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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1人在浏览)

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


――忆我的父亲王占鳌


王改英/文


( 四 ) 陶铸“死党”得力干将

陶铸“死党”是文化大革命时戴在我父亲头上的“光环”。陶铸同志曾在广东工作十五

年,那个时期我父亲正好在电白县当了十二年县委书记。父亲从认识陶铸同志那天就敬佩

不已。一开始,父亲只知道陶铸同志读过不少书,是黄埔军校出身,很了不得。随着后来

接触多了,父亲对这位有文化、有魄力的领军人物就更加爱戴了。

解放初期电白县是极其贫困落后的地方,百废待兴,我父亲带领电白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

斗,改造电白,建设电白,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电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获得生产好、

水利好、绿化好、交通好、卫生好,“五好县”的荣誉名扬全国。电白县还被评为全国农

业先进单位,国务院领令表彰,人民时报发表社论,《学习电白,绿化家乡,绿化祖

国》,我父亲的事迹也在《人民日报》登载,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成为《人民画

报》封面人物,赴京参加七千人大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而父亲领导的电白人民取得的

成绩,更多的是得益于陶铸同志的指导和帮助。

我的父亲解放前没读过几天书,文化低,是地道的工农干部。论打仗,我父亲的确是好

手,抗日战争时,在太行山区率领游击队员参加著名的长乐大战,朱总司令还通令嘉奖,

授给“抗日模范”锦旗一面。但要搞好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年近半百了才来到这个工作

环境、生活环境、人文环境都极其陌生的地方工作,没有“高人”的指点,要让这个地方

发生根本的变化,真是太难了!幸好我父亲是个不畏困难,好学上进,不服输的人,加上

有陶铸同志这样的好领导的指导。

陶铸同志经常深入基层。每次来电白检查工作,都给我父亲一些具体的指导。我父亲虽说

是个“大老粗”,但规划起电白的发展蓝图是有板有眼。他办事认真,什么工作都想干

好,干出个名堂来。陶铸同志也越来越喜欢这名得力“干将”,多次在不同场合赞扬我父

亲敢想敢干,成绩显著。早在一九五七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同志来电白检查工作

时,听了我父亲关于要解决电白水东人民草棚屋改砖木屋,缺乏燃料、木材及居民饮水困

难问题计划时,就赞许地、半开玩笑地说:“三个困难解决了,群众一定会给你盖一个

庙。”这些问题后来都一一解决了,陶铸同志所说的“庙”果然在我父亲去世五年后的一

九九一年,在电白罗坑水库山顶上修建了“占鳌亭”纪念我父亲。一九九六年六月我曾到

过罗坑水库,站在“占鳌亭”前,思绪万千,有感而作,写了《占鳌亭前》一诗,“占鳌

亭前心潮翻,尤见吾父战江山。足迹踏遍罗坑地,只因水利把魂牵。溢洪桥上刻记印,人

民未忘占鳌汉。修亭纪念留芳名,以慰英灵九泉间。“

我的父亲在电白政绩卓著。不得不说他领导的电白县的造林绿化工作闻名全国。电白不少

地方都是半农半渔,而农业生产相对较差。因为海岸上都是白茫茫的沙滩,草木不生。台

风来时就更惨了。风沙、海潮直捣村庄、农田。房倒地毁,一片狼藉。当地人民看天吃

饭,生活很苦。要改变这种面貌,唯一的出路只能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改变环境。而五

六十年代我国资讯不发达,盐碱沙地种树更加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父亲积极发动群

众,依靠群众。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在博贺给当地共产党员王李广、陈娇压担子,让他

们俩人带头搞沙滩种植试验。一开始种植的树成活率很低,父亲从专区请技术人员指导,

逐步摸索出“客土种植”,“营养筐”育木麻黄苗等方法,使成活率达到了85%以上。父

亲及时在博贺镇召开了盐碱地植树的现场会,把好经验在全县推广,后来又营造了著名的

南海林带。几年后电白八十多公里的海岸线的防护林带宽四、五十米,树高也有六、七米

了,林带降低了风速,固定了流沙,保护了农田、村庄。耕地面积渐渐扩大,农民烧柴

难、用材难的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

父亲在电白任职的十多年,年年大抓植树造林,只要到了季节,那么天天都是“植树

节”,不仅营造防护林,全县的荒山秃岭都披上了绿装。父亲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植树的队

伍中,人们常见到的王占鳌就是头戴大草帽,脚穿大凉鞋,挽着大裤腿的“泥腿子”。在

他的带动下,读小学二年级时我就学着用“营养筐”培育木麻黄树苗。它是我从小就最熟

悉的树。今天的人们只知道木麻黄耐盐碱,耐干旱,抗风力强,是我国沿海防风固沙,保

护农田的好树种,并不知道当年试验在盐碱沙地上种树人的艰辛。而我知道,我不但目睹

了,还参与了。所以我对木麻黄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它的喜爱已超出了它的景观价值和

生态价值。

陶铸同志对电白的发展非常关心,几乎每年都要亲临电白检查工作。他和我父亲一起下

乡,同吃同住,从不打官腔,不摆架子,所以父亲在陶书记面前也敢于把对电白发展成熟

的、不成熟的设想全盘托出,争取得到陶书记的指点。就这样,他们在工作中建立深厚的

感情。看到电白一年一个样,陶书记更加赏识我父亲这位敢想、敢干、巧干、实干的“大

老粗”了。一九六三年三月,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视察电白后题词,“电白竟成绿化

城,何处植树不成荫。沦海也教精卫塞,只有无心与有心。”充分肯定电白的绿化工作。

电白绿化工作闻名全国,我父亲王占鳌也在全省乃至全国成了知名人物。那些年,全国各

地来参观学习的人数以万计。到过电白的人,无不被电白的博贺林带、海南林带所吸引。

林带绵延数十里,远远望去浓绿尽染,一道亮丽的海防风林景色尽收眼底。著名画家关山

月为电白林带作画,名为“绿色长城”挂在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广东厅。

父亲苦心经营电白,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善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树典型,抓推广,

培养了一批全省乃至全国的劳动模范。在他主政电白的十多年中,中央、省、地各级领导

经常来参观和视察。造林绿化,水土保持,农业生产,公路建设,城镇卫生工作,兴修水

利等方面的现场会一个接一个地在电白县召开。各级广播电台及报纸经常报导电白的先进

事迹及经验。中南局陶铸同志、广东省领导赵紫阳同志都希望能重用我父亲,发挥他更大

作用,但父亲毕竟是花甲之年,再放到基层工作已不大合适了。一九六四年七月,时年六

十岁的父亲奉调到广州市农村工作部任副部长。尽管父亲依依不舍他倾注大量心血的电白

县,电白的山山水水,电白的干部群众也舍不得这位与他们同甘共苦,带领他们改变贫困

落后面貌,挤身全国先进行列的好书记。但他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党叫他干啥他就干

啥。我曾从一篇文章上看到过,早在五十年代,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题为《热爱本地区》的

社论,赞扬过我父亲。“他是一颗革命种子,到哪里就在哪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他把

工作的地区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全身心地热爱她、开垦她、美化她。”电白就是父亲的

第二个故乡,他走到哪里都忘不了它。一九七六年,七九年曾两次回访电白县,电白群众

干部得知父亲回来,都奔走相告:“王书记回来了。”昔日的干部、劳模蜂拥到父亲下榻

的电白第一招待所,争相陪伴父亲到处走走看看。父亲也一一询问他们各人的情况,他们

彼此间的牵挂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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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月的《绿色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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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的电白乡村公路



下组图片为60年代的电白海湾木麻黄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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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 忠 诚 的 共 产 党 员


――忆我的父亲王占鳌

王改英/文



(五)历尽磨难,忠诚不变


我不是政治家,不能准确地去评论“文化大革命”,但我亲身经历了这场“文化大革

命”,它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都不亚于一场战争。尤其是伤害了

我国一大批老革命家,老艺术家,科技人才。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

失。冤案、错案一大批,老革命前辈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等含冤而

逝,损失无法挽回,叫人痛心。想到这些,不禁想起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历尽磨难,忠诚

不变,让人敬佩不已。

“文革”刚开始,我也曾积极参加,渐渐地我迷茫了,这场“文革”究竟想干什么?怎么

连国家主席都要打倒了,那么多我们崇拜的革命老前辈,也相继被“揪斗”。我的热情消

退了,不轻易参加任何活动。这也是母亲对我和姐姐的告诫:“千万不要给你父亲惹

祸。”我们不敢惹祸,但祸还是从天而降。一九六七年一月,随陶铸同志被“打倒”, 我

父亲不可避免地被揪出来。一时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父亲一次一次地疑问:“陶书记

怎么会是走资派、大叛徒?”还不等他弄清怎么回事,造反派已到我们家来抄家了,并大

声呼喝:“你是陶铸死党,你要好好交待问题。”我父亲一头雾水。更使我父亲难以接受

的是电白一中来了几个红卫兵,不由分说地拉我父亲回电白批斗。听父亲说,回到电白

后,当地红卫兵和造反派马上组织了批斗,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还上台按我父亲的头,抓他

的衣领,给他挂上一块大牌写着“走资派王占鳌”,又推又拉让他游街。那年父亲已经六

十二岁,坐了一天车又饿又累,快晕倒了。街道两旁的群众议论纷纷:“多可怜哦,昨天

还是人人拥戴的好书记,今天就像斗地主一样。”

后来,我父亲被关进电白一中的一间小房子里,由红卫兵日夜看守着。平时大批小斗也不

知多少次。造反派拿棍子打他的背,戳他的肋骨、肚子。皮肉上的痛苦他可以忍受,可难

以忍受精神上的折磨。想想自己曾为电白作出那么多的贡献,换来这般待遇,他心里苦

啊!加上关在小屋里,没有活动的空间,常常坐在那里写检查交待材料,患了严重的便秘

症。难受之时,死的念头都有。但我父亲毕竟是久经战争考验的老党员,他始终相信党和

广大人民会公正评价他。他告诫自己:“我不能死,党培养我这么多年,我还要继续为党

工作。”就在他与世隔绝,孤独无助,长时间便秘折磨,身体越来越差时,一双双温暖的

手伸了过来。电白一中一位姓蔡的职工冒着被指是“保皇派”的风险,偷偷送来猪肉汤让

他补充营养,送来生油让他喝下润肠道,帮助排便;一位红卫兵送来报纸让他看看报纸,

知道一点当时社会的动态;还有人悄悄把芭蕉从窗外扔给我父亲吃。这一切使我父亲很感

动。

我们与父亲失去联系四个月之久。这些日子里我们家就像一潭死水,谁也不多说一句话,

更不知该到哪里去问询父亲的情况。终于有一天,我听见我家楼梯“咚、咚”沉重又熟悉

的脚步声,一家人不约而同冲到梯口。只见一位头发花白,衣衫不整的老人出现在我们的

面前,天啊!这就是我的父亲吗?人瘦了一圈,原先乌黑浓密的头发白了一半。我上前接

过父亲手中的行李,泪水夺眶而出。母亲赶忙上前扶着父亲入房间说:“能回来就好。”

但回来后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打倒走资派,打倒陶铸死党――王占鳌!”的标语贴到了

我们的家门口。造反派天天逼着父亲写检讨,写交待材料。父亲文化低,只好他口述由我

的姐姐代笔写。造反派认为我父亲的交待材料认识不深刻,避重就轻,又说我姐姐没有划

清界限。把大字报也贴到了她的学校门口。母亲为了使姐姐免受牵连,建议姐姐回山西老

家避避风头,心灰意冷的姐姐从此离开了繁华的广州回山西安家落户。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间,父亲接受了多次大批小斗。有时候批斗省领导赵紫阳同志,

父亲也要去陪斗,因为他们都是“陶铸死党”。有一次,父亲挨批斗回来,问母亲:“老

高,有什么药酒吗?”我一怔,上前掀起父亲的衣服一看,只见几个红红的皮带扣印在父

亲的背上,我气愤地说:“凭什么打人,中央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我找他们去。”

父母制止了我,那几年哪里有说理的地方。后来父亲给我们说起,造反派硬说我父亲和陶

铸同志勾结由来已久,战争年代就是陶铸心腹。我父亲解释一句:“我与陶铸五十年代才

认识。”造反派认为我父亲不老实,拿起皮带就抽打。

好不容易熬到了一九六九年,父母分别都到了“五七”干校去了,挨批斗才渐渐减少。而

我作为当时特有的说法,“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没有安排下乡当“知青”。高中毕业后

到广州第一师范学校继续学习。从小就极少离开大人的我,一个人独自生活了近两年。平

时在食堂吃饭,到了星期天老是生不着煤炉的我就吃饼干,喝白开水。冬天,我倦缩在冰

冷的房间里,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感到十分凄凉。父亲对我留城当教师很高兴,对我

说:“咱家的人都读书不多,现在有了个教师先生我很高兴,你一定要忠诚党的教育事

业。”我原本并不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安心工作,后来尽管有多次跳

槽、转行的机会,我都没有动心。在广州的小学里从一名普通的教师干到学校的校长直至

退休。

一九七一年,不少老干部开始逐步恢复工作。父亲因为年纪问题也回城了。此时的父亲整

天想着的事就是何时能恢复工作,再为党为人民做事。他主动出击找“军管会”,找“革

命会”,见人就说:“我要工作!”甚至跑到革命主任的家门口坐着等安排工作。当时的

负责人说:“老王,你已六十七岁了,办理退休吧。”父亲说:“我不退,我要工作,再

等就真老了。”母亲也对父亲说:“退就退吧,免得以后再遭罪。”父亲坚定地说:“我

相信党,党也会相信我的忠诚。”父亲原工作单位广州市农委会,此时主任位置已满员,

上级见我父亲如此执着,只好把他安排到广州市水利局,后来又到园林局当局长、书记。

直到一次已恢复工作的省领导赵紫阳同志发话了:“市农委给王老安排不了岗位,就调到

省农委吧。“父亲这才回到广州市农委工作。

历尽磨难,改变不了父亲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他又继续为党工作。那些年他经常

通过各种渠道打听陶铸同志的情况。一直没有准确的消息。随着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不

少老同志都得到平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我父亲突然接到通知,赴京参加陶铸同志

的平反及追悼会,平生极少流泪的父亲嚎啕大哭:“冤案啊!陶书记被冤死了!”那两天

他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还叫我和母亲帮忙想想给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同志带点什么礼

物。可就在父亲准备动身的前两天,组织上又通知父亲不用去了,父亲激动地跟他吵了起

来:“为什么原来通知让我去,现在又不让去了,我一定要去!”后来被告之这是陶铸同

志夫人曾志的意思,她不想规模太大,各省考虑一点代表。所以压缩广东代表的人数。没

有参加陶铸同志平反昭雪大会成了我父亲终身的遗憾。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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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组图系1964年前在电白境内拍摄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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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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