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农民工裸体讨薪
发布时间:2011-12-01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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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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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凭无据陷入纠纷 维权无门剑走偏锋
年关将近,又到农民工讨薪季节。一张农民工在深圳繁华闹市“裸体讨薪”的照片近日在网上广为流传。记者调查发现,一边是企业利用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制造一笔笔“糊涂账”;另一边,在法律证据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民工,维权无门,只好剑走偏锋,从“跳楼”到“活埋”,再到上街搞“行为艺术”,非常规的讨薪方式不断翻新,以此引起社会关注和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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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网事 农民工闹市“裸体讨薪”
照片里,在深圳繁华的福田区闹市街头,一个人上身赤裸,下着三角裤,脚踏解放鞋,胸前胸后贴着黑色心形剪纸,头戴一副面具,上书“黑心老板”。左右两旁,各有一人手拿“工钱要不到,是老板黑心,还是工程被层层转包的原因?我们该怎么办?”的牌子,押着“黑心老板”游街,引来大量市民围观。
“中国网事”记者辗转找到了“裸体讨薪”的主角、河南籍的韩文德。他表示,自己和13名老乡去年底参与深圳圳通公司的红岭大厦外墙翻新工程,今年8月完工后没拿到应得的工资,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裸体讨薪”的三个人,按韩文德的说法,右边那个是他本人,其他两个是一起在工地打工的亲戚,其中扮演“黑心老板”的姓李。
圳通公司认定“裸体讨薪秀”是有人蓄意策划。
记者调查 无凭无据三方各执一词
“裸体讨薪”所追讨的,是两笔无凭无据的“糊涂账”,由一系列叫人哭笑不得的“弱智错误”造成。
这两笔“糊涂账”,一笔是向深圳圳通公司追讨的15万元,一笔是向中间人赵国义追讨的6万元。
韩文德说,他领着13个老乡,通过老乡、包工头赵国义,承包了圳通公司施工工程的后勤杂工,并与圳通公司约定,工程结束后结算,合计劳务费21万元。这一切都是双方口头约定,没有文字凭据。
圳通公司项目副经理廖丹青的说法是:这21万元,韩文德按约定变卖工地废品,得款15万元,抵顶劳务费;余款6万元,公司已经以现金转账支付。
圳通公司出示的一份收款证明显示:“深圳圳通工程有限公司福田区市容环境提升工程项目部后勤杂工款、外墙翻新改造工程款6万元整于2011年7月20日结清,已全额收齐。” 赵国义和韩文德在证明上签名、按指印。还有一行手书:“本人同意此款打入赵国义账户。”文下有韩文德签名。
而韩文德说,变卖废品所得不能抵顶劳务费,因为自己的小团队在“后勤杂工”之外,还受廖丹青指派,做了一项拆窗户工程,变卖废品所得抵顶的是拆窗户的工钱。当时之所以在那张“全额收齐”的证明上签字是“因为受到了威胁”。
对此,韩文德和廖丹青都拿不出证据。既没有字据,也没有证人,成了一笔死无对证的“糊涂账”。
保护意识弱 农民工多陷合同纠纷
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表示,“裸体讨薪”当事双方与其说是劳资欠薪纠纷,不如说是合同纠纷更确切。它反映了新形势下劳资纠纷的一种新趋势:农民工一方,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不强,往往轻信资方的口头约定。而知书懂法的企业一方,利用农民工的无知和弱势地位,一方面与农民工作种种口头约定,一方面在关键环节通过文字凭据,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韩文德们遇到纠纷,在讲究证据的法律面前,必定处于不利地位,只能“剑走偏锋”,以非常规手段,借助社会关注、舆论压力来增加自己的维权筹码。
据新华社
责任编辑:木鱼
发布时间:2011-12-01 文章来源:
【内容摘要】:
无凭无据陷入纠纷 维权无门剑走偏锋
年关将近,又到农民工讨薪季节。一张农民工在深圳繁华闹市“裸体讨薪”的照片近日在网上广为流传。记者调查发现,一边是企业利用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制造一笔笔“糊涂账”;另一边,在法律证据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民工,维权无门,只好剑走偏锋,从“跳楼”到“活埋”,再到上街搞“行为艺术”,非常规的讨薪方式不断翻新,以此引起社会关注和扶助。
核心网事 农民工闹市“裸体讨薪”
照片里,在深圳繁华的福田区闹市街头,一个人上身赤裸,下着三角裤,脚踏解放鞋,胸前胸后贴着黑色心形剪纸,头戴一副面具,上书“黑心老板”。左右两旁,各有一人手拿“工钱要不到,是老板黑心,还是工程被层层转包的原因?我们该怎么办?”的牌子,押着“黑心老板”游街,引来大量市民围观。
“中国网事”记者辗转找到了“裸体讨薪”的主角、河南籍的韩文德。他表示,自己和13名老乡去年底参与深圳圳通公司的红岭大厦外墙翻新工程,今年8月完工后没拿到应得的工资,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裸体讨薪”的三个人,按韩文德的说法,右边那个是他本人,其他两个是一起在工地打工的亲戚,其中扮演“黑心老板”的姓李。
圳通公司认定“裸体讨薪秀”是有人蓄意策划。
记者调查 无凭无据三方各执一词
“裸体讨薪”所追讨的,是两笔无凭无据的“糊涂账”,由一系列叫人哭笑不得的“弱智错误”造成。
这两笔“糊涂账”,一笔是向深圳圳通公司追讨的15万元,一笔是向中间人赵国义追讨的6万元。
韩文德说,他领着13个老乡,通过老乡、包工头赵国义,承包了圳通公司施工工程的后勤杂工,并与圳通公司约定,工程结束后结算,合计劳务费21万元。这一切都是双方口头约定,没有文字凭据。
圳通公司项目副经理廖丹青的说法是:这21万元,韩文德按约定变卖工地废品,得款15万元,抵顶劳务费;余款6万元,公司已经以现金转账支付。
圳通公司出示的一份收款证明显示:“深圳圳通工程有限公司福田区市容环境提升工程项目部后勤杂工款、外墙翻新改造工程款6万元整于2011年7月20日结清,已全额收齐。” 赵国义和韩文德在证明上签名、按指印。还有一行手书:“本人同意此款打入赵国义账户。”文下有韩文德签名。
而韩文德说,变卖废品所得不能抵顶劳务费,因为自己的小团队在“后勤杂工”之外,还受廖丹青指派,做了一项拆窗户工程,变卖废品所得抵顶的是拆窗户的工钱。当时之所以在那张“全额收齐”的证明上签字是“因为受到了威胁”。
对此,韩文德和廖丹青都拿不出证据。既没有字据,也没有证人,成了一笔死无对证的“糊涂账”。
保护意识弱 农民工多陷合同纠纷
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表示,“裸体讨薪”当事双方与其说是劳资欠薪纠纷,不如说是合同纠纷更确切。它反映了新形势下劳资纠纷的一种新趋势:农民工一方,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不强,往往轻信资方的口头约定。而知书懂法的企业一方,利用农民工的无知和弱势地位,一方面与农民工作种种口头约定,一方面在关键环节通过文字凭据,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韩文德们遇到纠纷,在讲究证据的法律面前,必定处于不利地位,只能“剑走偏锋”,以非常规手段,借助社会关注、舆论压力来增加自己的维权筹码。
据新华社
责任编辑:木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