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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的“伟大成就” (1人在浏览)

歌功颂德

荣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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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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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毛时代的“伟大成就” 1、四十八万中国人民的儿女(包括占70%收编的前国民党官兵)在朝鲜战争中伤亡,(吉林出版集团《图说天下》)换回来的却是全世界对中国政府的正义谴责与封杀。 2、3760万人在大跃进中倍受饥荒折磨而非正常死亡。 3、在文革中至少2000万人被整死、逼死、枪杀、自杀、劳改、家破人亡不计其数。 4、随意没收公民巨额私有财产。美其名曰:对资本家私营企业进行工商改造。 5、无序开垦土地、山林,对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毁灭性的破坏至今难以恢复。 6、用人民赖以生存的农副产品换取昂贵的苏联军事援助。 7、不计成本用军用直升飞机浇灌农田(山西大寨人民公社)。 8、践踏法制以群众暴力整死无数官员、干部、教师、学者、有识之士、公民。 9、用公民税收印刷八亿册领袖自己语录、文选,画像十二亿张。 10、官方报纸造假,宣传亩产万斤小麦、水稻。 11、将生活用品当成废铁炼钢,最后还是一堆废铁。 12、无视三千万同胞死难而不顾,拒绝侵略者战争赔偿。 13、出自领袖的声言:“没有侵略者的帮助就没有我们今天。”对日本侵略者的赞美之词。 14、大规模破坏自己千年历史文化古迹。 15、宣传交白卷也能上大学(张铁生)。 16、连李时珍都不知道是谁,也能当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 17、有户口管制,公民不能自由迁徙。 18、无视公民言论自由,只要说错一句话就可以判死刑。 19、将自己的骨肉同胞赶到小岛,还沾沾自喜光荣胜利。 20、每个家庭还没有私人汽车、冰箱、彩电、洗衣机、手表、收音机、自行车。 21、七亿人月人均收入不足两美元,号称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22、自称为人民服务,连农民家庭在自己田地种蔬菜都被禁止。 23、在窝里与人斗其乐无穷。 24、用定量粮票、肉票、布票、商业券配给,缺衣少食却每天大喊丰衣足食。 25、培养了一批把自己当成奴才耍的人,拜倒在政治偶像下,高喊皇恩浩荡。(源自网络)
 
很详尽
 
纯属放屁。
大跃进一会儿是2300万,一会儿是3100万,一会儿是4200万,
一会儿是2200万,数字真是太好编了。
转载 近几天最热的新闻莫过于《朱F基讲话实录》出版,据说这部书很多地方刚一上市就脱销,稿费一定不菲。不过,笔者相信朱总理一定会和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把稿费上交国库。  

朱总理是一位富有传奇性的领导人,1987年十三大时,年近60的朱总理才是中央候补委员,按规定应该在十四大后退休。然而,1992年朱总理在十四大上连跳四级,由中央候补委员一步跨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随即以65岁高龄出任常务副总理,5年后又以70高龄成为改革开放时期年纪最大的总理,直到75岁才退休。这在提倡“年轻化”和反对“火箭式提拔”的改革开放时期实属异数,真可谓大器晚成。  


笔者今天都不想说,只想谈一个问题:即朱总理最传奇的“20年右派经历”问题。很多人认为朱总理的“20年右派经历”是“受残酷迫害”,真实情况又如何呢?  

看一看朱总理简历中“20年右派经历”的介绍:  

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   

1975年至1979年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  

看到了没?在“20年右派经历”中,朱总理大部分时间担任的职务是学校教员、工程师、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社会科学院室主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教师、公务员、国企高管之类的职务。这能算是“受残酷迫害”吗?如果放到今天,恐怕花个几万甚至几十万也不一定能担任上这些职务吧?  

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这5年同样不能算“受残酷迫害”。如果在工厂农村干几年活就算“受残酷迫害”,那么占人口90%的工人农民岂不受了一辈子“残酷迫害”?况且这5年里,朱总理除了干活以外,级别不变、工资不变、待遇不变,实际生活状况还是比普通工人农民好很多的。  
甚至朱总理自己也不认为这“20年右派经历”是“受残酷迫害”。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也就是说,正是“20年右派经历”使朱总理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不光是朱总理,其他被划成右派的人日子过的也不差。例如,黄源老先生(右派)的生活日记选(60年―61年,我国最困难时期)就记载:“ ‘回家,吃栗子,鱼、汾酒’,‘饮葡萄酒一小杯’,‘前天晚上开的一瓶葡萄酒,毛毛和明明喝完了。毛毛独自吃了二瓶牛奶’,‘我叫三个菜,即鱼、海三碟,2.10元,他购杨梅酒一瓶,1.04元。’‘午饭,肉、蛋、带鱼、菜饭,熔上午烧饭忙。杜给我送来肉罐、报纸、杂志’” 。章伯钧先生被划为右派后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  

因此,今天的某些人就不要再拿朱总理的“20年右派经历”说事了。如果毛主席时代 “受残酷迫害”就是当教师、公务员、国企高管,那今天的绝大多数人怕是宁愿选择“受残酷迫害”。

那个年代右派普遍的待遇不过是下乡、进干校,参加劳动,
不要成日造谣残酷迫害死了多少人。
毛主席一开始就禁止武斗了。
文革后,那么多右派存活下来,已经证明一切。
 
纯属放屁。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造成30万无辜平民死伤,其中包括美国支持者、亲美人士的亲属、儿子,
是不是布什就要受到审判?
 
19、将自己的骨肉同胞赶到小岛,还沾沾自喜光荣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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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无视三千万同胞死难而不顾,拒绝侵略者战争赔偿。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当即发表了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著名讲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提到战争赔款一事,但确定了中国对日本宽大处理的方针。1949年菲律宾派特使访问蒋介石,商讨共同对日索取赔款之事。蒋介石却说:“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作法是不公平的”。这初步表明蒋介石有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意思。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的损失是:军人死伤 321万,财产损失133亿美元。

日本在旧金山讲和会议以后,在究竟与哪个×国政府打交道问题上踌躇不定。北京和台北也私下活动,劝说日本和自己谈判将可以获得更宽大的处理。但美国却要求日本和台湾的国府谈判,在美国的督促下,日本和台湾国府在1952年2月开始谈判,4月28日结束,签订了“华日和平条约”。在华日和平条约中表明 中华民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 。

台湾的蒋介石当局之所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对日政策;第二是国府退居台湾后国际地位大大降低,希望以放弃战争赔款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台湾在政治经济以及地缘军事上的支持;第三是大中华思想的影响,别的大国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中国人也应该有个大国的样子,不应该象小国那样斤斤计较战争赔款。

“华日和平条约”签订后,日本和台湾保持了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特别是日本企业对台湾的直接投资,是对台湾投资最多的国家。1965年美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后,日本开始向台湾提供日元贷款,对台湾的经济有一定的帮助。但1972年日本和中国大陆建交后,台湾谴责日本“背信弃义”,宣布同日本断交,并掀起了抵制日货的反日活动。在一段时间内,日本与台湾的贸易曾大幅度下降。

旧金山讲和会议和台日间的“华日和平条约”鉴定后,北京政府声明中国保留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当时北京政府要求的赔款额是500亿美元,相当于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对日本战争赔款的470倍(甲午战争的赔款为2亿3千万两白银)。

1960年10月周恩来会见日本自民党顾问时,仍然强调中国保留对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权力。但是中国和苏联恶交后,大陆在国际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大陆的周边苏联,台湾,印度,日本都是北京政府的敌人。在此情况下,北京政府感到有必要缓和与日本的关系,团结更多的力量来对付最大的敌人苏联。 1965年5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 这暗示着北京政府准备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

1971年美国越过日本直接和北京接触,使日本人大吃一惊。1972年,中日两国开始商讨国交正常化的问题。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但由于北京已准备放弃战争赔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谈判比较顺利。唯一引起争执的是中方在共同声明中说:“中国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但日方提出异议:“在日本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鉴定的日华和平条约中,中华民国政府已代表中国放弃了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所以在法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能再次放弃已经被放弃的权力”。后来在共同声明中,中方把放弃战争赔款的 “权力”改为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这暗示着北京政府承认台湾国府鉴定的“华日和平条约”具有法律效力。

1972年中日恢复国交后,开始商讨签订“中日和平条约”。但由于中方坚持写入针对苏联的“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使“中日和平条约”的签订拖延了不少时间,最后终于在1978年8月正式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由于日本和美国的特殊关系,中国不可能要求日本在政治上支持中国的立场,于是中国对日关系的重点放在了经济上。1978年,华国锋提出了建设十大钢铁基地、十大石油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的激进重工业发展计划。由于中国缺乏资金,开始向日本大规模借款,因为当时其它国家都无意向中国提供巨额借款。

日元贷款由日本大平正芳首相在1979年的中国之行以“ODA” (政府开发援助)形式确定下来。日本人把这种以特别优惠的条件向中国提供巨额借款,看作是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报答和对过去侵略行为的赎罪。

据统计,日本共向中国提供资金贷款3.3万亿日元,合300亿美元。从1979年到2000年度,中国共向日本申请了4批日元贷款,总额2.65万亿日元,占中国接受外国官方援助总额的60%。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来自日本的ODA资金占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40%。2000年,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达到最高,为2144亿日元,合19.5亿美元。从2001年开始逐年减少。当年,减少24.7%,下降为1614亿日元,合14.67亿美元;2002年,又减少24.7%,下降为1212亿日元,合11亿美元;2003年,再减少20.2%,下降为967亿日元,合8.79亿美元。

日元贷款虽然是低息优惠贷款,但从本质上讲,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依然是商业贷款,既要还本,也要付息。只是这种贷款,由政府实施而非企业行为,而且利率较低,还贷的时间也比较长。按照国际标准,政府开发援助的利率一般为1.4%,还贷时间在10年以上。事实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日元贷款就已进入了偿还期。据统计,中国迄今已偿还累计约1.5万亿日元的本息。而且,随着美元的贬值和日元的升值,中国偿还日本的贷款也越来越值钱。


总而言之,日本战败时的蒋介石政府自愿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后在中日建交时北京政府也自愿延续“放弃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要求”。对此,日本人是比较感激的。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和政府贷款,也是希望以此来表示对以前侵略行为的“赎罪”。当然中国人对日本的历史仇恨不可能简单地用金钱来买回,中日间的关系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走出历史的阴影。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经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央档案馆批准,专门成立了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王刚(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现为名誉主席)宋木文为主任的编辑出版委员会,并组建了线装本《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编辑部,将毛泽东生前仔细阅读,精心评点的清乾隆武英殿本(大字本)二十四史原版影印出版。   本书影印出版前,中央档案馆组织了几十位专家、学者,历时一年多,对原书进行了整理、校勘,不仅纠正了原书印装中的一些差错,还最大限度地展示了毛泽东主席阅读《二十四史》所作的评点。这次影印出版全部用原件,用计算机与数码技术照拍制版,保证了更好地展示原书原貌。
二十四史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国历史典籍。它是从西汉司马迁开始,经由2000多年来历朝著名的历史学家精心编撰的纪传体史书合集,全书共3259卷,约4000万字,它记叙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明崇祯十七年长达4000多年里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等各个方面,是我国最详细、最权威的一部历史巨著。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尤其青睐二十四史。1952年,工作人员为毛主席添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从此,无论在京还是外出,无论健康还是生病,这部史书始终伴随着他。
二十四史包括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钡龋、《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d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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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自杀身亡:
万晓塘(1966年9月19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湖南省委书记)
阎红彦(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书记)
卫恒(1967年1月29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国工人运动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陈昌浩(1967年7月30日,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人物,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增补为中央委员)
吴晗 (1969年10月11日,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副市长)
受迫害身亡:
贾拓夫(1967年5月7日,曾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市长,国家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
贺龙(1969年6月9日,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前中央军委副主席)
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陶铸 (196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
彭德怀(1974年11月29日,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前国防部长)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名人物文革对中国各界的精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员、学者、运动员等都遭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某某某自绝于人民”)。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载文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下面只能列举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为知名人物。其他无名无姓的,不计其数。

下面列出的人物只是文革牺牲者中极不完整的一部分:(括号内为去世时间,曾担任职务,按照去世时间排列)

自杀身亡:
邓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总编辑、作家,服毒致死)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历史学家)
叶以群(1966年8月2日,文艺理论家)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陈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艺评论家)
黄绍f(1966年8月31日,政务院政务委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傅雷夫妇(1966年9月3日,着名翻译家)傅雷服毒自杀,妻子朱梅馥随之上吊自杀
陈梦家(1966年9月3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诗人)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请参看章诒和条目)
刘盼遂(1966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
李翠贞(1966年,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开煤气自杀)
刘永济(1966年底,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
罗广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红岩》作者)
陈琏(1967年11月19日,陈布雷之女、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艺术家)
严凤英(1968年4月7日,著名黄梅戏演员)服安眠药死于医院,死后被解剖,造反派试图在她的遗体体内找所谓的发报机。
傅其芳(1968年4月16日,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姜永宁(1968年5月16日,乒乓球国手,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家) 绝食身亡
容国团(1968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在北京龙潭湖畔上吊自杀)
杨朔(1968年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
周瘦鹃(1968年8月11日,作家)
戴麟经(1968年10月,前中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
赵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气象学家)
李广田(1968年11月2日,云南大学副校长,作家)
上官云珠(1968年11月22日,著名女电影演员)病中跳楼身亡
翦伯赞(1968年12月18日,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自杀)
焦启源(1968年,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范乐成(1968年,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沈知白(1968年,音乐理论家)
顾圣婴(1969年1月31日,着名女钢琴家,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刘绶松夫妇(1969年3月16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
吴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海瑞罢官》的作者,于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顾而己(1970年6月18日,电影艺术家)
范长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着名记者)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闻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诗人)
受迫害身亡:
李达(1966年8月24日,武汉大学校长)
杨端六(1966年9月,武汉大学教授)
向达(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
马连良(1966年12月16日,京剧表演大师)
彭康(1968年3月28日,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被造反派枪杀)
林昭(1968年4月29日,被枪决,北京大学学生)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电影导演)
田汉(1968年12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
钱海岳(1968年,挟持至南京明孝陵活活摔死,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施今墨(1969年8月22日,中国著名中医学家)
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处决,北京工人,《出身论》作者)
陈克礼(1970年7月5日,被枪决,回族伊斯兰学者,译有《圣训经》)
赵树理(1970年9月23日,中国曲艺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著名作家)
潘天寿(1971年,著名画家)
盖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剧演员)
张东荪(1973年,著名哲学家)
顾准(1974年12月3日,病逝,经济学家,思想家)
张志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并枪决,“五七干校”宣传干事)
陈寅恪 [1969年十月七日,遭到红卫兵羞辱忧愤成疾病死,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失踪:
储安平(原光明日报主编、著名记者,1966年9月在被红卫兵关押中失踪,也被认为已经跳海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
其他在文革中受牵连的人物
任毅(中国知识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监禁九年,1979年平反出狱。)
 
毛时代干的是自欺欺人的把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悲哀!!
 
毛时代干的是自欺欺人的把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悲哀!!

行军打战,毛泽东是行家里手,但管理国家,他是外行!!
 
你们的政治觉悟太低,政治常识贫乏,
除了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地攻击几句,
实际狗屁不通。
如果右派那么有治国才能,治国方针,治国本事,
那现在的国家成了怎么样?
现在面临最严重的危机,不是什么金融、经济危机,
而是信仰崩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就是到了灭亡的边缘。
连一个正常的信仰、希望,都不能给人们,这样的治理叫有本事?
全世界都在看笑话吧。
 
毛的愚民教育在现在还深入民心的,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不一定是愚民,相当多是民愚,所以中国人的素质从整体上非常差。
 
毛主席时代生活比不上现在是因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过100年后看今天,你也会觉得今天很差.
 
有见解,
确实。
历史、科技进步的作用很大,
60年代,不说中国,就是美、日、香港,
有一台黑白电视就不错了,彩色电视很少见,
技术还未够,
肯尼迪总统史上首次电视辩论,还是黑白电视播的,
80年代,晶体管、彩色荧光管发明了,彩色电视就便宜普及了。
摩托、汽车也是这样,70年代,外国最先进的汽车,
现在看起来也很傻,经过几代进化就好多了。
电脑、手机也是这样。
这些都是技术革命的成果,不是什么政治的失误对错。
金正日朝鲜现在家家也看上彩色电视了吧,以前可以想象吗?
 
223399教导下,才知道,原来先进的金正日国家是这样先进的:现在有了彩色电视机!!!
不先进的国家,只是在科技的作用下才有可能看电视。高!!!
 
论坛上那么几个残脑五毛例如223399、残瓜等,ccav都甘拜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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