”,如法炮制把土地分给骑士以取得为其打仗的“承诺”。也就是一个人的绝对权力由更多人分享,因而促进了民主的萌芽。

这种“承诺”为什么有效呢?因为贵族们违反“承诺”的代价是可怕的――教会将谴责你的灵魂,并且其他贵族即可合法地抢夺你的土地。当时的欧洲就是靠着这种高违反成本的“承诺”推动民主控制了国王的腐败。但是13 世纪的英国国王约翰利用自己的权力剥削贵族以多收税的做法得罪了贵族,贵族挟其军事优势,逼迫约翰签下了《大宪章》,将“承诺”制度化,而违反《大宪章》的成本就是贵族战争。这种高违反成本的制度就是法治化的本质,透过法治推动民主控制腐败,因而保护了贵族不受国王的剥削。

马克思认为大历史的推动力量来自于新事物。正像马克思唯物史观所说,一个事物的变化――海盗侵略――推动了历史的上层结构。这种以国王为第一层,贵族为第二层,骑士为第三层,老百姓(当时的农民)为第四层的金字塔结构主导了欧洲整个大历史进程。

我们以查理曼大帝为例来解释辩证法和阶级斗争。他的君主独裁是第一个正面事物,而这种独裁国王的权力体系腐败则是其反面事物,最终权力体系中的剥削者国王和被剥削者贵族之间会发生一场阶级斗争,并产生一个新的综合事物,就是从“承诺”进化到《大宪章》所关联的金字塔政治结构出现了。这个结构给了过去的受害者更多的保护以容纳新的腐败,过去的受害者贵族变成了新的剥削者,贵族开始滥用手中权力来剥削农民,而不是去好好地保护农民……马克思的贡献即在于他把唯物史观加入了由康德所发明的辩证法,形成了有名的马克思唯物辩证史观。

这种金字塔制度横跨了三个世纪,到了16世纪才被一种新的物质力量改变了,而这种物质就是16世纪的火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以往的金字塔制度在火药引入之后慢慢地发生了质的变化,金字塔政治制度中的顶端仍是国王,第二层仍是贵族,他们仍是透过上议院的运作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以往第三层的骑士被资产阶级所取代了,他们透过下议院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第四层仍然是平民百姓,这是第一个正面事物。

但是反面事物出现了,因为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国王和贵族开始剥削第三层的资产阶级,甚至剥削第四层的老百姓。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透过海上贸易孕育了相当强大的实力,最终权力体系中的剥削者国王和贵族与被剥削者资产阶级和老百姓之间发生一场阶级斗争――英国内战,并产生了一个新的综合事物,就是下议院推动了《改革法案》,而由资产阶级瓜分了国王和贵族的权力。这个新的结构给了过去的受害者更多的保护以容纳新的腐败,过去的受害者资产阶级变成了新的剥削者,资产阶级开始滥用下议院的权力来剥削劳动者……

按照辩证法的推论,最终权力体系中的剥削者资产阶级和被剥削者劳工之间将发生一场阶级斗争,而由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到现在没有发生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呢?

我必须说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错,因为他没想到在他去世后的20世纪,鉴于女性和工人在一战中的巨大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议会透过法治化立法支持劳工组成工党。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制度出现了,金字塔政治制度中的顶端是国王,第二层仍是贵族,他们透过上议院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第三层是资产阶级组织保守党,第四层的工人组成了工党,在下议院保护自己的利益。议会透过立法赋予全国老百姓相同的投票权利――“全民民主”政治产生了,全体社会大众不分阶级,都可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支持以资产阶级为主的保守党,或支持以劳工利益为主的工党――“全民民主”政治从此定型,进而风起云涌地席卷了整个世界。国王第一层的绝对权力,贵族的第二层权力和资产阶级的第三层权力被社会大众瓜分掉了,也就是权力由顶层移到了第四层,因此真正的全民民主出现了。

这个时期的“全民民主”和以前的“承诺”、《大宪章》、《改革法案》的本质意义相同,都有高额的违反成本。违反“承诺”和《大宪章》的成本就是贵族战争,违反《改革法案》的成本就是英国内战,违反“全民民主”的成本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从“承诺”到《大宪章》到《改革法案》到“全民民主”的本质就是透过高额违反成本的法治化保证民主的推行以控制腐败。

这个全民参与的民主制度当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却阻断了腐败的生长,因此不会产生新的受害阶级,阶级斗争自然消失。今天的民主制度为何能阻断腐败呢?因为现代政党的特质是以轮流执政为特征,这些政党作为一个组合集团,其成员共同宣布一个施政纲领,并希望赢得足够多的议会席位来组建自己的政府。现代政治竞争主要是通过昂贵的媒体传播来获得选民的好感和支持。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又开启了腐败之门,因为特殊利益集团为政党提供竞选资金,他们希望得到丰厚回报。又由于在新闻自由的情况下,腐败消息经常被曝光。最终,愤怒的选民罢黜了腐败的政府,从而破坏了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勾结。接掌权力的新政府最终也难免走上同样的腐败之路,并被选民所抛弃。但正是这种政党之间的不断轮流执政打破了政客与商人之间的腐败联盟。这种制度允许腐败,但是对腐败又施加了足够的限制,从而创造了更先进的经济体系,创造了英美两国近两个世纪的霸权地位,成功地避免了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可以这么总结,以大历史的角度来观察欧洲历史,我们就会认识到腐败是西方社会的基本特点,甚至是任何社会的特点,整个欧洲的历史就是透过高违反成本的法治保证民主的推行以控制腐败的大历史进程。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获得成功,正是由于他们具有了遏制腐败的民主和法治;而苏联陷落则是由于它无法遏制腐败;并且,苏联在向民主急速转型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更多的腐败,这最终导致了自己的解体,而绝不是因为马克思理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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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作者:杨帆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4-1

本站发布时间:2012-4-1 10:32:30

阅读量:3131次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3.28.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

  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题目: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杨帆:不知道。后来就说不清楚了。

  记者:我看书店里面卖的书好像都是以红色经典为主。

  杨帆:不是。什么书都有。我自己也买过很多书。我有一个广州开发区的朋友,我向他推销,买了三次,每次上百本。在前期完全是我们几个人共同发起和赞助。

  主要几次大事件我出的主意,都取得了成功。基本思想是中左的。当时的主要思想来自“经济学非主流派”,乌有之乡只是一个平台。以后才自己主导思想路线,走向了极左。

  1994年经济学非主流,到2004年和2005年,是中左思想的成功和胜利,是在民主法制轨道上的。当时上边政策比较右倾,理论界是新自由主义控制。我站在中左的立场上是正确的,策略也正确,所以取得了成功。

  记者:现在有人怀疑乌有之乡背后是否有政府经费的支撑。

  杨帆:我就不清楚了。上边可能有意保留乌有之乡,作为左派力量制约右派。这是错误的。利用极左制约极右的基本考虑是不要民主,上边不喜欢中左和中右,宁愿让极左极右打来打去,形成几年一次的思想和政策震荡。2004年就是极右闹事,这次是极左闹事。希望中央能够通过这次总结教训,支持中左中右,走民主法治道路。

  我提出重庆方面清查经费,张宏良马上就急了,策划一小撮人在网上谩骂。

  记者:是不是说重庆出钱给他们?

  杨帆:我哪里知道?我要求重庆公布对极左翼赞助情况。马上炸开锅。左派哪里来的钱?无论是来自打黑抄家还是财政,必须要全部公开和清退。

  记者:据您所知,现在还不确定,就是有可能有?

  杨帆:我不知道。等重庆答复吧,大家可以呼吁。

  乌有之乡今年1月1号,请了一千多人开会。一说要查经费,他们就害怕了,谁的经费都应该公布,这是国际惯例。说什么“网友捐赠”,要公布是什么人。经费的事,我提供不了更多消息,关键是敦促重庆公布。

  记者:我看司马南在微博上说自己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资助,他说“只有我资助别人,没别人资助我。”

  杨帆:我不知道。

  记者:单纯从乌有之乡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来讲,乌有之乡网站上没有广告,没有广告收入的话,它的唯一合法收入来源只能是卖书的钱。

  杨帆:根本不够。现在要求他们把赞助的钱公布,看看是不是跟重庆有关系。

  记者:谈谈千人大会吧,它是什么性质,你是怎么评价?

  杨帆:这个就不用问了,你自己去看看我的新浪博客。是张宏良先点我的名,要封我的嘴。

  他们这伙人骨子里信奉文化革命,在活动中间有意识加入文革思想。比如对茅予轼不叫起诉,而叫“人民公诉”,这就是文革语言,且变成行动,50000人签字,是一次文革性质的发动。张宏良号召抓汉奸,是更大的一次正式发动。“汉奸”,已经成为他们打击他人的口头语。

  我杨帆一贯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我1995年第一个提出增加军费,1998年出版《大国战略》,这是第一个提出大国概念的;2000年最早提出国家安全,以后提出国家战略产业。敢骂我是汉奸,这谣言也造的太没边了,只有疯狗才能这样咬,这是诽谤名誉,我要把他们送上法庭。

  记者:你说他们是张宏良背后的一些跟随者,把乌有之乡夺权了。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杨帆:乌有之乡到2005年2006年很有影响了。来了一个人,是文化革命三种人,现在他没骂我,我也不点他的名。

  中央定了几十万人为三种人。是陈云一定要定,恨透了文革的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算学生,在工作单位里当头,有武斗,打过人,有人命的。大多数人戴了个帽子,像反右派一样,这次是反左派。三种人不许调工作,不许当官。辞职可以,评教授可以,政治权利都有。要调工作,调查是不是三种人,有没有参加法*功,这三十年还没有放。对三种人内部整得极其严。

  那人是三种人,没工作,跑到乌有之乡,说文革中林彪、张春桥、江青做得对。我坚决把他赶走了,当时我说话还管用,我找了政府的朋友,请韩德强范景刚吃饭,对他们说,这个人不能在这里讲,删除所有为文革翻案的言论。当时他们心理不愿意,但比较尊重我的意见。后来他们自己闹翻了,此人就走了,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2006年,张宏良有备而来,那段时间每天都发两三万字,他带几个人当托儿。到处讲演,在开会有几个人帮他骂。

  在去年7月,乌有之乡开什么学术文化讨论会,完全是张宏良的人在控制,一个河北老刘在会上多次喊“张宏良是左派领袖!”我制止他们说,这哪像学术会议? 此人站出来破口大骂。我退场抗议,他们说“赶快滚蛋”,鼓掌欢送。我说你们是左派历史虚无主义。张宏良装着没事。当时我感觉这个人是阴险的煽动家阴谋家。有年轻人注意了张宏良七八年,原来是右派说普世价值,没什么名气,是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所长。是不是做股票亏了?看到乌有之乡起来了,就到这里来了,表现挺积极的。我说张宏良不错,拿他当兄弟看,还请他吃饭,他叫我杨老师。

  我找左大培韩德强签名修改《物权法》,致两会,我起草的信,我说把张宏良也写上,我挺提携他的,他很感激,说杨老师谢谢您。他们三人思想比较左倾,我说这次上书我来写,你们签名。最后成功了,物权法修改采纳了我的提议。之前半年,有六百多左派签字中央都不采纳,因为他们极左。

  中左领导全赢,极左领导就全输。

  张宏良后来不断煽动。我不断提醒他们,但他们不听,我的底线是不能给文革翻案,不用阶级斗争语言。我有中左说法,我也批判极右,说得比他们到位,更有效。

  极左说法,右派根本不理,中央也不理,最后就是煽动老百姓,社会基础转移到边缘知识分子。他们社会基础并不大,只是利用了网络。主要是边缘知识分子,这些人当不了官,下海失败,没正式工作,有文化。他们不是穷得没有饭吃,有的还有车,但很多人家庭分裂,没有小孩,就一个人生活,主要不是经济问题,是心理上受不了,失魂落魄。

  记者:你在乌有之乡是不是一直都比较主要的身份呢?

  杨帆:我在学术方面是主导,前期组织了一些重大活动。

  核心的问题是,操作者是韩德强和范景刚。前期他们太年轻,当然是比较听我的。

  他们掌握财物,包括组织活动,请谁不请谁,都是他们说了算。真正操控的是他们两人。他们想请谁就请谁,不想请谁就不请谁。前期我给他们提出建议,他们也听。以后他们私下里背着我搞很多活动。我不赞成的他们也搞,我就不参加了。我发现他们在很多事情上排挤我,比如说给每个学者设专栏,就不给我设,把我挤到一般专栏。他们三个月在首页推出一个学者,推了很多人,到现在也没推我。我的文章发过去,有很多不发不回复。很多这样小动作。开纪念成立6 周年的会竟然也不请我。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杨帆:2007年开始的,后来越来越疏远。郭松民组织学术活动,对我很尊敬,虽然他自己宣称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说重庆模式证明了共产党传统模式可以成功。这次我让他带话韩德强,组织创始人开会,反思极左,韩德强置之不理。就是不想反思。

  2011年我和张宏良吵架那次,乌有之乡学术组织者换了人,是一个法律博士后,此人宣布法律都是骗人的,据她调查完全是帮助权力资本欺负老百姓的。我批评这次不像学术活动,她给我发邮件说,本来我们就不是学术性的,根本没有诚意。

  他们元旦开千人大会,也不通知我。意图就非常明显了。这是搞组织行动的会议,张宏良做政治报告。我如果去了,我能让他们干吗?这就是他们一定要排挤我的原因,完全是思想路线不同,哪里有什么个人恩怨?我怀疑他们参与了重庆方面的政治活动。再次呼吁重庆方面进行清查!

  此时王 还没有出事。他们现在大骂我见风使舵。当时是什么风?极左之风最盛!多少人都卷进去了?对重庆进行政治投靠。拿钱。以后揭发出来你们会大吃一惊!我作为重庆模式的作者,没有拿他们一分钱,一直坚持原则,一再批评劝告,可惜他们不听,却和极左互相呼应。

  如果听我的,怎么会一败涂地?

  记者:网上这些文章都要给稿费的吗?

  杨帆:一分钱没有。我们都只掏钱。没有拿过一分钱。

  记者:是这些学者主动把文章给他们,然后他们发到上面?

  杨帆:是的。后来就不知道了。他们有钱也是从这一二年开始的。有钱了他们就更左了,更不听我的了。

  记者:也就是说,从2006年张宏良来了之后,慢慢地在乌有之乡占据了一个主导的位置。

  杨帆:是的。实际是韩德强和范景刚操作的,是他们的意思,他们把张宏良放进来当煽动家,排挤我的学术地位。我是他们推行极左的主要障碍,我把握中左方向。他们搞签名我都不参加。

  张宏良来了把中左变为极左。篡权,是指篡夺话语权。李北方这样的人进来瞎掺乎,他在广州知道什么?

  有些老左派朋友虽然思想极左,但是因为比较老还有道德,不公开跟我顶。2011年7月见面,他们非常亢奋地和我说,左派能有今天大好形势,我们不会忘记你杨帆,在左派最困难的时做的贡献,你是最有战斗力的。

  我说,你还有良心,不像那些小年轻拿我当障碍。但左派有什么大好形势,我怎么看不出来啊?留神乐极生悲,唱一出历史闹剧。

  结果如何?被我说中了。

  韩德强范景刚在背后搞小动作,扶持张宏良,把我赶走,排挤王小东,利用黄纪苏、祝东力。这些都瞒不过我去。

  记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杨帆:就是想搞极左。骨子里从来就是极左,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喜欢马克思,但喜欢文革。

  记者:他们是如何绑架整个左翼和重庆模式?

  杨帆:张宏良在网络上煽动,带着死党参加会议。就这样绑架。

  我去年7月份特别找韩德强谈一次话,要赶走张宏良,纠正极左的错误,韩德强根本不听。完全是思想路线之争,现在为什么要否认,说成是个人恩怨?我和他们有什么个人恩怨?根本没有。他们比我年轻,我一直说他们是未来左派领袖,不希望他们走向极左,是为他们好。

  韩德强也被形势冲昏头脑。他说,党已变质退化成官僚资本主义和汉奸买办。改良改革没效果,要依靠人民革命。我说我是乌有之乡发起人之一,应该有发言权。他说,没有发起人。现在左派有了领袖,形势不同了。现在的极左都是网络造成的,和他们无关。

  总之,真的是完全冲昏了头脑。

  2011年7月份,有老左派写长文,力图整合左派内部思想,提出口号“共富为纲领,西来当总理”。策略说的很清楚,利用社会矛盾,闹事逼中央分裂。他们都不是纯粹的文人。对形势判断是错的,方法也是错的。

  就是在2011年7月,乌有之乡完全实现了中左向极左的转变。标志就是这篇文章,韩德强谈话,张宏良和我打架,特别是元旦政治报告。

  我发微博警告,这是害薄。不要搞历史闹剧。

  这都是王 出事以前说的,见什么风使什么舵?

  那时候,真正的风向是极左。我是开顶风船的。

  记者:您现在对重庆模式有没有新的看法,就是重庆事变之后?

  杨帆:我基本上还是原来的看法,没什么变化。我在共识网上已经发了两个月了,把我去年的微博和我几次会的发言都整理出来,很长。那时点击就上万,今天晚上会更高。

  重庆模式以去年2月份为分水岭。

  那以前它是民粹主义模式,用警察抓人,政府干预,干部实行共产党传统作风,依靠领袖个人权威,比较彻底地改变了重庆利益格局。特别是打击了有钱人和腐败干部。

  保留一部分国有企业做主导,暗含因素。可能出现权力不受制约,安插私人。前提是能限制腐败。这是一个问题。国有企业占主导甚至还占相当大的比重。

  第二点是政府强,市场也强,两个都强,这就需要唱红,创造气氛恢复共产党传统作风,让党团干部去联系群众,做准备工作,我认为做得很成功。只是不能持久。

  第三点就是用警察,用群众揭发。群众揭发并不是群众运动,这和文革不一样。鼓励群众揭发、提供线索,接着用这个线索让警察去核实。不能认为全是逼供打人出来的,他有基本的线索。

  4月份以后,主要错误是抓律师,和北京极左派结合。

  记者:这个群众揭发和过去的斗私批修有什么不同?

  杨帆:当然不同。群众揭发是依法揭发。法制社会没有证人还干什么?西方那套东西说得好听,没有证人,你就谁都逮不着。你说保障人权,但你不能保障老百姓的人权,你保障的是犯罪分子的人权。

  记者:现在重庆唱红打黑可能争议最大的是打黑,有人说是黑打,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杨帆:发动群众揭发没有问题。重庆市长发了个信封,绝密,请你揭发问题,前提是相信薄 ,一般的政府老百姓信不过也不敢。这很有效,确实薄很有威望。不能说什么好事都没干,那不是事实。在揭发这一点上,百分之八十都是实名。历史上许多积案也有线索。王 特能干,效率就是高,抓人多。这是打黑的特点,比其他的有效,因为发动群众了。发动群众不是抄家,是让群众揭发,这是正确的。

  记者:这里面有没有程序不正义的地方,有没有冤假错案?

  杨帆:揭发就是程序,完全正义。别的地方就是没有这个东西,讲法治是假的,没有效果。别的地方就抓这么几个人,重庆就抓那么多。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全国以后抓腐败也得用重奖。汉武帝武则天都重奖奖励揭发,不问动机。奖励额还要非常高,要不人为什么要揭发?核心就是没有证人这一点,他解决了。

  第二点是警察刑讯逼供,这是坚决不能允许的。可通过法律程序,让律师进行复查,有多少纠正多少。

  第三条,不能够干预律师去办案。李庄这件事去年4月份我正好在重庆,听了检察院的说法、教授们的说法,中产阶级都不支持。以后又打电话问了问北京一些朋友,他们也说做得不好。所以我5月份在共识网周志兴请我去讲重庆模式,我说我是这书作者,但我写书的时候,没抓李庄第二期。第一期已经判了罪,怎么二期还抓啊?政府整律师怎么也站不住脚。整黑社会如果有错,要放的还得放。整律师怎么说也没大意思,刑满还不让出?这件事我认为是重庆模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为什么?这是历史规律,凡一个人太顺,他就经不起挫折。他没想到会受挫,一旦受挫会继续犯错。比如说1988年抢购风之后变成政治动乱。比如顾雏军2004年纯粹就是他自己犯错,到香港起诉郎咸平,让人家交不起律师费,让他破产,这就没必要了吧。兵败如山倒。

  抓李庄的错误非常大。我一再地劝重庆说,赶快向右转。细看我的博客,一步一步,说到后来越来越厉害。最后我说,千万不能勾结北京的三左派: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要用中派学者,也包括中左中右。我特别把萧功秦请去看重庆,看了之后都说好,很可惜重庆也不听。我说的东西他们都知道,就是不见我的面。到10月份出来《民主法治十五条》,局内人都知道,说真听杨帆的了,搞民主法治。我说好,可惜晚了半年。

  这是10月底我想帮它转型,把萧从上海请到重庆。包括黄纪苏,提出一些建议不要再唱红,改为社会主义新文明。

  重庆没有多少红色,尤其警察局里全是黑色,一点唱红也没有。王 根本就反对唱红,并没有搞成红海洋。那都是自由派的想象。你看的是经济建设热火朝天,廉租房也盖得很好,我说它不能持续,因为没有退出机制。

  萧功秦说挺好的,是桃花源,农民都能起个房子。他回去以后给重庆说好话。包括他哥哥,在北京癌症住院都病危了,他和他哥哥说了一下午重庆好。他哥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知识分子对重庆有偏见。后来到北京开会,发言就说重庆好话,他是自由派。同时说唱红有文革因素,应坚决划清界限,坚决不能和北京左派混;打黑是法制的问题,应该进行复查。我和他观点一致,应赶快主动地进行复查。因为开始已经抓了,不抓的话就跑了。抓起来以后有对有错,给人平反要主动,不能整起人来没有止境。

  我们提了这么几条建议:

  一、重庆的发展一定说是中央的成就,锦涛同志主政治以来十几年的成就。不要强调自己,这是科学可持续发展观,中央政策支持。

  二、共富不要提新阶段。不能说现在才开始共同富裕,这是极左纲领。应该讲注重民生,缩小贫富差别。

  三、唱红要和文革划清界限,要明确表态。

  四、遵循法律程序,对打黑进行复查纠正。

  总不可能全部都抓错吧?如果全抓错,就彻底纠正。

  应该先给李庄平反。

  这是见风使舵吗?当时王 问题没有出来啊!所以现

  在出来诽谤我见风使舵的,是别有用心,他们是上重庆贼船下不来了。

  如果当时做,重庆模式不一定就站不住。可惜他们不听,反而听极左的。

  另外打黑这方面有一个《刑事诉讼法》的空缺。不能用

  意识形态的说法。我说超越左右就是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看,能不能站得住。按照现行法律有没有错?现行法律应该修改什么?一个修改法律,一个纠正错误,就可以了。

  记者:据我所知,他们讲的黑打就是对律师权益的保护,就是律师的伪证罪这一类的事情,还有就是有没有刑讯逼供这件事情。

  杨帆:有刑讯逼供应该纠正。但变相的看守所,变相的刑事逼供,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这是法律欠缺,警察恶意利用法律空缺,这可能是是相当大的一部分。限制律师的条款要改,什么叫强迫做伪证?那一条应该改掉。让你三天三夜不睡觉,叫不叫刑讯逼供?刑诉法要有细则。大量是法律不完善。法律上黑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区别,黑社会非法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区别,黑社会资产和个人资产的区别,法律有没有详细区别?好像没有。

  这就成为政治问题,现在只能从政治上平反了。

  记者:在薄 下课的那一天,乌有之乡那个网站刚好被关掉了,这个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还是说这是偶然呢?

  杨帆:当然有联系。刚刚那话我还没说完。

  如王 不出事,会有一种处理办法,出了事又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这就是政治问题。现在只能平反,那没办法。

  早复查政府比较主动,他还要感激你。现在不一样了,王 进了美国领事馆,政治上错了,一败涂地。有大反复,基本上该退的都退。说是黑打,完全否定,在历史上也站不住脚,将来哪天又翻回来。实事求是,倾向于被整这一方,要赔偿。

  处理薄是必然的。王 进了美国领事馆,是严重政治错误,现在证明他填了表,应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希望能宽大处理。比如保留公职到大学当教授,我们学校有证据学院,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可做研究员。如果有其他罪,那就没有办法了。

  记者:薄被撤职的原因是什么?

  杨帆:按照党政干部问责制度,调离是完全正常的。

  小道消息我不能讲。从两会上我就知道他回不去。我料事如神。我没什么消息,就是认为共产党组织原则不能变,忠诚于组织原则,我这辈子没大错。

  人是你提拔上来的,是不是神经病都无所谓,就得辞职。他请辞了是应该的。怎么处理查清楚再说,因为王 的事还需要查实,他和美国说了什么,重庆又揭发了什么。张宏良说我告密。告密的人不是我,因为我什么密都没有。告密的人应该很多,揭发很多东西,核实后才能定案。

  相信中央,希望早做结论。

  薄被调离职务非常正常,完全可以理解的,必须要做的,不能让他回重庆。因为你那里出那么大事,第一把手要问责,最轻的就是调离工作,原岗位不要干了。孔庆东说是反革命政变,他不懂共产党组织原则。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家,这么点规矩都没有,想走就走?有什么委屈冤枉,也不能进美国使馆。自由派是不是觉得投奔自由世界,他们不谴责王 。是不是大家可以往里跑?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极左领袖出来干扰中央部署,瞎闹什么呀?装神弄鬼。“间歇性神经病”,有也不能说,什么叫间歇啊?如果承认这个,那整个法律就别要了。我现在揍你一顿,说是间歇?什么时候是间歇,什么时候不是啊?

  出了事以后,他们表现太坏。我没法容忍极左派的做法。他们说我是左派领袖,我一直说我不是左派。但是现在我还真得尽这个责任,就是打掉极左。搞宗派搞到这种程度,网上说什么反正王 是打黑英雄,进了美国使馆也是打黑英雄,这种话都有。

  张宏良抓汉奸?王 是不是汉奸?最简单的,极左道义制高点没了。不能维护叛国的人。还抓别人是汉奸,有道理吗?

  第二个,不能拿着重庆的钱干扰中央的部署

  第三个就是围攻杨帆。

  由中左打掉极左,才能保留左派。

  张宏良他们有组织,微博是很重要的平台,集中来围攻我, 说我是汉奸。我只要抓到证据,告他诽谤。

  他所谓抓汉奸是极端恶毒的,文化大革命模式。

  我刚解释了半天重庆模式,不是文革模式,只是一种民粹模式。但抓汉奸运动绝对是文革模式,一模一样,就是提出了一个汉奸帽子,这帽子没有法律确切概念。文革提出,重点是整三种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神蛇,都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

  第二条就是不通过公检法,用群众组织决定人命运。群众说话是最没有谱的,没有操作性。用投票办法,是多数说了算,还是少数说了算,什么叫群众呀?

  这两条就构成文革基本特点,必然是大规模滥捕滥杀。

  乌有之乡就成为宗教裁判所。

  记者:所以温家宝说文革还有可能?

  杨帆:是有可能。不在重庆,而在于张宏良抓汉奸,他不是说说而已,是已经做了。他们说辛子陵也说了要杀左派。辛子陵说了,但他没有做。

  杨帆:我历来不承认自己是左派,为什么?

  我的核心价值理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左派因素,但是我也承认自由派的核心理念,比如说个人人权保障,特别是民主,我一直是坚持的。我的思维不是左派思维。我从来不用这些基本理论去反映问题,基本思维方法不是左派。世界上还有保守主义思潮,我有保守主义。

  他们认为我是左派的头,实际上我是一个中派。中间派领导左派能赢。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是一个山沟里的土包子,他领导红军。那些学资本论的,跟着莫斯科跑的人,反而不行,这是一个道理。

  等形势大好,他们必然要排斥我。我这人从来不走极端,都认为我脾气极端说话极端,实际思维和说话从来没极端。

  记者:能否谈谈您在天津搞的民主实验?

  杨帆:其实我就是民主派,在天津开发区,就是搞得竞选,后来为什么走到左派,是因为江泽民时期右倾。我主要是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8*8以后就是经济自由、政治专制。

  记者:您怎么看待边缘知识分子?

  杨帆:王 接触的是这类人,他不接受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喜欢搞阴谋的,江湖小神仙,这种人在中国民间特别有市场。

  记者:您如何看待左右分歧,观点相互撕裂的状况?如何去寻找共识,好像完全谈不拢,是一个对骂的状态。

  杨帆:极左、极右是不可能的,要坚决封掉他们的言论,要用行政手段做。他们都涉及刑法,涉及垄断舆论,他们没有言论,全是骂人。政府不能给骂人以自由啊。

  政府压制的是中左中右,纵容极左极右,为什么呢?因为政府不想搞民主。中左中右都是想搞民主的,所以上面有意识地来压制中左中右,极左极右就可以同时出现。这回伤到他们自己了。

  记者:秦晖有篇文章,中国是左得势还是右得势,您如何看待?

  杨帆:就是在不搞民主的情况下,极左极右互相争斗。中左中右永远成不了势力,为什么呀,因为上面的政策造成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赞成我的看法,成不了主流是上面纵容极左制约极右,专制不变。期望这次有大的改善,就从清算极左开始。

  中右的自由派也不要幸灾乐祸,不要以为可以彻底铲除左派。如果左派真是这么恶心,被你们铲除了,那你们就成了左派。中国仍旧没有民主自由,而是极右的权贵资本主义专制,还是专制。还是诚心诚意和中左做朋友,进行思想交流和争论,造就真正的思想与学术自由环境。现在好像有些人看热闹说风凉话,挑拨关系,唯恐天下不乱,没有意思,遭遇意外收获,适可而止吧。

  咱们经过大折腾应该成熟了,再来一个极右派翻天,那么10年以后又是极左派翻天,中国就彻底玩完了。
 
国家政治发展简报

2012年3月15日 第05期(总第35期)上
〖本期主题〗:改革路向的“红线”

编者按: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深化改革”无疑是最热关键词。然而,正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中国的改革脚步再次踢到了“姓资姓社”的红线,当然此次交锋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左右之争……

★ 反思“改革共识”

清华大学社会学习教授孙立平近期撰文认为,“不改不行”已成社会基本共识。

在经历了若干年的沉闷之后,改革的呼声再起。新一轮的改革有望重启。早在六年多前,在发表于经济观察报的访谈录《中国改革到了哪一步?》中,我曾经提出一个判断,“改革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而且,在随后的若干年中,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但在今天,我反倒认为,现在改革的共识又正在重新开始凝聚,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条件已经出现。这之间矛盾吗?不。原来说的改革共识破灭,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改革已经开始走样变形,造成社会中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甚至使改革成为“掠夺财富的战争”,由此,在一般民众中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对改革的质疑。而说今天改革共识正在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们开始重新认同过去那种造成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改革模式,而是基于近几年的现实形成的“不改也不行”,甚至“不改更不行”的认识。

换句话来说,是基于“如果继续下去不行了”的这种对现实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的可能的危机的担忧。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再继续下去不行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现在开始被人们用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表达出来。有人说,改革在和危机赛跑;也有人说,改革在和革命赛跑。这些说法都表明了现在改革的迫切性。改革的迫切性不仅源于原来改革的进程并没有完成,更在于“转型陷阱”所酿成的新的危机。

在不久前的一个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转型陷阱”的概念。如果仔细分析,促成这种转型陷阱形成的,实际上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在改革过程中发育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求停在这里,将体现权钱结合的所谓过渡性体制定型化。另一个因素则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这种改革发生怀疑。转型陷阱的形成,就是这两个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发现,在这种转型陷阱中,利益关系进一步失衡,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弊端在进一步严重化,甚至可以说,整个社会的危机在不断加深。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变革的要求在重新孕育,新的改革共识在开始重新凝聚。其实,就目前的改革共识而言,尤其要强调下面的两层含义:第一,现在不仅不改革是不行的,而且可以说,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第二,现在所需要的改革,零打碎敲已经远远不够,要有整体上的推进,实质性的变革。

亦有海外观察人士认为,尽管深化改革已成为中国精英群体的共识,但对于如何改、改的快慢仍然存在各种看法,难于统一。事实上各种小范围的论争近年来不断暗流汹涌,而此次世行报告的发表在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大背景下和全国“两会”的舆论场形成前夕,瞬间的思想碰撞火花四溅,令日益白热化的改革交锋直白显现。“姓资姓社”论题的再次浮出,或可看做中国改革开放再次走到一个关键抉择岔路口的标志。

同时,也应看到此次交锋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左右之争,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扎扎实实地培养出中国官学界的自信,其中对问题的理性论争成份更多。这更突显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二次浪潮的复杂和艰巨,而驾驭此次改革对执政党智慧的考验显然是空前的。此次世行报告的发布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支持,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布时间点的选取也带有一种政治试探意味。李克强副总理近年来具体牵头了关于深化改革的多项调研论证工作,与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疾呼“改革”相呼应。其中传递出两个信息:一是中央高层深化改革共识已基本形成,正在逐步凝聚更广泛的共识;二是中央高层在十八大前致力于改革接力棒的传递,通过人事保证改革的稳妥和延续。

因此,从改革设计指导层而言,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继续稳健地操作。佐利克说世行报告中提出的关键思路就是,应该能够允许公开讨论,允许公众参与讨论。透过此次尖锐交锋,不少观察家都看出了其背后的积极意义。20年前,面对社会大论争,有邓小平“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一锤定音,坚持改革开放先不争论。20年后,改革开放如何深化再次遇到思想瓶颈,却不能指望强势伟人一语定乾坤,时代进步也已不允许。因此,必须看到,在全民呼唤改革的大环境中,如何充分讨论并因势利导成为推动深化改革的重大命题。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将围绕如何深化改革展开更多的理性争论和利益集团的角力,而比较充分的社会辩争或会为中共十八大带来一个渐趋明朗的改革环境,也能为接班人激荡出新的政治智慧。

★ “改革”腹背受敌

当前,一个不乐见的现实是,中国改革正“腹背受敌”:一是改革阻力加大,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拖延、阻碍改革;二是改革动力淡化、共识减少,与20年前相比,人们在改革的方向、目的、手段,甚至要不要改革等重要问题上,并没有20年前那样的高度共识。有观点指出,与20年前“改革”一词众望所归的情况不同,如今在不少国人心目中,“改革”未必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名词或概念。

不容讳言的是,近些年,中国的多项改革遭遇了棘手难题:贫富悬殊、利益集团的固化、国进民退、道德滑坡等多个问题集体爆发,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坐大,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利用缺乏制衡的权力,互相寻租,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导致人心的涣散,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部份民众对改革发生疑问,认为分配不公,机会不均等,改革致其利益受损,普通百姓担心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假改革之名,行个人、小团体、特权阶层利益最大化之实。

清华大学日前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指出,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亦撰文指出,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主义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后代,却失去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与此同时,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某些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疯狂。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多次发出警示,中国须防止改革主导路径被锁定,须防止“政府主导型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

北大学者张维迎也质疑经济领域的“掠夺性行为”。他称,这表现在某些地区或领域的不公正的“国进民退”、官员打着国企等名义强行入股(民企)等。

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人摸石头摸上瘾了,河却不想过了。清华大学发布的“社会进步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即既得利益集团假借“维稳”阻止进一步变革,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 普通民众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对决

不容讳言的是,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20年前,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时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目前出现的各种问题,事实上并非改革本身导致,而恰恰是没有遵循小平“大胆改革”的指示,改革不彻底所导致。鉴于此,在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国内出现了“第二次改革开放”的声音。

与20年前不同的是,此次舆论和思想界争论的焦点是普通民众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对决。既得利益集团为了避免利益的受损,要么百般阻挠改革,要么曲解改革,要么进行假改革,要么借改革之名行维护既得利益之实。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中国目前存在三大既得利益群体: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

这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规则制定的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致使市场经济中的中坚力量、最为活跃的生产力要素的民间投资、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被严重扼杀,活力不再,被资金等生产要素所抛弃。

当前,中国改革的失焦乏力正是体现在这些方面:包括利益集团链条形成,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勾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失衡,造成“国进民退”现象;官民关系恶化,群体事件频发;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两极分化趋势;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消费主义、金钱至上观念泛滥,造成道德败坏。

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这些都成为中国的现实课题。

目前中国存在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失衡,主要是政府过大过强,社会过小过弱,很难成长发育。与20年前相比,由民间启动、取得局部性突破的机会少了,民间推不动,要靠政府来推动。但任何体制的改变,都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阻力避无可避。

经济学家许小年便指出,近些年,改革停顿,甚至出现倒退,打着改革的旗号,扩大和巩固政府部门的利益,原因在哪里?中国陷入了改革的两难困境――改革需要政府来推动,而改革又要触动某些政府部门的利益。这就是难点所在。

“30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不能因为难,就把改革束之高阁。”这句2012年年初引起极大关注的话,出自现任广东省省委书记汪x之口。

广东新任省长朱小丹亦表示,“接下来的改革需要勇气,要突破既得利益格局。”

亦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也是攻坚阶段,攻坚克难,才能取胜:停滞不前,没有出路:回头倒退,死路一条。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要破除既得利益,就得勇闯改革“深水区”,中国社会亟须再一次改革浪潮。20年前的南巡讲话,之所以很快起到拨乱反正、促成全社会改革共识的巨大作用,关键在于邓小平当时所指出的问题,包括沉湎于“姓资姓社”而裹足下前、质疑市场经济的“方向性问题”而不敢大踏步前进等,也恰是社会大多数阶层和大多数人所深刻认识,并认为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时刻。当前,改革同样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

唯今之计,要继续改革,就必须凝聚改革共识。周瑞金撰文认为,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这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纠结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

除了凝聚改革共识之外,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吴敬琏表示,权贵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需要全面改革,经济上,主要就是要减少政府、国企控制的资源,要实现民进国退:司法上,要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的审判要保证独立性。

清华大学发表的报告认为,当前中国改革道路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

从政府层面看,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不断放权和分权的过程。要约束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权力,约束基层官员的贪婪与惰政行为,就要还权于民,维护民众权益。

与此同时,政府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公权力领域严禁市场化,官员应恪守权力的边界。加强反垄断机制的建设,引入权利平等的竞争者。有些领域有必要真正市场化、更加市场化,比如垄断行业应该更开放,真正让民营企业参与,不再让民企遭遇玻璃门之苦。

要打破垄断等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为民众提供更加自由、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就必须果断地从制度上割断政府官员与商业活动的联系:启动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从制度上废除为党政官员输送经济利益的不合理链条;实行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

有学者指出,改革主要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会引起一些波动,但这个波动是局部的小波动,是从根本上巩固社会长久稳定局面。如果通过压制手段、拖延战术来维稳,也许能够稳定一时,但最终将酿成人的不稳定现象。改革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长久稳定,改革与维稳并不矛盾。
中国改革难,不改革更难。无改革则无未来。今年是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年,高层大换届之年,在此大背景下,官方重提邓小平南巡20年讲话意味深长。舆论认为,中共选择此时高调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意在为即将召开的十八大造改革之势。新一届主政者能否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的高峰,国人拭目以待。
 
乐叔,还有信心吗?
 
民主???好象有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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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未细看、、、、
 
民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国情是什么呢?中国是利益集团把持着利益不肯放手,如果实行西式民主,中国有一亿人丧失绝对利益,其他十一亿人就会有利益。
想动这一亿人的利益,需要很大的代价,甚至血流成河,翻天动地。
于是包括利益集团和无产者也害怕动荡。有没有不流血的办法改变民主呢?暂时还没有,绝对没有。
于是新的革命又来了。
我不得不佩服梁启超先生100年前给革命者定下的定律:革命――动乱――专制――革命――动乱――专制。
 
现在的俄国很民主,但比专制的中国官僚腐败严重。
 
QUOTE(AC789 @ 2012年04月02日 Monday, 12:39 AM)
现在的俄国很民主,但比专制的中国官僚腐败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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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天大的笑话。有还比中国严重的?不可能。
你去过俄罗斯吗?
 
QUOTE(王占鳌奖学金 @ 2012年04月02日 Monday, 01:01 AM)
笑话,天大的笑话。有还比中国严重的?不可能。
你去过俄罗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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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0kn13.html

俄罗斯为什么贪腐猖獗

根据俄反贪污组织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俄罗斯官员贪污金额总数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与世界银行公布的48%相差不远。俄《每日商报》8月2日报道称,根据“干净之手”社会组织的报告显示,俄首都莫斯科以及莫斯科州是俄罗斯最为腐败的地区。“黑手”90%伸向国家和公共服务领域。据估算,俄罗斯官员贪污金额约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符合世界银行公布的48%数据。而商人被腐败掉的金额几乎占到收入的一半。“干净之手”在报告中说,根据2009年1月到2010年7月31日获得的数据,“黑手”集中的地区莫斯科第一,莫斯科州第二。专家解释说,因为在上述地区集中了更多的现金渠道、发达的金融体系以及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复杂行政体系。

另外,俄罗斯民主思想基金会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俄罗斯民众身受腐败之害。为了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人们每年送出的“好处费”达30亿美元,工商界被迫送出的红包每年有上千亿美元。俄罗斯行贿受贿的总金额从2001年的36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3190亿美元。2001年贿赂的总金额相当于国家年度预算的2/3,到2005年,贿赂总金额已经超过财政预算2。66倍。尽管有人对这个数字表示过异议,但政府机关腐败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已是不争事实。据联合国国际调查组织去年对60多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世界各地的贪污腐败水平为10%,而俄罗斯达到了20%。更为严重的是,俄罗斯的腐败现象不仅仅是行贿受贿问题。按照普京的说法,“俄罗斯的腐败阶层实际上已经组织了一个个黑社会”。各行各业都有腐败现象。在医疗卫生领域,去年的腐败金额达到4亿美元;腐败现象近年来在教育界迅速上升,去年的腐败金额已达到5。8亿美元,许多教师在招生、考试甚至向学生提供咨询时收取好处;军队也成为腐败渗透的领域,拥有相应权力的军官贪污资金和军用物资的情况屡见不鲜,仅征兵领域的腐败金额就从2001年的1300万美元增2005年的3。57亿美元,通过行贿而让自己的孩子逃兵役的家长从过去的50%增至63%。可以说,腐败已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一颗“毒瘤”,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阻力,它使权力变异,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和前途失去信心,是外国资本望而却步。
 
QUOTE(王占鳌奖学金 @ 2012年04月02日 Monday, 01:01 AM)
笑话,天大的笑话。有还比中国严重的?不可能。
你去过俄罗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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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比天大的笑话还笑话,有人竟不知道中国还有个电白。
 
民主,谁都要,只是,看政府给不给,人民去不去争。
 
笑话!!天大的笑话!!!!
党内民主都不可能实现,会把民主给草民????
 
民主是何物???
 
鉴定,郎咸平那篇文章,怀疑是伪造的,
非常不像郎咸平的语气和思维习惯
 
好高深的哲学。还是等教授人物来处理。
 
QUOTE(四中乐叔 @ 2012年04月01日 Sunday, 06:14 PM)
郎咸平: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制度
2012年03月20日08:33中国经济网郎咸平我要评论(90) 字号:T|T
郎咸平 经济学家

请大家和我一起回到9世纪的欧洲。公元812年法兰克人的查理曼大帝,骑着他那匹衰老的战马暗自流着眼泪,他了解到以前由他一人制订游戏规则的美好时代将一去不回头,因为订立游戏规则的权力使美妙的腐败成为他这种独裁统治的必然。随着那些可恨海盗的入侵,他不得不利用分封土地的方式寻求各地贵族的“承诺”以城堡御敌的方式协助他防御海盗,其结果就是这些贵族分享了他订立游戏规则的权力。同样的,贵族也必须当“二房东”,如法炮制把土地分给骑士以取得为其打仗的“承诺”。也就是一个人的绝对权力由更多人分享,因而促进了民主的萌芽。

这种“承诺”为什么有效呢?因为贵族们违反“承诺”的代价是可怕的――教会将谴责你的灵魂,并且其他贵族即可合法地抢夺你的土地。当时的欧洲就是靠着这种高违反成本的“承诺”推动民主控制了国王的腐败。但是13 世纪的英国国王约翰利用自己的权力剥削贵族以多收税的做法得罪了贵族,贵族挟其军事优势,逼迫约翰签下了《大宪章》,将“承诺”制度化,而违反《大宪章》的成本就是贵族战争。这种高违反成本的制度就是法治化的本质,透过法治推动民主控制腐败,因而保护了贵族不受国王的剥削。

马克思认为大历史的推动力量来自于新事物。正像马克思唯物史观所说,一个事物的变化――海盗侵略――推动了历史的上层结构。这种以国王为第一层,贵族为第二层,骑士为第三层,老百姓(当时的农民)为第四层的金字塔结构主导了欧洲整个大历史进程。

我们以查理曼大帝为例来解释辩证法和阶级斗争。他的君主独裁是第一个正面事物,而这种独裁国王的权力体系腐败则是其反面事物,最终权力体系中的剥削者国王和被剥削者贵族之间会发生一场阶级斗争,并产生一个新的综合事物,就是从“承诺”进化到《大宪章》所关联的金字塔政治结构出现了。这个结构给了过去的受害者更多的保护以容纳新的腐败,过去的受害者贵族变成了新的剥削者,贵族开始滥用手中权力来剥削农民,而不是去好好地保护农民……马克思的贡献即在于他把唯物史观加入了由康德所发明的辩证法,形成了有名的马克思唯物辩证史观。

这种金字塔制度横跨了三个世纪,到了16世纪才被一种新的物质力量改变了,而这种物质就是16世纪的火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以往的金字塔制度在火药引入之后慢慢地发生了质的变化,金字塔政治制度中的顶端仍是国王,第二层仍是贵族,他们仍是透过上议院的运作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以往第三层的骑士被资产阶级所取代了,他们透过下议院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第四层仍然是平民百姓,这是第一个正面事物。

但是反面事物出现了,因为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国王和贵族开始剥削第三层的资产阶级,甚至剥削第四层的老百姓。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透过海上贸易孕育了相当强大的实力,最终权力体系中的剥削者国王和贵族与被剥削者资产阶级和老百姓之间发生一场阶级斗争――英国内战,并产生了一个新的综合事物,就是下议院推动了《改革法案》,而由资产阶级瓜分了国王和贵族的权力。这个新的结构给了过去的受害者更多的保护以容纳新的腐败,过去的受害者资产阶级变成了新的剥削者,资产阶级开始滥用下议院的权力来剥削劳动者……

按照辩证法的推论,最终权力体系中的剥削者资产阶级和被剥削者劳工之间将发生一场阶级斗争,而由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到现在没有发生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呢?

我必须说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错,因为他没想到在他去世后的20世纪,鉴于女性和工人在一战中的巨大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议会透过法治化立法支持劳工组成工党。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制度出现了,金字塔政治制度中的顶端是国王,第二层仍是贵族,他们透过上议院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第三层是资产阶级组织保守党,第四层的工人组成了工党,在下议院保护自己的利益。议会透过立法赋予全国老百姓相同的投票权利――“全民民主”政治产生了,全体社会大众不分阶级,都可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支持以资产阶级为主的保守党,或支持以劳工利益为主的工党――“全民民主”政治从此定型,进而风起云涌地席卷了整个世界。国王第一层的绝对权力,贵族的第二层权力和资产阶级的第三层权力被社会大众瓜分掉了,也就是权力由顶层移到了第四层,因此真正的全民民主出现了。

这个时期的“全民民主”和以前的“承诺”、《大宪章》、《改革法案》的本质意义相同,都有高额的违反成本。违反“承诺”和《大宪章》的成本就是贵族战争,违反《改革法案》的成本就是英国内战,违反“全民民主”的成本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从“承诺”到《大宪章》到《改革法案》到“全民民主”的本质就是透过高额违反成本的法治化保证民主的推行以控制腐败。

这个全民参与的民主制度当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却阻断了腐败的生长,因此不会产生新的受害阶级,阶级斗争自然消失。今天的民主制度为何能阻断腐败呢?因为现代政党的特质是以轮流执政为特征,这些政党作为一个组合集团,其成员共同宣布一个施政纲领,并希望赢得足够多的议会席位来组建自己的政府。现代政治竞争主要是通过昂贵的媒体传播来获得选民的好感和支持。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又开启了腐败之门,因为特殊利益集团为政党提供竞选资金,他们希望得到丰厚回报。又由于在新闻自由的情况下,腐败消息经常被曝光。最终,愤怒的选民罢黜了腐败的政府,从而破坏了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勾结。接掌权力的新政府最终也难免走上同样的腐败之路,并被选民所抛弃。但正是这种政党之间的不断轮流执政打破了政客与商人之间的腐败联盟。这种制度允许腐败,但是对腐败又施加了足够的限制,从而创造了更先进的经济体系,创造了英美两国近两个世纪的霸权地位,成功地避免了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可以这么总结,以大历史的角度来观察欧洲历史,我们就会认识到腐败是西方社会的基本特点,甚至是任何社会的特点,整个欧洲的历史就是透过高违反成本的法治保证民主的推行以控制腐败的大历史进程。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获得成功,正是由于他们具有了遏制腐败的民主和法治;而苏联陷落则是由于它无法遏制腐败;并且,苏联在向民主急速转型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更多的腐败,这最终导致了自己的解体,而绝不是因为马克思理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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