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界市城管局副局长龚厚钦实名举报市长赵小明，经过网络的广泛传播，引发湖南官场地震，也让他在全国“出了名”，更使得他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另类”、“异端”，以至于“道路以目”，一些官员只敢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和他打招呼，并为他的做法叫好。
龚副局长的微妙处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在体制内摸爬滚打过的人才会深切体会其中奥妙，但很少有人愿意捅破其真实情形。在他实名举报市长弄得沸沸扬扬之后，他的一生势必从此转轨，无论他今后怎么想、怎么做，都无法改变他在官场没落的命运，当然是在公众舆论的影响全部消失、大家都淡忘此事之后。
他在传统的、体制内的方式举报市长的方式不奏效之后，走上了网络实名举报的道路。或许他从未意识到，此举在扩大影响面、提高了举报效果的同时，也将他自己推上了现存体制和整个官僚体系的对立面，打破了沿袭已久并约定俗成的通行规则，实际上他成了他所属的那类人的“公敌”，势必要被排斥、挤兑到一个边缘的位置，使他的宦途从此黯淡无光，甚或遭到更严重的报复和打击，对其个人生活带来消极影响。显然，他对此有着充分的准备。
他就像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一样，是在以小小苍蝇的虚弱身躯对抗大象，他的目标不可能实现――即使是最直接的目标，也会被无所不在的体制消解于无形，更别说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但其行为本身已经自然指向的更为宏大的目标。
奥地利人茨威格在他的《异端的权利》一书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
龚厚钦绝不会料到自己的行为是一项旷世壮举，作为一项个例，或许他只是想以实名举报的方式，揭露个别政客的腐败和滥权，以达到他维护公平正义的愿望。但放在更为深远的历史长河里考察，他无疑是在践行他的“自由”，以防止权力成为“暴政”。这就是他摆脱传统的、体制的束缚，大胆地通过网络新媒体，通过公众舆论的扩散效应，监督权力运行，监督官员风纪所展现的深刻意义所在。
在我们这个国度，体制是个神圣的名词，既是一切善政的发源地，也是无数劣迹的庇护所。在体制内以体制的方式，杜绝任何外来因素和影响，全封闭解决自身问题，在必要的时候，掩盖自身带有根本性质的或者大面积的丑陋，以维护整体“光辉形象”，维护政权稳定，确保万世基业，是体制内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立足点。
由此就可以解释，世界上不少国家设置独立腐败审查机构、实行财产申报制度，被证实对防治腐败具有极好效果，但在我们这里为何迟迟不能实施？如果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体制的利益，真是想铲除腐败、净化官场而不是做些表面文章糊弄人民，那就绝不会舍弃真正有效的措施。
龚厚钦的举动之所以别开生面，意义重大，就在于他作为体制中人，主动走出体制外，依靠公众舆论，对体制内的官员腐败进行揭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他不仅是针对赵小明个人，更是在与整个官场、体制中的恶质部分进行对抗，才说他是苍蝇战大象，就像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也不仅仅就是针对加尔文个人那样，实际上他是在与新教在与罗马教廷斗争中取得上风后所形成的新的暴虐式的权威进行对抗。
他从体制外途径寻求解决体制内问题的方式，有助于撕裂体制内问题只能通过体制的方式解决的“铁幕”，将这个国家一切丑陋、肮脏完全置于人民利益的天平上称量，而非仅从体制利益的角度和立场看待、解决问题，因此也倍加令人感到意义深远。
正因如此，我们才十分悲观地预测他的个人命运遭际，一个主动冲破体制内通行规则的魔咒，试图将人民利益放在无上位置――也许他的想法并非如此崇高，但他的行为本身已经带来此必然结果。这个人如果不出意外，将会受到历史上一切“异端”共同命运的摆布。
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网络十分普及，信息流通更为广泛快捷，任何势力妄图一手遮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在对他报以担忧的同时，也略可安慰，毕竟，即使没有人真正将人民利益当回事，但至少谁也不敢公然与人民为敌。
因此，龚厚钦的个人前途也不至于坏到无容身之地的地步，虽然对他来说，失去施展个人抱负的舞台，或许是一个更加难以忍受的结果
龚副局长的微妙处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在体制内摸爬滚打过的人才会深切体会其中奥妙，但很少有人愿意捅破其真实情形。在他实名举报市长弄得沸沸扬扬之后，他的一生势必从此转轨，无论他今后怎么想、怎么做，都无法改变他在官场没落的命运，当然是在公众舆论的影响全部消失、大家都淡忘此事之后。
他在传统的、体制内的方式举报市长的方式不奏效之后，走上了网络实名举报的道路。或许他从未意识到，此举在扩大影响面、提高了举报效果的同时，也将他自己推上了现存体制和整个官僚体系的对立面，打破了沿袭已久并约定俗成的通行规则，实际上他成了他所属的那类人的“公敌”，势必要被排斥、挤兑到一个边缘的位置，使他的宦途从此黯淡无光，甚或遭到更严重的报复和打击，对其个人生活带来消极影响。显然，他对此有着充分的准备。
他就像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一样，是在以小小苍蝇的虚弱身躯对抗大象，他的目标不可能实现――即使是最直接的目标，也会被无所不在的体制消解于无形，更别说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但其行为本身已经自然指向的更为宏大的目标。
奥地利人茨威格在他的《异端的权利》一书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
龚厚钦绝不会料到自己的行为是一项旷世壮举，作为一项个例，或许他只是想以实名举报的方式，揭露个别政客的腐败和滥权，以达到他维护公平正义的愿望。但放在更为深远的历史长河里考察，他无疑是在践行他的“自由”，以防止权力成为“暴政”。这就是他摆脱传统的、体制的束缚，大胆地通过网络新媒体，通过公众舆论的扩散效应，监督权力运行，监督官员风纪所展现的深刻意义所在。
在我们这个国度，体制是个神圣的名词，既是一切善政的发源地，也是无数劣迹的庇护所。在体制内以体制的方式，杜绝任何外来因素和影响，全封闭解决自身问题，在必要的时候，掩盖自身带有根本性质的或者大面积的丑陋，以维护整体“光辉形象”，维护政权稳定，确保万世基业，是体制内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立足点。
由此就可以解释，世界上不少国家设置独立腐败审查机构、实行财产申报制度，被证实对防治腐败具有极好效果，但在我们这里为何迟迟不能实施？如果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体制的利益，真是想铲除腐败、净化官场而不是做些表面文章糊弄人民，那就绝不会舍弃真正有效的措施。
龚厚钦的举动之所以别开生面，意义重大，就在于他作为体制中人，主动走出体制外，依靠公众舆论，对体制内的官员腐败进行揭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他不仅是针对赵小明个人，更是在与整个官场、体制中的恶质部分进行对抗，才说他是苍蝇战大象，就像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也不仅仅就是针对加尔文个人那样，实际上他是在与新教在与罗马教廷斗争中取得上风后所形成的新的暴虐式的权威进行对抗。
他从体制外途径寻求解决体制内问题的方式，有助于撕裂体制内问题只能通过体制的方式解决的“铁幕”，将这个国家一切丑陋、肮脏完全置于人民利益的天平上称量，而非仅从体制利益的角度和立场看待、解决问题，因此也倍加令人感到意义深远。
正因如此，我们才十分悲观地预测他的个人命运遭际，一个主动冲破体制内通行规则的魔咒，试图将人民利益放在无上位置――也许他的想法并非如此崇高，但他的行为本身已经带来此必然结果。这个人如果不出意外，将会受到历史上一切“异端”共同命运的摆布。
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网络十分普及，信息流通更为广泛快捷，任何势力妄图一手遮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在对他报以担忧的同时，也略可安慰，毕竟，即使没有人真正将人民利益当回事，但至少谁也不敢公然与人民为敌。
因此，龚厚钦的个人前途也不至于坏到无容身之地的地步，虽然对他来说，失去施展个人抱负的舞台，或许是一个更加难以忍受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