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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日子，大重九！ (1人在浏览)
- 主题发起人 飞凡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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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禅
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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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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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转载自网络，与本人无关
你见过日本的投降书吗？
作为一个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日本投降书，我不知是该感到庆贺还是该感到悲哀；
作为一个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国军在抗战中是如此英勇无畏，我不知是该感到自豪，还是该感到羞辱；
我曾经那么恨的“国民党反动派”，我曾经那么恨的张灵甫原来都是抗战英雄……
“醒来，不愿做愚民的人们！”
历史如此不堪入目：我们却依然活在欺骗中，原来我们和日本人一样都在篡改着历史。(崔永元说：你可以不说，但是你不能撒谎！）现在看来，不能拿圣人的标准去衡量政客了。政治是无情的，甚至是残酷的；喉舌是机械的，甚至是麻木的，有时毫无公允和客观可言。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同盟国二次大战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是蒋介石。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内战中“恶贯满盈”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是盟军重要的情报机关。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影视作品中恶贯满盈的张灵甫是抗战英雄。在长沙会战中，他率领敢死队包抄小道，夜夺张古峰，为国军成功阻击日军立下汗马功劳。张灵甫还为抗战丢了一条腿。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唯一全歼日本师团的战役──万家岭大捷。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歼敌13馀万人的三次长沙会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被吹的神乎其神的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而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没有国民党第二战区的配合，哪来的所谓“大捷”。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被日本人认为仅有的两次中国军队的勇猛程度要超过自己的战役之一的桂林保卫战（另一次为昆仑关战役日军第5师团被中央军第5军击败）。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随枣会战中士兵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之勇敢与牺牲之壮烈，笔难尽述。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期间战线最长的会战──武汉会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曾经上演了一场规模仅次于英德伦敦空战的武汉空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宋美玲女士为鼓舞官兵士气五次赶赴武汉前线差点被日本人炸死。七十年过去了，大家只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却不知道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其中就包括蒋介石（31年）和蒋百里（36年），毛只是借鉴后加以改进（38年）。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作为中流砥柱的领袖在抗战期间除了一篇论持久战和几次讲话外几乎没有其他作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抗战前线，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说的漂亮不等于做的漂亮）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发出过这样的疑问：5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们都少有抗战的经历。而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个个与小日本干过。七十年过去了，在大陆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上没有把抗日战争的所有战役完整的介绍过一次，甚至连起码的大事记也没有。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看过日本的投降书？难道就是因为上面写着大日本皇军向国民政府投降向蒋委员长投降之类的字眼？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8月15日对这个百年来饱受屈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七十年过去了，也许我们自己对那场战争都已经遗忘的差不多了。
七十年过去了，蒋介石动用70万国军发动了淞沪会战。在会战中，国军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沈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国军陆军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的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淞沪会战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却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还为上海资本向西转移赢得三个月时间。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不是叶挺的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10.9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办。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只不过是消灭了一支日军运输队。而且平型关大捷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是虚构的，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是国军的委员长卫队。这支军队使用德军的装备，甚至有德军教官亲手指导。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米长的阵地，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但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常德保卫战中，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最后只有200人能够战斗。师长发出了74军57师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上空爆发过持续时间仅次于不列颠空战的武汉空战。那场空战中，国军空军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沈日军舰艇23艘。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顶，为的是能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重庆有17家军工厂在敌机轰炸下坚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以金陵军工厂为例，抗战期间共生产迫击炮7000门、重机枪1.8万挺、步枪28万支、手榴弹30万枚、de-tona-tor包20万个。
六十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日军投降书是什么样子。为什么G.C. party只宣传9.18日军侵华而不宣传8.15日军投降，不让国民看看日军投降书？难道仅仅是因为文中多次出现：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或者是因为受降落款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战争期间，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军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
在一次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的访谈节目中，中央台邀请到了几位“飞虎队”，那几位老飞机员显然有点“不识时务”，大谈特谈当时怎么与国民政府和国军合作抗日的，说的是口若悬河，激情澎湃，丝毫不顾忌中国执政党的脸面。也许是谈的太多了，于是主持人插话，问他们当时有没有听说“延安”“共产党”和“毛泽东”，那些傻了巴几的美国老兵一个劲的摇头，场面有些尴尬。这个节目在中央九套播出过，看过的朋友应该都清楚。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白岩松在台湾访问连战时的情景，当连战谈到抗日的时候紧张的气氛再次出现，我们的小白拼命将连主席的话头打住，场面甚是好笑。
我想问一句：难道抗战的历史真相就真的那么可怕？真会威胁到政局的稳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恐怕我们过去的宣传真的是有“问题”了。七十年后的今天，大多中国人只知道平型关、百团大战，卢沟桥、台儿庄、再加上南京大屠杀，要知道这几场的作战都是中日战争中的次要作战，甚至连会战都谈不上。假如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抗日战争的历史的主流与重心，日本人当然也就乐得敷衍混过了。假如中国只靠“麻雀战争”、“地道战”、“地雷战”来对抗日本的大军，中国哪里会有出席“开罗会议”、发表《波茨坦宣言》、成为“联合国创始四强”、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资格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去年诺曼第纪念仪式上佩戴着勋章，意气风发的二战老兵。
竟是什么使我们一次次把阶级矛盾凌驾于民族矛盾之上。难道所谓的“意识型态”真的能把中国人的心理扭曲到如此地步；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民族，属于子孙后代。但我们错过了，错过了最后弥补遗憾的机会。也许是出于某压力或心理，对那场战争我们正在遗忘，而且是有“组织”的，有“选择性”的集体遗忘。
七十年过去了，我们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下！
我们不是反G，只是我们都要尊重历史！（本文转载自网络）
你见过日本的投降书吗？
作为一个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日本投降书，我不知是该感到庆贺还是该感到悲哀；
作为一个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国军在抗战中是如此英勇无畏，我不知是该感到自豪，还是该感到羞辱；
我曾经那么恨的“国民党反动派”，我曾经那么恨的张灵甫原来都是抗战英雄……
“醒来，不愿做愚民的人们！”
历史如此不堪入目：我们却依然活在欺骗中，原来我们和日本人一样都在篡改着历史。(崔永元说：你可以不说，但是你不能撒谎！）现在看来，不能拿圣人的标准去衡量政客了。政治是无情的，甚至是残酷的；喉舌是机械的，甚至是麻木的，有时毫无公允和客观可言。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同盟国二次大战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是蒋介石。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内战中“恶贯满盈”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是盟军重要的情报机关。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影视作品中恶贯满盈的张灵甫是抗战英雄。在长沙会战中，他率领敢死队包抄小道，夜夺张古峰，为国军成功阻击日军立下汗马功劳。张灵甫还为抗战丢了一条腿。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唯一全歼日本师团的战役──万家岭大捷。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歼敌13馀万人的三次长沙会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被吹的神乎其神的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而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没有国民党第二战区的配合，哪来的所谓“大捷”。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被日本人认为仅有的两次中国军队的勇猛程度要超过自己的战役之一的桂林保卫战（另一次为昆仑关战役日军第5师团被中央军第5军击败）。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随枣会战中士兵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之勇敢与牺牲之壮烈，笔难尽述。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期间战线最长的会战──武汉会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曾经上演了一场规模仅次于英德伦敦空战的武汉空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宋美玲女士为鼓舞官兵士气五次赶赴武汉前线差点被日本人炸死。七十年过去了，大家只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却不知道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其中就包括蒋介石（31年）和蒋百里（36年），毛只是借鉴后加以改进（38年）。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作为中流砥柱的领袖在抗战期间除了一篇论持久战和几次讲话外几乎没有其他作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抗战前线，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说的漂亮不等于做的漂亮）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发出过这样的疑问：5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们都少有抗战的经历。而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个个与小日本干过。七十年过去了，在大陆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上没有把抗日战争的所有战役完整的介绍过一次，甚至连起码的大事记也没有。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看过日本的投降书？难道就是因为上面写着大日本皇军向国民政府投降向蒋委员长投降之类的字眼？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8月15日对这个百年来饱受屈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七十年过去了，也许我们自己对那场战争都已经遗忘的差不多了。
七十年过去了，蒋介石动用70万国军发动了淞沪会战。在会战中，国军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沈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国军陆军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的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淞沪会战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却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还为上海资本向西转移赢得三个月时间。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不是叶挺的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10.9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办。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只不过是消灭了一支日军运输队。而且平型关大捷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是虚构的，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是国军的委员长卫队。这支军队使用德军的装备，甚至有德军教官亲手指导。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米长的阵地，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但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常德保卫战中，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最后只有200人能够战斗。师长发出了74军57师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上空爆发过持续时间仅次于不列颠空战的武汉空战。那场空战中，国军空军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沈日军舰艇23艘。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顶，为的是能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重庆有17家军工厂在敌机轰炸下坚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以金陵军工厂为例，抗战期间共生产迫击炮7000门、重机枪1.8万挺、步枪28万支、手榴弹30万枚、de-tona-tor包20万个。
六十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日军投降书是什么样子。为什么G.C. party只宣传9.18日军侵华而不宣传8.15日军投降，不让国民看看日军投降书？难道仅仅是因为文中多次出现：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或者是因为受降落款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战争期间，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军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
在一次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的访谈节目中，中央台邀请到了几位“飞虎队”，那几位老飞机员显然有点“不识时务”，大谈特谈当时怎么与国民政府和国军合作抗日的，说的是口若悬河，激情澎湃，丝毫不顾忌中国执政党的脸面。也许是谈的太多了，于是主持人插话，问他们当时有没有听说“延安”“共产党”和“毛泽东”，那些傻了巴几的美国老兵一个劲的摇头，场面有些尴尬。这个节目在中央九套播出过，看过的朋友应该都清楚。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白岩松在台湾访问连战时的情景，当连战谈到抗日的时候紧张的气氛再次出现，我们的小白拼命将连主席的话头打住，场面甚是好笑。
我想问一句：难道抗战的历史真相就真的那么可怕？真会威胁到政局的稳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恐怕我们过去的宣传真的是有“问题”了。七十年后的今天，大多中国人只知道平型关、百团大战，卢沟桥、台儿庄、再加上南京大屠杀，要知道这几场的作战都是中日战争中的次要作战，甚至连会战都谈不上。假如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抗日战争的历史的主流与重心，日本人当然也就乐得敷衍混过了。假如中国只靠“麻雀战争”、“地道战”、“地雷战”来对抗日本的大军，中国哪里会有出席“开罗会议”、发表《波茨坦宣言》、成为“联合国创始四强”、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资格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去年诺曼第纪念仪式上佩戴着勋章，意气风发的二战老兵。
竟是什么使我们一次次把阶级矛盾凌驾于民族矛盾之上。难道所谓的“意识型态”真的能把中国人的心理扭曲到如此地步；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民族，属于子孙后代。但我们错过了，错过了最后弥补遗憾的机会。也许是出于某压力或心理，对那场战争我们正在遗忘，而且是有“组织”的，有“选择性”的集体遗忘。
七十年过去了，我们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下！
我们不是反G，只是我们都要尊重历史！（本文转载自网络）
xiaoxue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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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看看，学习一下。
大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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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功颂德与xxayy这两头货色舔完了米畜的屁股又舔国民党僵尸的屁沟。
国民党封建时代的拉壮丁方式，造成了大量的青壮丁口死亡，
"抗战时国军是如何拉壮丁的？
故北大教授蒋梦麟 ------------------------------------------------------------------------ 蒋梦麟先生是国民党文教高官, 曾任北大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 在台湾时负责石门水库的兴建. 下面是他在抗日时考察各地拉壮丁的情形, 从他所写的 “新潮“ 一书中取出: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东来的壮丁谈话，我问：“ 你们从那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伥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采，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茵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伯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抹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陷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榜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榴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 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民国三十年七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
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注1）。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少。”...... 附：民国三十年七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 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桂朗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才，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绑踢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 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合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 死而活理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 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幸余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三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泽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 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注1：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一段注释称：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 郝柏村7日上午出席由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七七抗战纪念会」学术座谈会时，提供了一则趣谈。与会者听完这段往事，无不感到有趣、好笑。（评：看看国民党的嘴脸，几十年后还不检讨，还不知道痛心，反而还“无不感到有趣、好笑”） 郝柏村说，蒋公当年为准备抗日，于1937年公布户籍法；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 1936年12月，第一次征集新兵5万人。他指出，当时首开办征兵，即发生很严重的 逃兵事件。 他指出，原来是大陆上当时根本没有户籍，大陆人也没有身份证，以致征兵之始，有钱人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往往花钱买人冒名顶替入伍，冒名顶替者入伍领钱之后，就趁晚上就寝后跑路逃兵，再到别的地方重施故技，继续冒名顶替入伍、领钱、再逃兵，如此周而复始。 郝柏村举例，他当时担任连长，如果在外领了100余个新兵要回连队，等到他领回营区连队后，如果还有60余人，成绩就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其它40人已经跑路了。 郝柏村说，因为逃兵的人实在太多了，逼得部队在晚上就寝前，要统一集中保管裤子，因为「阿兵哥总不敢光着屁股跑路吧！」后来蒋公还因为逃兵问题，把当时负责兵役任务的人拉去枪毙，当时不少军官都觉得错不在那个人，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户籍、身份证，实在很难管理兵役问题。
故北大教授蒋梦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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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先生是国民党文教高官, 曾任北大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 在台湾时负责石门水库的兴建. 下面是他在抗日时考察各地拉壮丁的情形, 从他所写的 “新潮“ 一书中取出: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东来的壮丁谈话，我问：“ 你们从那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伥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采，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茵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
第一部分《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记载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崔瑞德任全书主编。这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全书共1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11卷。《剑桥中华民国史》是其中第12、13卷） 第二部分《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和有关文章》（这位红十字会会长被称为“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 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第一部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之 《国民党的统治与1939-1944年中国军事形势的恶化》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伯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第一部分《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记载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崔瑞德任全书主编。这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全书共1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11卷。《剑桥中华民国史》是其中第12、13卷） 第二部分《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和有关文章》（这位红十字会会长被称为“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 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第一部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之 《国民党的统治与1939-1944年中国军事形势的恶化》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第一部分《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记载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崔瑞德任全书主编。这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全书共1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11卷。《剑桥中华民国史》是其中第12、13卷） 第二部分《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和有关文章》（这位红十字会会长被称为“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 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第一部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之 《国民党的统治与1939-1944年中国军事形势的恶化》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抹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陷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注1）。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少。”...... 附：民国三十年七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 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桂朗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才，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绑踢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 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合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 死而活理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 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幸余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三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泽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 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注1：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一段注释称：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 郝柏村7日上午出席由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七七抗战纪念会」学术座谈会时，提供了一则趣谈。与会者听完这段往事，无不感到有趣、好笑。（评：看看国民党的嘴脸，几十年后还不检讨，还不知道痛心，反而还“无不感到有趣、好笑”） 郝柏村说，蒋公当年为准备抗日，于1937年公布户籍法；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 1936年12月，第一次征集新兵5万人。他指出，当时首开办征兵，即发生很严重的 逃兵事件。 他指出，原来是大陆上当时根本没有户籍，大陆人也没有身份证，以致征兵之始，有钱人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往往花钱买人冒名顶替入伍，冒名顶替者入伍领钱之后，就趁晚上就寝后跑路逃兵，再到别的地方重施故技，继续冒名顶替入伍、领钱、再逃兵，如此周而复始。 郝柏村举例，他当时担任连长，如果在外领了100余个新兵要回连队，等到他领回营区连队后，如果还有60余人，成绩就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其它40人已经跑路了。 郝柏村说，因为逃兵的人实在太多了，逼得部队在晚上就寝前，要统一集中保管裤子，因为「阿兵哥总不敢光着屁股跑路吧！」后来蒋公还因为逃兵问题，把当时负责兵役任务的人拉去枪毙，当时不少军官都觉得错不在那个人，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户籍、身份证，实在很难管理兵役问题。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评：十八军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与整七十四师齐名的，也如此）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评：剑桥中国史不经意间又揭露了老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真相，最好的部队用来对付西北的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 第二部分 抗战时国军是如何拉壮丁的？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民国三十年七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 故北大教授蒋梦麟 ------------------------------------------------------------------------ 蒋梦麟先生是国民党文教高官, 曾任北大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 在台湾时负责石门水库的兴建. 下面是他在抗日时考察各地拉壮丁的情形, 从他所写的 “新潮“ 一书中取出: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东来的壮丁谈话，我问：“ 你们从那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伥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采，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茵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伯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抹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陷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榜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榴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 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榜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评：十八军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与整七十四师齐名的，也如此）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评：剑桥中国史不经意间又揭露了老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真相，最好的部队用来对付西北的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 第二部分 抗战时国军是如何拉壮丁的？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民国三十年七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 故北大教授蒋梦麟 ------------------------------------------------------------------------ 蒋梦麟先生是国民党文教高官, 曾任北大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 在台湾时负责石门水库的兴建. 下面是他在抗日时考察各地拉壮丁的情形, 从他所写的 “新潮“ 一书中取出: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东来的壮丁谈话，我问：“ 你们从那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伥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采，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茵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伯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抹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陷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榜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榴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 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榴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注1）。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少。”...... 附：民国三十年七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 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桂朗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才，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绑踢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 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合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 死而活理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 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幸余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三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泽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 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注1：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一段注释称：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 郝柏村7日上午出席由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七七抗战纪念会」学术座谈会时，提供了一则趣谈。与会者听完这段往事，无不感到有趣、好笑。（评：看看国民党的嘴脸，几十年后还不检讨，还不知道痛心，反而还“无不感到有趣、好笑”） 郝柏村说，蒋公当年为准备抗日，于1937年公布户籍法；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 1936年12月，第一次征集新兵5万人。他指出，当时首开办征兵，即发生很严重的 逃兵事件。 他指出，原来是大陆上当时根本没有户籍，大陆人也没有身份证，以致征兵之始，有钱人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往往花钱买人冒名顶替入伍，冒名顶替者入伍领钱之后，就趁晚上就寝后跑路逃兵，再到别的地方重施故技，继续冒名顶替入伍、领钱、再逃兵，如此周而复始。 郝柏村举例，他当时担任连长，如果在外领了100余个新兵要回连队，等到他领回营区连队后，如果还有60余人，成绩就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其它40人已经跑路了。 郝柏村说，因为逃兵的人实在太多了，逼得部队在晚上就寝前，要统一集中保管裤子，因为「阿兵哥总不敢光着屁股跑路吧！」后来蒋公还因为逃兵问题，把当时负责兵役任务的人拉去枪毙，当时不少军官都觉得错不在那个人，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户籍、身份证，实在很难管理兵役问题。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 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注1）。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少。”......
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注1）。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少。”...... 附：民国三十年七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 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桂朗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才，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绑踢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 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合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 死而活理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 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幸余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三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泽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 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注1：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一段注释称：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 郝柏村7日上午出席由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七七抗战纪念会」学术座谈会时，提供了一则趣谈。与会者听完这段往事，无不感到有趣、好笑。（评：看看国民党的嘴脸，几十年后还不检讨，还不知道痛心，反而还“无不感到有趣、好笑”） 郝柏村说，蒋公当年为准备抗日，于1937年公布户籍法；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 1936年12月，第一次征集新兵5万人。他指出，当时首开办征兵，即发生很严重的 逃兵事件。 他指出，原来是大陆上当时根本没有户籍，大陆人也没有身份证，以致征兵之始，有钱人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往往花钱买人冒名顶替入伍，冒名顶替者入伍领钱之后，就趁晚上就寝后跑路逃兵，再到别的地方重施故技，继续冒名顶替入伍、领钱、再逃兵，如此周而复始。 郝柏村举例，他当时担任连长，如果在外领了100余个新兵要回连队，等到他领回营区连队后，如果还有60余人，成绩就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其它40人已经跑路了。 郝柏村说，因为逃兵的人实在太多了，逼得部队在晚上就寝前，要统一集中保管裤子，因为「阿兵哥总不敢光着屁股跑路吧！」后来蒋公还因为逃兵问题，把当时负责兵役任务的人拉去枪毙，当时不少军官都觉得错不在那个人，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户籍、身份证，实在很难管理兵役问题。
附：民国三十年七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 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桂朗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才，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绑踢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
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合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 死而活理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
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评：十八军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与整七十四师齐名的，也如此）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评：剑桥中国史不经意间又揭露了老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真相，最好的部队用来对付西北的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 第二部分 抗战时国军是如何拉壮丁的？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民国三十年七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 故北大教授蒋梦麟 ------------------------------------------------------------------------ 蒋梦麟先生是国民党文教高官, 曾任北大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 在台湾时负责石门水库的兴建. 下面是他在抗日时考察各地拉壮丁的情形, 从他所写的 “新潮“ 一书中取出: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东来的壮丁谈话，我问：“ 你们从那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伥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采，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茵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伯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抹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陷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榜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榴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 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
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幸余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三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泽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 "
国民党封建时代的拉壮丁方式，造成了大量的青壮丁口死亡，
"抗战时国军是如何拉壮丁的？
故北大教授蒋梦麟 ------------------------------------------------------------------------ 蒋梦麟先生是国民党文教高官, 曾任北大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 在台湾时负责石门水库的兴建. 下面是他在抗日时考察各地拉壮丁的情形, 从他所写的 “新潮“ 一书中取出: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东来的壮丁谈话，我问：“ 你们从那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伥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采，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茵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伯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抹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陷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榜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榴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 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民国三十年七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
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注1）。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少。”...... 附：民国三十年七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 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桂朗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才，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绑踢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 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合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 死而活理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 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幸余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三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泽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 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注1：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一段注释称：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 郝柏村7日上午出席由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七七抗战纪念会」学术座谈会时，提供了一则趣谈。与会者听完这段往事，无不感到有趣、好笑。（评：看看国民党的嘴脸，几十年后还不检讨，还不知道痛心，反而还“无不感到有趣、好笑”） 郝柏村说，蒋公当年为准备抗日，于1937年公布户籍法；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 1936年12月，第一次征集新兵5万人。他指出，当时首开办征兵，即发生很严重的 逃兵事件。 他指出，原来是大陆上当时根本没有户籍，大陆人也没有身份证，以致征兵之始，有钱人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往往花钱买人冒名顶替入伍，冒名顶替者入伍领钱之后，就趁晚上就寝后跑路逃兵，再到别的地方重施故技，继续冒名顶替入伍、领钱、再逃兵，如此周而复始。 郝柏村举例，他当时担任连长，如果在外领了100余个新兵要回连队，等到他领回营区连队后，如果还有60余人，成绩就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其它40人已经跑路了。 郝柏村说，因为逃兵的人实在太多了，逼得部队在晚上就寝前，要统一集中保管裤子，因为「阿兵哥总不敢光着屁股跑路吧！」后来蒋公还因为逃兵问题，把当时负责兵役任务的人拉去枪毙，当时不少军官都觉得错不在那个人，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户籍、身份证，实在很难管理兵役问题。
故北大教授蒋梦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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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先生是国民党文教高官, 曾任北大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 在台湾时负责石门水库的兴建. 下面是他在抗日时考察各地拉壮丁的情形, 从他所写的 “新潮“ 一书中取出: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东来的壮丁谈话，我问：“ 你们从那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伥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采，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茵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
第一部分《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记载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崔瑞德任全书主编。这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全书共1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11卷。《剑桥中华民国史》是其中第12、13卷） 第二部分《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和有关文章》（这位红十字会会长被称为“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 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第一部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之 《国民党的统治与1939-1944年中国军事形势的恶化》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伯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第一部分《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记载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崔瑞德任全书主编。这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全书共1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11卷。《剑桥中华民国史》是其中第12、13卷） 第二部分《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和有关文章》（这位红十字会会长被称为“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 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第一部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之 《国民党的统治与1939-1944年中国军事形势的恶化》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第一部分《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记载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崔瑞德任全书主编。这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全书共1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11卷。《剑桥中华民国史》是其中第12、13卷） 第二部分《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和有关文章》（这位红十字会会长被称为“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 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第一部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之 《国民党的统治与1939-1944年中国军事形势的恶化》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抹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陷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注1）。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少。”...... 附：民国三十年七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 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桂朗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才，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绑踢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 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合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 死而活理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 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幸余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三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泽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 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注1：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一段注释称：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 郝柏村7日上午出席由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七七抗战纪念会」学术座谈会时，提供了一则趣谈。与会者听完这段往事，无不感到有趣、好笑。（评：看看国民党的嘴脸，几十年后还不检讨，还不知道痛心，反而还“无不感到有趣、好笑”） 郝柏村说，蒋公当年为准备抗日，于1937年公布户籍法；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 1936年12月，第一次征集新兵5万人。他指出，当时首开办征兵，即发生很严重的 逃兵事件。 他指出，原来是大陆上当时根本没有户籍，大陆人也没有身份证，以致征兵之始，有钱人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往往花钱买人冒名顶替入伍，冒名顶替者入伍领钱之后，就趁晚上就寝后跑路逃兵，再到别的地方重施故技，继续冒名顶替入伍、领钱、再逃兵，如此周而复始。 郝柏村举例，他当时担任连长，如果在外领了100余个新兵要回连队，等到他领回营区连队后，如果还有60余人，成绩就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其它40人已经跑路了。 郝柏村说，因为逃兵的人实在太多了，逼得部队在晚上就寝前，要统一集中保管裤子，因为「阿兵哥总不敢光着屁股跑路吧！」后来蒋公还因为逃兵问题，把当时负责兵役任务的人拉去枪毙，当时不少军官都觉得错不在那个人，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户籍、身份证，实在很难管理兵役问题。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评：十八军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与整七十四师齐名的，也如此）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评：剑桥中国史不经意间又揭露了老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真相，最好的部队用来对付西北的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 第二部分 抗战时国军是如何拉壮丁的？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民国三十年七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 故北大教授蒋梦麟 ------------------------------------------------------------------------ 蒋梦麟先生是国民党文教高官, 曾任北大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 在台湾时负责石门水库的兴建. 下面是他在抗日时考察各地拉壮丁的情形, 从他所写的 “新潮“ 一书中取出: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东来的壮丁谈话，我问：“ 你们从那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伥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采，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茵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伯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抹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陷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榜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榴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 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榜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评：十八军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与整七十四师齐名的，也如此）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评：剑桥中国史不经意间又揭露了老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真相，最好的部队用来对付西北的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 第二部分 抗战时国军是如何拉壮丁的？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民国三十年七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 故北大教授蒋梦麟 ------------------------------------------------------------------------ 蒋梦麟先生是国民党文教高官, 曾任北大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 在台湾时负责石门水库的兴建. 下面是他在抗日时考察各地拉壮丁的情形, 从他所写的 “新潮“ 一书中取出: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东来的壮丁谈话，我问：“ 你们从那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伥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采，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茵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伯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抹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陷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榜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榴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 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榴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注1）。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少。”...... 附：民国三十年七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 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桂朗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才，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绑踢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 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合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 死而活理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 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幸余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三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泽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 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注1：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一段注释称：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 郝柏村7日上午出席由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七七抗战纪念会」学术座谈会时，提供了一则趣谈。与会者听完这段往事，无不感到有趣、好笑。（评：看看国民党的嘴脸，几十年后还不检讨，还不知道痛心，反而还“无不感到有趣、好笑”） 郝柏村说，蒋公当年为准备抗日，于1937年公布户籍法；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 1936年12月，第一次征集新兵5万人。他指出，当时首开办征兵，即发生很严重的 逃兵事件。 他指出，原来是大陆上当时根本没有户籍，大陆人也没有身份证，以致征兵之始，有钱人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往往花钱买人冒名顶替入伍，冒名顶替者入伍领钱之后，就趁晚上就寝后跑路逃兵，再到别的地方重施故技，继续冒名顶替入伍、领钱、再逃兵，如此周而复始。 郝柏村举例，他当时担任连长，如果在外领了100余个新兵要回连队，等到他领回营区连队后，如果还有60余人，成绩就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其它40人已经跑路了。 郝柏村说，因为逃兵的人实在太多了，逼得部队在晚上就寝前，要统一集中保管裤子，因为「阿兵哥总不敢光着屁股跑路吧！」后来蒋公还因为逃兵问题，把当时负责兵役任务的人拉去枪毙，当时不少军官都觉得错不在那个人，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户籍、身份证，实在很难管理兵役问题。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 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注1）。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少。”......
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注1）。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少。”...... 附：民国三十年七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 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桂朗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才，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绑踢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 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合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 死而活理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 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幸余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三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泽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 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注1：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一段注释称：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 郝柏村7日上午出席由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七七抗战纪念会」学术座谈会时，提供了一则趣谈。与会者听完这段往事，无不感到有趣、好笑。（评：看看国民党的嘴脸，几十年后还不检讨，还不知道痛心，反而还“无不感到有趣、好笑”） 郝柏村说，蒋公当年为准备抗日，于1937年公布户籍法；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 1936年12月，第一次征集新兵5万人。他指出，当时首开办征兵，即发生很严重的 逃兵事件。 他指出，原来是大陆上当时根本没有户籍，大陆人也没有身份证，以致征兵之始，有钱人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往往花钱买人冒名顶替入伍，冒名顶替者入伍领钱之后，就趁晚上就寝后跑路逃兵，再到别的地方重施故技，继续冒名顶替入伍、领钱、再逃兵，如此周而复始。 郝柏村举例，他当时担任连长，如果在外领了100余个新兵要回连队，等到他领回营区连队后，如果还有60余人，成绩就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其它40人已经跑路了。 郝柏村说，因为逃兵的人实在太多了，逼得部队在晚上就寝前，要统一集中保管裤子，因为「阿兵哥总不敢光着屁股跑路吧！」后来蒋公还因为逃兵问题，把当时负责兵役任务的人拉去枪毙，当时不少军官都觉得错不在那个人，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户籍、身份证，实在很难管理兵役问题。
附：民国三十年七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 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桂朗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才，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绑踢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
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合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 死而活理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
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评：十八军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与整七十四师齐名的，也如此）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评：剑桥中国史不经意间又揭露了老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真相，最好的部队用来对付西北的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 第二部分 抗战时国军是如何拉壮丁的？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民国三十年七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 故北大教授蒋梦麟 ------------------------------------------------------------------------ 蒋梦麟先生是国民党文教高官, 曾任北大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 在台湾时负责石门水库的兴建. 下面是他在抗日时考察各地拉壮丁的情形, 从他所写的 “新潮“ 一书中取出: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东来的壮丁谈话，我问：“ 你们从那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伥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采，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茵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伯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抹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陷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榜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榴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 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
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幸余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三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泽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 "
大白菜
小学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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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的很，死在国民党手里的中国青年远远超过抗日烈士的数量。
河南饥荒，人民相食。汤恩伯部手里有大量的粮食，却不肯拿出一点给灾民。
汤恩伯部在日寇面前一溃千里，把大量的存粮白送了给日寇，日寇拿出来赈灾。
汤恩伯部打战不行，祸害百姓有一套，维基百科：以40万军队驻河南等地。但由于抗战初年的花园口决堤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再加上旗下部分军人军纪极差，曾出现组织性的抢劫强奸等恶行，河南的百姓普遍抵制汤部，甚至以“三大天灾”攻击汤部，更有“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说法。[2][3][4][5] 1944年日军全面进攻河南，很多河南百姓趁势，拿起锄头、大刀、成群地向国军部队发起攻击，汤恩伯警卫旅被缴枪，汤本人化装成伙夫逃走。[6] 国民政府事后文告称：“自此，散落于民间枪支不下十万。”结果，第一战区全面崩溃，汤部主力撤出华中，汤本人调任黔湘桂边区总司令。
河南饥荒，人民相食。汤恩伯部手里有大量的粮食，却不肯拿出一点给灾民。
汤恩伯部在日寇面前一溃千里，把大量的存粮白送了给日寇，日寇拿出来赈灾。
汤恩伯部打战不行，祸害百姓有一套，维基百科：以40万军队驻河南等地。但由于抗战初年的花园口决堤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再加上旗下部分军人军纪极差，曾出现组织性的抢劫强奸等恶行，河南的百姓普遍抵制汤部，甚至以“三大天灾”攻击汤部，更有“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说法。[2][3][4][5] 1944年日军全面进攻河南，很多河南百姓趁势，拿起锄头、大刀、成群地向国军部队发起攻击，汤恩伯警卫旅被缴枪，汤本人化装成伙夫逃走。[6] 国民政府事后文告称：“自此，散落于民间枪支不下十万。”结果，第一战区全面崩溃，汤部主力撤出华中，汤本人调任黔湘桂边区总司令。
不是说国军不抗日，但是如果说八路军、新四军不抗日，那就是没胆量的表现了。不客气地说一句，如果蒋该死不打黑枪，如果共CD的军队有一半国民党军的资源，国民党军可以以回家庚田了，还会出现抓蒋亭这个让世人耻笑的地名，也不会出现扒黄河、南京大屠杀等民族悲剧？
果粉们还有一个死穴，那就是南京作为民国首都，不到20年就出现两次失守，他们还有什么资格骄傲？
我想问问，当年的冈村宁次投降后又干了什么？
我想问问果粉，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琉球是谁送给了别人？不好意思说出来吗？是你们的痿猿长吧？
国人除了要记住国耻，还应记住不可把一己私欲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
果粉们还有一个死穴，那就是南京作为民国首都，不到20年就出现两次失守，他们还有什么资格骄傲？
我想问问，当年的冈村宁次投降后又干了什么？
我想问问果粉，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琉球是谁送给了别人？不好意思说出来吗？是你们的痿猿长吧？
国人除了要记住国耻，还应记住不可把一己私欲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
星禅
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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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大村民 @ 2011年09月13日 Tuesday, 10:22 AM)
不是说国军不抗日，但是如果说八路军、新四军不抗日，那就是没胆量的表现了。不客气地说一句，如果蒋该死不打黑枪，如果共CD的军队有一半国民党军的资源，国民党军可以以回家庚田了，还会出现抓蒋亭这个让世人耻笑的地名，也不会出现扒黄河、南京大屠杀等民族悲剧？
果粉们还有一个死穴，那就是南京作为民国首都，不到20年就出现两次失守，他们还有什么资格骄傲？
我想问问，当年的冈村宁次投降后又干了什么？
我想问问果粉，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琉球是谁送给了别人？不好意思说出来吗？是你们的痿猿长吧？
国人除了要记住国耻，还应记住不可把一己私欲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
当时日本军力的强大，你是想象不到的，你以为像现在的电视剧放的一样呀，不堪一击吗？抗日战争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用血肉之躯抵挡着日本钢铁部队的快速推进。
一、 工业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
抗战时，中日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根本不在同一档次，可说中国当时就是个普通人，而日本却是重量级拳王！
战前，中国钢铁产量不足十万吨，而日本是950万吨。日本可生产从手枪到航空母舰的所有武器，中国能生产的不过是步枪和小炮；并且其产量和日本更无法比，质量充其量和日本差不多！中国不过是仿制，日本却是独立设计制造！日本有的武器达到了二战期间的最高技术水平，如它的零式战斗机和航母，连美国当时都害怕，何况当时的中国？拿什么和日军斗？
二、 三军总体实力
日本久有侵略中国的准备，其战争初期可动员448万人的部队，中国军队当时总共有200多万人，并且其军队的训练水平中国根本没法比！
日本海空军装备有2700架作战飞机，中国有300架。虽然不是其全部飞机都在中国作战，但中国的天空确实是被日本所掌握的，大家去看看惨烈的重庆大轰炸，就知道有多厉害！事实上，中国没挨日本飞机炸弹的城市又有几个呢？特别是大后方的四川，每次大轰炸就是一次大屠城！当时的中国空军，左支右绌，堵截日本飞机都来不及，更别提支援陆军作战了！我想知道的是，在前线作战的中国陆军，遭到日机轰炸时该怎么办？他们能守得住阵地吗？
日本海军中国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就不多说了。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日军是联合作战，中国是陆军单独作战，中国当时的海空军，在陆军的地面战斗中未起丝毫作用。中国陆军在面对强大的日本陆军时，还要同时面对强大的日本海空军！
三、 部队装备编成
日本军队的基本单位师团，有22000余人，下辖两个旅团。装备计有5800匹马，汽车200多辆，步枪9500支，轻重机枪600余挺，火炮108门，坦克24辆，装甲车数十辆。
中国的基本单位师，规模小于日本的旅团，只有万余人，装备步枪3800支，轻重机枪300挺，火炮46门。
从中日两军基本单位的装备来看，中国军队没有的主要是坦克和机动运输工具，中国军队的机动和进攻能力根本不行。要说防御能力，也是很难看：因为中国军队根本未装备任何反坦克武器，并且也未进行过任何反坦克教育和训练，面对日军坦克装甲车辆的进攻，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能怎么办？至于防空，就更别提了！
这都是些常识，我也并不是个唯武器论者，可是在抗战胜利60多年周年之际，却看到有“专家”拿中日轻武器做对比，曰抗战时中国轻武器比日军先进，很有误导观众的嫌疑。这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轻武器虽是二战的主要装备，但并不是起主要作用的装备！抗战时的中国军队，非但要面对日军地面的坦克，还要面对天上日军的飞机，这些坦克、飞机虽然数量不多，可是危害却很大，是抗战时日本的拳头和杀手锏，中国又缺乏有效的对付办法，国军能不败吗？即使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北朝鲜的150辆T－34，也打得美国的第24师丢盔弃甲，还不能说明问题吗？现代的伊拉克战争，伊军一败涂地，可伊军除没巡航导弹和预警机外，飞机坦克大炮甚至比美军更先进，又有什么意义呢？
抗战时期，国军装备水平低劣，吃败仗当然多了，特别在面对日军飞机和坦克的进攻时毫无办法，这样的仗好打吗？我们在指责他们的同时，不要忘了，仗是他们打的，而不是你我！
说永远比做容易！
不是说国军不抗日，但是如果说八路军、新四军不抗日，那就是没胆量的表现了。不客气地说一句，如果蒋该死不打黑枪，如果共CD的军队有一半国民党军的资源，国民党军可以以回家庚田了，还会出现抓蒋亭这个让世人耻笑的地名，也不会出现扒黄河、南京大屠杀等民族悲剧？
果粉们还有一个死穴，那就是南京作为民国首都，不到20年就出现两次失守，他们还有什么资格骄傲？
我想问问，当年的冈村宁次投降后又干了什么？
我想问问果粉，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琉球是谁送给了别人？不好意思说出来吗？是你们的痿猿长吧？
国人除了要记住国耻，还应记住不可把一己私欲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
[snapback]3216605[/snapback]
当时日本军力的强大，你是想象不到的，你以为像现在的电视剧放的一样呀，不堪一击吗？抗日战争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用血肉之躯抵挡着日本钢铁部队的快速推进。
一、 工业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
抗战时，中日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根本不在同一档次，可说中国当时就是个普通人，而日本却是重量级拳王！
战前，中国钢铁产量不足十万吨，而日本是950万吨。日本可生产从手枪到航空母舰的所有武器，中国能生产的不过是步枪和小炮；并且其产量和日本更无法比，质量充其量和日本差不多！中国不过是仿制，日本却是独立设计制造！日本有的武器达到了二战期间的最高技术水平，如它的零式战斗机和航母，连美国当时都害怕，何况当时的中国？拿什么和日军斗？
二、 三军总体实力
日本久有侵略中国的准备，其战争初期可动员448万人的部队，中国军队当时总共有200多万人，并且其军队的训练水平中国根本没法比！
日本海空军装备有2700架作战飞机，中国有300架。虽然不是其全部飞机都在中国作战，但中国的天空确实是被日本所掌握的，大家去看看惨烈的重庆大轰炸，就知道有多厉害！事实上，中国没挨日本飞机炸弹的城市又有几个呢？特别是大后方的四川，每次大轰炸就是一次大屠城！当时的中国空军，左支右绌，堵截日本飞机都来不及，更别提支援陆军作战了！我想知道的是，在前线作战的中国陆军，遭到日机轰炸时该怎么办？他们能守得住阵地吗？
日本海军中国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就不多说了。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日军是联合作战，中国是陆军单独作战，中国当时的海空军，在陆军的地面战斗中未起丝毫作用。中国陆军在面对强大的日本陆军时，还要同时面对强大的日本海空军！
三、 部队装备编成
日本军队的基本单位师团，有22000余人，下辖两个旅团。装备计有5800匹马，汽车200多辆，步枪9500支，轻重机枪600余挺，火炮108门，坦克24辆，装甲车数十辆。
中国的基本单位师，规模小于日本的旅团，只有万余人，装备步枪3800支，轻重机枪300挺，火炮46门。
从中日两军基本单位的装备来看，中国军队没有的主要是坦克和机动运输工具，中国军队的机动和进攻能力根本不行。要说防御能力，也是很难看：因为中国军队根本未装备任何反坦克武器，并且也未进行过任何反坦克教育和训练，面对日军坦克装甲车辆的进攻，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能怎么办？至于防空，就更别提了！
这都是些常识，我也并不是个唯武器论者，可是在抗战胜利60多年周年之际，却看到有“专家”拿中日轻武器做对比，曰抗战时中国轻武器比日军先进，很有误导观众的嫌疑。这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轻武器虽是二战的主要装备，但并不是起主要作用的装备！抗战时的中国军队，非但要面对日军地面的坦克，还要面对天上日军的飞机，这些坦克、飞机虽然数量不多，可是危害却很大，是抗战时日本的拳头和杀手锏，中国又缺乏有效的对付办法，国军能不败吗？即使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北朝鲜的150辆T－34，也打得美国的第24师丢盔弃甲，还不能说明问题吗？现代的伊拉克战争，伊军一败涂地，可伊军除没巡航导弹和预警机外，飞机坦克大炮甚至比美军更先进，又有什么意义呢？
抗战时期，国军装备水平低劣，吃败仗当然多了，特别在面对日军飞机和坦克的进攻时毫无办法，这样的仗好打吗？我们在指责他们的同时，不要忘了，仗是他们打的，而不是你我！
说永远比做容易！
星禅
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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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大白菜 @ 2011年09月13日 Tuesday, 09:36 AM)
可笑的很，死在国民党手里的中国青年远远超过抗日烈士的数量。
河南饥荒，人民相食。汤恩伯部手里有大量的粮食，却不肯拿出一点给灾民。
汤恩伯部在日寇面前一溃千里，把大量的存粮白送了给日寇，日寇拿出来赈灾。
汤恩伯部打战不行，祸害百姓有一套，维基百科：以40万军队驻河南等地。但由于抗战初年的花园口决堤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再加上旗下部分军人军纪极差，曾出现组织性的抢劫强奸等恶行，河南的百姓普遍抵制汤部，甚至以“三大天灾”攻击汤部，更有“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说法。[2][3][4][5] 1944年日军全面进攻河南，很多河南百姓趁势，拿起锄头、大刀、成群地向国军部队发起攻击，汤恩伯警卫旅被缴枪，汤本人化装成伙夫逃走。[6] 国民政府事后文告称：“自此，散落于民间枪支不下十万。”结果，第一战区全面崩溃，汤部主力撤出华中，汤本人调任黔湘桂边区总司令。
作为亲历14年抗战的耄耋老兵, 如今回首这段历史, 我想说点什么。我想说的是: 要让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抗战历史真相。我们不能忘记坚苦卓绝的抗战, 不能忘记中国军民用血肉与敌相搏的抗战, 不能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
在抗战历史这个问题上, 我想我能说点什么。因为我亲历抗战全过程, 其间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和西南; 长期作为连长和营长带兵在第一线作战, 即便是任副团长后, 也是开战必在第一线; 在东北军的劲旅和中央军的精锐各抗战7年; 先后参加过东北抗日、热河抗战(属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河北永定河地区抗战(属保定会战)、豫北抗战、山西太行山抗战、豫皖对日游击作战、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豫中会战及多次游击战斗,其中光大会战就有6次(每次会战都有多次战斗) , 而东北抗日不亚于大会战; 经历过运动战、攻城战、守城战、阵地战、山地战、伏击战和游击战等多种方式的对日作战。
当年中国军民奋勇抗敌, 发动大会战20多次、大型战斗1100多次、小型战斗28000多次, 战死在前线的国军将军就有200多位, 基层官兵的牺牲可想而知。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年中日之间军力和国力的巨大差距。当时的中国只是一个历经持续10余年军阀混战的仅仅形式上统一的贫弱的农业国, 而日本却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强国。军事上日本是当时全球最强的陆军和海军国之一, 拥有先进、完善的军事组织体系并建立了全民战争体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 日皇裕仁问战争所需时间, 日本陆相杉山元答曰: "一两个月足矣"(当时西方国家普遍认为, 中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 快则一个月, 慢则六个月, 中国就会失去一切作战能力, 向日本无条件投降) 。
猖狂的小日本只看到了自己的强大, 却低估了我不畏强暴、奋勇抗争的中华民族精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是在用十分落后的武器装备和血肉之躯抗击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和其他先进的武器。双方军事素养差距甚大。双方后勤补给更是无法相比。中国军民就是要与日军拼命, 消耗其有生力量, 保卫我国家民族。中国抗战中敌我双方力量之悬殊, 国军抗敌之勇猛、牺牲之惨烈, 史无前例。
很多人不知道当年军力和国力强大的法国(当时号称"头号陆军大国") , 在战争爆发6周内便向德国投降; 当年军力和国力强大的苏联在开战半年内竟有150多万苏联红军被德军俘虏; 当年军力和国力强大的美国在菲律宾以10万余兵力(美菲联军)与5万余兵力的日军交战, 结果向日军投降; 当年军力和国力强大的英国在新加坡(英国称之为"东方第一要塞"、"不可攻破的堡垒")以10万余兵力与3万余兵力的日军交战, 结果向日军投降。英国首相丘吉尔说: "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 规模最大的投降, 就在新加坡。"此前在香港的英军已向日军投降, 此后在缅甸的英军也惨遭失败。
当时中国国民革命军的英勇顽强不输任何国家的军队。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致电蒋介石: "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赏。"英国首相邱吉尔曾在演说中指出: "诸君如忆及日军之活跃, 即知中国抵抗敌人至五年之久, 并予敌人以打击, 为如何不可思议之事。"
中国抗日战场始终牵制和消耗着日本陆军的主力(当时美国战时情报局认为, 日军至少半数被牵制于中国大陆) , 对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日本陆军战力之强悍举世公认。美国总统罗斯福说: "假若没有中国, 假若中国被打败了, …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他方面来作战? 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和德国配合起来, 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 在近东会师, 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 吞并埃及, 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 "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 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 。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斯大林说: "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捆住的时候, 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这里老朽想说说国军的称谓问题 。国军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简称, 是当时执政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政府军, 是抗击日本国军队侵略的中华民国军队, 是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党的军队, 尽管其国民党党派色彩较浓。长期以来媒体将国军称为国民党军(队)是不恰当的。
对于汤恩伯将军的评价, 有些宣传是不客观的 。汤恩伯能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 获迅速提升并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 主要靠的是其过人的统兵能力和不菲的战绩
。在抗战期间, 汤恩伯将军是少数令日军最畏惧的国军将领之一; 汤恩伯部是令日军畏惧的抗日劲旅, 被日军华北方面军视为头号大敌和心腹之患
。汤恩伯部在多次大会战中与日军精锐决战, 重创日军, 鲜有败绩; 即使是在豫中会战中, 不仅能在登封痛击日军, 且能巧妙及时地突破日军重兵封锁而将主力完整撤出, 粉碎了日军的围歼企图。据说日本人曾高度评价两位中国将领: 一位是被誉为"活关公"的张自忠将军, 另一位就是汤恩伯将军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视汤恩伯将军为可怕的对手。
此外, 长期以来媒体依据与汤恩伯将军有隙的李宗仁将军的说辞, 宣传所谓汤恩伯将军在台儿庄战役中消极避战(实际上在台儿庄战役中, 汤恩伯将军指挥第20军团相机运动作战, 立下赫赫战功)及媒体对豫中会战中所谓豫西民变(实际上主要是土匪民团武装趁战乱伏击、抢夺离散的国军部队)的过分渲染, 老朽认为有失公允。
老朽认为汤恩伯将军的主要过错有二: 一是在河南治理不善, 引起民怨; 二是强调派系, 对非黄埔系、非中央军的部队和人员歧视、利用和打击。这些都是事实。汤恩伯将军在中原大力扩军, 征收税赋, 陡增民众负担。虽然是扩大抗日队伍, 但也有扩张个人势力的因素 。且由于广收游杂部队和反正伪军, 使部队良莠不齐。如收编的有些河南游杂部队和反正伪军(这类部队军纪败坏)公然打着汤恩伯部的旗号扰民。本来当时河南已连续2年大灾(旱灾、蝗灾) , 加之战乱, 社会动乱, 民生极其艰难, 自然激起民怨。而这类收编的游杂部队和反正伪军打起仗来却不堪一击, 在豫中会战中严重影响了国军的士气和作战。主政中原的汤恩伯将军焉能不被河南一些民众责骂。但也需指出, 抗战期间国家经济财政极度困难(尤其是抗战中后期) , 而作战养兵必然增加民众负担, 汤恩伯将军被责骂亦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国民党讲派系, 令非嫡系的抗日将士心寒, 造成国军内部离心离德, 内战一开, 对国军的负面影响立现。而汤恩伯将军尤其强调派系。第91师的遭遇, 师长冯占海、 旅长赵维斌和团长范广禄的遭遇, 以及老朽自己在中央军的遭遇, 使老朽对讲派系深恶痛绝。
评价汤恩伯将军, 不宜强调党派立场, 也不能从个人恩怨出发, 应从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考虑。在国家民族存亡之秋, 在坚苦卓绝的抗战中, 汤恩伯将军率部英勇杀敌, 战功卓著, 并成为令日军畏惧的一方大员, 对国家民族是有功的。其过不掩功。 "中国抗日名将"的称号对汤恩伯将军是实至名归。
回忆抗战,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患难中的朋友――美国。
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 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站在中国一边, 颂扬中国军民的英勇抗争并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 。 1941年3月, 美国明确宣布将无条件地全面援助中国, 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 并宣布这是美日谈判的基础。
4月13日苏联背信弃义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向日本承诺"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 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日本得以放手进攻中国。4月14日, 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接见记者时说, 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但不会改变, 还将密切注视远东局势的发展, 并继续援助中国。第2天, 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 中国所需要的军火已依照前不久的军火租借法案予以考虑。此外, 他已批准将美国现有的若干军火转让中国, 并命令制造商赶造新军火供中国使用。
8月1日, 美国宣布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 这对日本不啻沉重一击。同月, 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后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 至抗战结束, 第14航空队以损失500架飞机的代价, 共击落日机2600架, 击毙日军66000多人, 有效地支援了国军陆军的作战, 并出动900多架次轰炸日本本土)正式成立, 参加中国对日空战。
11月26日, 美国国务卿赫尔致日本备忘录(最后通牒) , 不仅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 还要求日本与其他国家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和治外法权。
12月1日, 日皇裕仁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进攻美国。该会议决议称: "美国的态度彻头彻尾说的都是蒋介石要说的话.....", "若容忍之, 不但要抛弃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成果, '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也必须放弃, 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1942年, 中国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 中国最后一条补给线――中缅国际通道被日本切断, 中国完全处于日本包围之中。此前宋子文曾向蒋介石进言: "倘若日寇进犯缅甸, 断我赖以生存的滇缅路, 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 坐以待毙..."当时中国战区的武器弹药、作战物资只够勉强维持两个月, 中国处于危机时刻。这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 不计任何困难, 必须开通到中国的路线。美军开通了从印度到昆明的被称为"空中地狱"的驼峰航线, 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持续空运。在驼峰航线上每3架飞机就有1架在飞行途中坠毁, 共损失运输机563架。美国空军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1579人。美国还帮助修建了中印公路和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大口径输油管道(从印度加尔各答通到昆明) 。美国帮助中国粉碎了日本切断中国与国际联系的交通线以迫使中国屈服的企图。
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8亿多美元的援助, 是二战期间中国最大的援助国。美国还派遣大批陆军军官、作战部队和工程部队参加中国抗战。当时以窦恩将军为司令的美国陆军Y部队4000余人曾在整个滇西反攻中与中国远征军混合编成, 同中国官兵一起亲临前线、浴血作战。在收复腾冲战役中, 美军中尉夏伯尔等14名官兵壮烈牺牲。
1942年西藏噶厦当局成立"外交局"以示"独立" 。国民政府为此下达了"征藏令" 。翌年5月丘吉尔竟然在会议上对宋子文(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说: "西藏为一独立国, 中国在对敌作战期间, 何以对藏用兵? "当时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迫使英国不再公然支持藏独。
在1943年美苏英首脑德黑兰会议上, 罗斯福总统认为未来联合国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应该由世界大国掌握, 充当世界警察。斯大林主张"世界警察"应该由美、苏、英三国组成, 中国无权列入 。丘吉尔也主张由美苏英"三警察"统治世界。但罗斯福总统认为,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 "世界警察"的代表性就不够。他还在多种场合表示: "在将来, 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 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
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 当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把审议《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列入会议议程时,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即提出异议, 其意图就是要排斥中国。赫尔坚持要把中国列为宣言的共同发起国, 甚至表示将不惜以会议达不成协议为代价, 莫洛托夫被迫妥协。
贫弱的中国能在二战时期跃居"四大国"行列, 进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美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还要指出的是, 若不是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 中国的艰苦抗战还要持续多年, 还要付出更多的牺牲。
美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 给予了最有力、最直接、最慷慨的援助。 "人之有德于我也, 不可忘也" ! 这是中华民族的古训。
中国抗日正面战场就是中国抗日的主战场, 国军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中国抗日敌后战场不光有八路军、新四军还有国军; 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的重要力量, 国军也是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的重要力量。
抗战时期的国军敌后游击区, 除冀察、苏鲁游击战区坚持到抗战后期撤销外, 山西游击区、豫鄂皖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国军敌后游击战场鼎盛时期的兵力有近百万人, 一度成为日军重点进攻的对象。
国军第51军第114师中将师长方叔洪、东北挺进军骑兵第6师少将师长刘桂五(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东北游击队中将总司令唐聚五、第5战区第2路中将游击司令刘震东、苏鲁游击战区中将政治部主任周复、苏鲁游击战区第1路少将游击司令马玉仁(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第34军暂编第45师少将师长王风山(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第1战区游击第4总队少将总队长范廷兰、苏浙皖边区游击司令部少将司令谢升标(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皖北游击少将副总指挥雷忠、豫南游击第5纵队中将司令戴民权、鲁苏皖边区游击第4纵队少将司令陈忠柱、山东省铁道破坏总队少将总队长高道先等国军将领都是在敌后战场上壮烈殉国的。
八路军(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建制上分别归第二战区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领导。当时中国有10个战区及苏鲁、冀察2个游击战区、40个集团军。
中国抗战是全民族抗战, 是不分信仰, 不分党派, 不分阶层的共同抗战。凡是参加抗日的都是英雄好汉 。中国人民奋勇抗敌, 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 废除了帝国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 并因此成为二战四大战胜国(美、苏、中、英)之一和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美、苏、中、英、法)之一。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中国抗战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要尊重抗战历史, 不能因为蒋介石先生败走台湾就否认他作为中国抗战的最高领袖和统帅领导了坚苦卓绝的抗战。就像不能因为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胜利当年举行的英国大选中惨败下台就否认他二战期间作为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领导英国人民坚决反抗法西斯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不容篡改 , 不容隐瞒。批判日本历史教科书, 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又如何呢? 大陆的抗战史宣传又如何呢? 孔子曰: "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 "中国抗战历史不能编成党派抗战历史 。中国抗战的信史应由有独立人格、有良知的历史学家来写。
在坚苦卓绝的14年卫国战争中, 多少英烈为国捐躯!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中国军民抗敌时间之长, 抗敌之勇猛, 抗敌之艰难, 牺牲之巨大, 举世莫比! 仅在吉林抗日救国军、国民革命军第91师和第4师, 老朽就目睹了大量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层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段官兵的英勇牺牲, 其中大多数都未留下姓名和遗骨(尤其是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 。中国抗日英烈用血肉筑成了中国御敌的新长城, 他们践行"我生国亡, 我死国存" ,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是中国之魂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我们要永远纪念以张自忠将军为代表的200多位殉国将军(包括左权、杨靖宇、赵尚志将军) , 我们要永远纪念英勇牺牲的200多万基层官兵(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的基层官兵) , 我们要永远纪念那些以死抗敌的民众。老朽希望:
在中国首都建立中国抗日无名烈士墓, 以纪念以死报国的无名英雄们。
"老夫耄矣, 无能为也" , 惟愿中国早日民主、自由、富强! 惟愿中华抗战英烈安息! 惟愿中华"不畏强暴、宁死不屈、奋勇拼搏"的抗战精神代代传承!
关于抗战 , 老朽如是言。
作者生平简介 :
韩声涛, 汉族, 1912年10月22日生, 山东平度人。1931年春参加东北军, 同年秋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在14年抗战(1931―1945)期间, 历任战士、排长、连长、营长和副团长; 先后参加东北抗日、热河抗战、察哈尔抗战、河北永定河地区抗战、豫北抗战、山西太行山抗战、豫皖对日游击作战、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和豫中会战; 所在部队为吉林抗日救国军、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1师和第4师。先后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西安长安军官训练团和昆明美军参谋学校。194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第299师团长。 1949年任四野第45军第135师副师长。1951年任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教务处副处长。1955年被转业到湖北省襄阳高中任副校长, 后被打成"右派" , "文革"中受迫害。生前为湖北襄樊四中离休干部。 2010年3月22日在襄樊逝世。
可笑的很，死在国民党手里的中国青年远远超过抗日烈士的数量。
河南饥荒，人民相食。汤恩伯部手里有大量的粮食，却不肯拿出一点给灾民。
汤恩伯部在日寇面前一溃千里，把大量的存粮白送了给日寇，日寇拿出来赈灾。
汤恩伯部打战不行，祸害百姓有一套，维基百科：以40万军队驻河南等地。但由于抗战初年的花园口决堤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再加上旗下部分军人军纪极差，曾出现组织性的抢劫强奸等恶行，河南的百姓普遍抵制汤部，甚至以“三大天灾”攻击汤部，更有“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说法。[2][3][4][5] 1944年日军全面进攻河南，很多河南百姓趁势，拿起锄头、大刀、成群地向国军部队发起攻击，汤恩伯警卫旅被缴枪，汤本人化装成伙夫逃走。[6] 国民政府事后文告称：“自此，散落于民间枪支不下十万。”结果，第一战区全面崩溃，汤部主力撤出华中，汤本人调任黔湘桂边区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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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亲历14年抗战的耄耋老兵, 如今回首这段历史, 我想说点什么。我想说的是: 要让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抗战历史真相。我们不能忘记坚苦卓绝的抗战, 不能忘记中国军民用血肉与敌相搏的抗战, 不能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
在抗战历史这个问题上, 我想我能说点什么。因为我亲历抗战全过程, 其间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和西南; 长期作为连长和营长带兵在第一线作战, 即便是任副团长后, 也是开战必在第一线; 在东北军的劲旅和中央军的精锐各抗战7年; 先后参加过东北抗日、热河抗战(属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河北永定河地区抗战(属保定会战)、豫北抗战、山西太行山抗战、豫皖对日游击作战、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豫中会战及多次游击战斗,其中光大会战就有6次(每次会战都有多次战斗) , 而东北抗日不亚于大会战; 经历过运动战、攻城战、守城战、阵地战、山地战、伏击战和游击战等多种方式的对日作战。
当年中国军民奋勇抗敌, 发动大会战20多次、大型战斗1100多次、小型战斗28000多次, 战死在前线的国军将军就有200多位, 基层官兵的牺牲可想而知。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年中日之间军力和国力的巨大差距。当时的中国只是一个历经持续10余年军阀混战的仅仅形式上统一的贫弱的农业国, 而日本却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强国。军事上日本是当时全球最强的陆军和海军国之一, 拥有先进、完善的军事组织体系并建立了全民战争体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 日皇裕仁问战争所需时间, 日本陆相杉山元答曰: "一两个月足矣"(当时西方国家普遍认为, 中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 快则一个月, 慢则六个月, 中国就会失去一切作战能力, 向日本无条件投降) 。
猖狂的小日本只看到了自己的强大, 却低估了我不畏强暴、奋勇抗争的中华民族精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是在用十分落后的武器装备和血肉之躯抗击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和其他先进的武器。双方军事素养差距甚大。双方后勤补给更是无法相比。中国军民就是要与日军拼命, 消耗其有生力量, 保卫我国家民族。中国抗战中敌我双方力量之悬殊, 国军抗敌之勇猛、牺牲之惨烈, 史无前例。
很多人不知道当年军力和国力强大的法国(当时号称"头号陆军大国") , 在战争爆发6周内便向德国投降; 当年军力和国力强大的苏联在开战半年内竟有150多万苏联红军被德军俘虏; 当年军力和国力强大的美国在菲律宾以10万余兵力(美菲联军)与5万余兵力的日军交战, 结果向日军投降; 当年军力和国力强大的英国在新加坡(英国称之为"东方第一要塞"、"不可攻破的堡垒")以10万余兵力与3万余兵力的日军交战, 结果向日军投降。英国首相丘吉尔说: "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 规模最大的投降, 就在新加坡。"此前在香港的英军已向日军投降, 此后在缅甸的英军也惨遭失败。
当时中国国民革命军的英勇顽强不输任何国家的军队。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致电蒋介石: "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赏。"英国首相邱吉尔曾在演说中指出: "诸君如忆及日军之活跃, 即知中国抵抗敌人至五年之久, 并予敌人以打击, 为如何不可思议之事。"
中国抗日战场始终牵制和消耗着日本陆军的主力(当时美国战时情报局认为, 日军至少半数被牵制于中国大陆) , 对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日本陆军战力之强悍举世公认。美国总统罗斯福说: "假若没有中国, 假若中国被打败了, …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他方面来作战? 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和德国配合起来, 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 在近东会师, 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 吞并埃及, 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 "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 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 。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斯大林说: "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捆住的时候, 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这里老朽想说说国军的称谓问题 。国军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简称, 是当时执政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政府军, 是抗击日本国军队侵略的中华民国军队, 是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党的军队, 尽管其国民党党派色彩较浓。长期以来媒体将国军称为国民党军(队)是不恰当的。
对于汤恩伯将军的评价, 有些宣传是不客观的 。汤恩伯能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 获迅速提升并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 主要靠的是其过人的统兵能力和不菲的战绩
。在抗战期间, 汤恩伯将军是少数令日军最畏惧的国军将领之一; 汤恩伯部是令日军畏惧的抗日劲旅, 被日军华北方面军视为头号大敌和心腹之患
。汤恩伯部在多次大会战中与日军精锐决战, 重创日军, 鲜有败绩; 即使是在豫中会战中, 不仅能在登封痛击日军, 且能巧妙及时地突破日军重兵封锁而将主力完整撤出, 粉碎了日军的围歼企图。据说日本人曾高度评价两位中国将领: 一位是被誉为"活关公"的张自忠将军, 另一位就是汤恩伯将军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视汤恩伯将军为可怕的对手。
此外, 长期以来媒体依据与汤恩伯将军有隙的李宗仁将军的说辞, 宣传所谓汤恩伯将军在台儿庄战役中消极避战(实际上在台儿庄战役中, 汤恩伯将军指挥第20军团相机运动作战, 立下赫赫战功)及媒体对豫中会战中所谓豫西民变(实际上主要是土匪民团武装趁战乱伏击、抢夺离散的国军部队)的过分渲染, 老朽认为有失公允。
老朽认为汤恩伯将军的主要过错有二: 一是在河南治理不善, 引起民怨; 二是强调派系, 对非黄埔系、非中央军的部队和人员歧视、利用和打击。这些都是事实。汤恩伯将军在中原大力扩军, 征收税赋, 陡增民众负担。虽然是扩大抗日队伍, 但也有扩张个人势力的因素 。且由于广收游杂部队和反正伪军, 使部队良莠不齐。如收编的有些河南游杂部队和反正伪军(这类部队军纪败坏)公然打着汤恩伯部的旗号扰民。本来当时河南已连续2年大灾(旱灾、蝗灾) , 加之战乱, 社会动乱, 民生极其艰难, 自然激起民怨。而这类收编的游杂部队和反正伪军打起仗来却不堪一击, 在豫中会战中严重影响了国军的士气和作战。主政中原的汤恩伯将军焉能不被河南一些民众责骂。但也需指出, 抗战期间国家经济财政极度困难(尤其是抗战中后期) , 而作战养兵必然增加民众负担, 汤恩伯将军被责骂亦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国民党讲派系, 令非嫡系的抗日将士心寒, 造成国军内部离心离德, 内战一开, 对国军的负面影响立现。而汤恩伯将军尤其强调派系。第91师的遭遇, 师长冯占海、 旅长赵维斌和团长范广禄的遭遇, 以及老朽自己在中央军的遭遇, 使老朽对讲派系深恶痛绝。
评价汤恩伯将军, 不宜强调党派立场, 也不能从个人恩怨出发, 应从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考虑。在国家民族存亡之秋, 在坚苦卓绝的抗战中, 汤恩伯将军率部英勇杀敌, 战功卓著, 并成为令日军畏惧的一方大员, 对国家民族是有功的。其过不掩功。 "中国抗日名将"的称号对汤恩伯将军是实至名归。
回忆抗战,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患难中的朋友――美国。
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 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站在中国一边, 颂扬中国军民的英勇抗争并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 。 1941年3月, 美国明确宣布将无条件地全面援助中国, 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 并宣布这是美日谈判的基础。
4月13日苏联背信弃义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向日本承诺"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 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日本得以放手进攻中国。4月14日, 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接见记者时说, 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但不会改变, 还将密切注视远东局势的发展, 并继续援助中国。第2天, 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 中国所需要的军火已依照前不久的军火租借法案予以考虑。此外, 他已批准将美国现有的若干军火转让中国, 并命令制造商赶造新军火供中国使用。
8月1日, 美国宣布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 这对日本不啻沉重一击。同月, 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后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 至抗战结束, 第14航空队以损失500架飞机的代价, 共击落日机2600架, 击毙日军66000多人, 有效地支援了国军陆军的作战, 并出动900多架次轰炸日本本土)正式成立, 参加中国对日空战。
11月26日, 美国国务卿赫尔致日本备忘录(最后通牒) , 不仅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 还要求日本与其他国家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和治外法权。
12月1日, 日皇裕仁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进攻美国。该会议决议称: "美国的态度彻头彻尾说的都是蒋介石要说的话.....", "若容忍之, 不但要抛弃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成果, '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也必须放弃, 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1942年, 中国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 中国最后一条补给线――中缅国际通道被日本切断, 中国完全处于日本包围之中。此前宋子文曾向蒋介石进言: "倘若日寇进犯缅甸, 断我赖以生存的滇缅路, 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 坐以待毙..."当时中国战区的武器弹药、作战物资只够勉强维持两个月, 中国处于危机时刻。这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 不计任何困难, 必须开通到中国的路线。美军开通了从印度到昆明的被称为"空中地狱"的驼峰航线, 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持续空运。在驼峰航线上每3架飞机就有1架在飞行途中坠毁, 共损失运输机563架。美国空军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1579人。美国还帮助修建了中印公路和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大口径输油管道(从印度加尔各答通到昆明) 。美国帮助中国粉碎了日本切断中国与国际联系的交通线以迫使中国屈服的企图。
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8亿多美元的援助, 是二战期间中国最大的援助国。美国还派遣大批陆军军官、作战部队和工程部队参加中国抗战。当时以窦恩将军为司令的美国陆军Y部队4000余人曾在整个滇西反攻中与中国远征军混合编成, 同中国官兵一起亲临前线、浴血作战。在收复腾冲战役中, 美军中尉夏伯尔等14名官兵壮烈牺牲。
1942年西藏噶厦当局成立"外交局"以示"独立" 。国民政府为此下达了"征藏令" 。翌年5月丘吉尔竟然在会议上对宋子文(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说: "西藏为一独立国, 中国在对敌作战期间, 何以对藏用兵? "当时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迫使英国不再公然支持藏独。
在1943年美苏英首脑德黑兰会议上, 罗斯福总统认为未来联合国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应该由世界大国掌握, 充当世界警察。斯大林主张"世界警察"应该由美、苏、英三国组成, 中国无权列入 。丘吉尔也主张由美苏英"三警察"统治世界。但罗斯福总统认为,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 "世界警察"的代表性就不够。他还在多种场合表示: "在将来, 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 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
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 当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把审议《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列入会议议程时,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即提出异议, 其意图就是要排斥中国。赫尔坚持要把中国列为宣言的共同发起国, 甚至表示将不惜以会议达不成协议为代价, 莫洛托夫被迫妥协。
贫弱的中国能在二战时期跃居"四大国"行列, 进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美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还要指出的是, 若不是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 中国的艰苦抗战还要持续多年, 还要付出更多的牺牲。
美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 给予了最有力、最直接、最慷慨的援助。 "人之有德于我也, 不可忘也" ! 这是中华民族的古训。
中国抗日正面战场就是中国抗日的主战场, 国军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中国抗日敌后战场不光有八路军、新四军还有国军; 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的重要力量, 国军也是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的重要力量。
抗战时期的国军敌后游击区, 除冀察、苏鲁游击战区坚持到抗战后期撤销外, 山西游击区、豫鄂皖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国军敌后游击战场鼎盛时期的兵力有近百万人, 一度成为日军重点进攻的对象。
国军第51军第114师中将师长方叔洪、东北挺进军骑兵第6师少将师长刘桂五(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东北游击队中将总司令唐聚五、第5战区第2路中将游击司令刘震东、苏鲁游击战区中将政治部主任周复、苏鲁游击战区第1路少将游击司令马玉仁(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第34军暂编第45师少将师长王风山(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第1战区游击第4总队少将总队长范廷兰、苏浙皖边区游击司令部少将司令谢升标(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皖北游击少将副总指挥雷忠、豫南游击第5纵队中将司令戴民权、鲁苏皖边区游击第4纵队少将司令陈忠柱、山东省铁道破坏总队少将总队长高道先等国军将领都是在敌后战场上壮烈殉国的。
八路军(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建制上分别归第二战区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领导。当时中国有10个战区及苏鲁、冀察2个游击战区、40个集团军。
中国抗战是全民族抗战, 是不分信仰, 不分党派, 不分阶层的共同抗战。凡是参加抗日的都是英雄好汉 。中国人民奋勇抗敌, 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 废除了帝国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 并因此成为二战四大战胜国(美、苏、中、英)之一和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美、苏、中、英、法)之一。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中国抗战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要尊重抗战历史, 不能因为蒋介石先生败走台湾就否认他作为中国抗战的最高领袖和统帅领导了坚苦卓绝的抗战。就像不能因为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胜利当年举行的英国大选中惨败下台就否认他二战期间作为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领导英国人民坚决反抗法西斯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不容篡改 , 不容隐瞒。批判日本历史教科书, 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又如何呢? 大陆的抗战史宣传又如何呢? 孔子曰: "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 "中国抗战历史不能编成党派抗战历史 。中国抗战的信史应由有独立人格、有良知的历史学家来写。
在坚苦卓绝的14年卫国战争中, 多少英烈为国捐躯!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中国军民抗敌时间之长, 抗敌之勇猛, 抗敌之艰难, 牺牲之巨大, 举世莫比! 仅在吉林抗日救国军、国民革命军第91师和第4师, 老朽就目睹了大量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层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段官兵的英勇牺牲, 其中大多数都未留下姓名和遗骨(尤其是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 。中国抗日英烈用血肉筑成了中国御敌的新长城, 他们践行"我生国亡, 我死国存" ,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是中国之魂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我们要永远纪念以张自忠将军为代表的200多位殉国将军(包括左权、杨靖宇、赵尚志将军) , 我们要永远纪念英勇牺牲的200多万基层官兵(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的基层官兵) , 我们要永远纪念那些以死抗敌的民众。老朽希望:
在中国首都建立中国抗日无名烈士墓, 以纪念以死报国的无名英雄们。
"老夫耄矣, 无能为也" , 惟愿中国早日民主、自由、富强! 惟愿中华抗战英烈安息! 惟愿中华"不畏强暴、宁死不屈、奋勇拼搏"的抗战精神代代传承!
关于抗战 , 老朽如是言。
作者生平简介 :
韩声涛, 汉族, 1912年10月22日生, 山东平度人。1931年春参加东北军, 同年秋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在14年抗战(1931―1945)期间, 历任战士、排长、连长、营长和副团长; 先后参加东北抗日、热河抗战、察哈尔抗战、河北永定河地区抗战、豫北抗战、山西太行山抗战、豫皖对日游击作战、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和豫中会战; 所在部队为吉林抗日救国军、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1师和第4师。先后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西安长安军官训练团和昆明美军参谋学校。194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第299师团长。 1949年任四野第45军第135师副师长。1951年任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教务处副处长。1955年被转业到湖北省襄阳高中任副校长, 后被打成"右派" , "文革"中受迫害。生前为湖北襄樊四中离休干部。 2010年3月22日在襄樊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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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良楹卧|北不抵抗？】世间广传蒋介石曾有一手谕给张学良，不让其抵抗。张学良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而事上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和张学良的指挥能力。
大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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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初，美国政府按照《租借法案》向国民党提供美援时，蒋介石向美国一开口，就要求美国向其提供100个师的武器装备。美国则答应提供60个师的全套美式装备， 分为两期，第一期为30个师，时间为打通滇缅路之前。待打通滇缅路之后再提供第二期的30个师。而后在1943年12月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将美国援助的装备增加为三期，合计90个师。罗斯福答应了。
因此，从1942年底开始，美国开始武装重庆国民党军队，第一期提供的装备为国内的30个师与驻印度军6个师（缅甸远征军战败逃至印度的一部），共计36个师。而在1945年初打通滇缅路之后，一方面因为蒋介石赶走了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四星上将）。另一方面，因为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战场的全面溃败，美国在得到了苏联出兵日本占领区的承诺后，认为不必从中国大陆进军日本，因此，第二期只给了国民党3个师的装备。其他的全给了印度。因此，国民党在抗战时，总共获得了39个美械师的装备援助。国民党用这批装备共装备了13个全美械军――N1A、N6A、2A、5A、8A、13A、18A、53A、54A、71A、 73A、74A、94A，4个半美械化军-46A、52A、60A、62A。
因此，从1942年底开始，美国开始武装重庆国民党军队，第一期提供的装备为国内的30个师与驻印度军6个师（缅甸远征军战败逃至印度的一部），共计36个师。而在1945年初打通滇缅路之后，一方面因为蒋介石赶走了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四星上将）。另一方面，因为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战场的全面溃败，美国在得到了苏联出兵日本占领区的承诺后，认为不必从中国大陆进军日本，因此，第二期只给了国民党3个师的装备。其他的全给了印度。因此，国民党在抗战时，总共获得了39个美械师的装备援助。国民党用这批装备共装备了13个全美械军――N1A、N6A、2A、5A、8A、13A、18A、53A、54A、71A、 73A、74A、94A，4个半美械化军-46A、52A、60A、62A。
QUOTE(大白菜 @ 2011年09月13日 Tuesday, 12:50 PM)
在1942年初，美国政府按照《租借法案》向国民党提供美援时，蒋介石向美国一开口，就要求美国向其提供100个师的武器装备。美国则答应提供60个师的全套美式装备， 分为两期，第一期为30个师，时间为打通滇缅路之前。待打通滇缅路之后再提供第二期的30个师。而后在1943年12月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将美国援助的装备增加为三期，合计90个师。罗斯福答应了。
因此，从1942年底开始，美国开始武装重庆国民党军队，第一期提供的装备为国内的30个师与驻印度军6个师（缅甸远征军战败逃至印度的一部），共计36个师。而在1945年初打通滇缅路之后，一方面因为蒋介石赶走了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四星上将）。另一方面，因为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战场的全面溃败，美国在得到了苏联出兵日本占领区的承诺后，认为不必从中国大陆进军日本，因此，第二期只给了国民党3个师的装备。其他的全给了印度。因此，国民党在抗战时，总共获得了39个美械师的装备援助。国民党用这批装备共装备了13个全美械军――N1A、N6A、2A、5A、8A、13A、18A、53A、54A、71A、 73A、74A、94A，4个半美械化军-46A、52A、60A、62A。
这就是伟大的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
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万岁！
伟大的美国人民万岁！
伟大的传统中美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源远流长！
在1942年初，美国政府按照《租借法案》向国民党提供美援时，蒋介石向美国一开口，就要求美国向其提供100个师的武器装备。美国则答应提供60个师的全套美式装备， 分为两期，第一期为30个师，时间为打通滇缅路之前。待打通滇缅路之后再提供第二期的30个师。而后在1943年12月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将美国援助的装备增加为三期，合计90个师。罗斯福答应了。
因此，从1942年底开始，美国开始武装重庆国民党军队，第一期提供的装备为国内的30个师与驻印度军6个师（缅甸远征军战败逃至印度的一部），共计36个师。而在1945年初打通滇缅路之后，一方面因为蒋介石赶走了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四星上将）。另一方面，因为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战场的全面溃败，美国在得到了苏联出兵日本占领区的承诺后，认为不必从中国大陆进军日本，因此，第二期只给了国民党3个师的装备。其他的全给了印度。因此，国民党在抗战时，总共获得了39个美械师的装备援助。国民党用这批装备共装备了13个全美械军――N1A、N6A、2A、5A、8A、13A、18A、53A、54A、71A、 73A、74A、94A，4个半美械化军-46A、52A、60A、6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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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伟大的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
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万岁！
伟大的美国人民万岁！
伟大的传统中美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源远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