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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们个说法… (2人在浏览)
- 主题发起人 飞凡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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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飞凡科技 @ 2011年08月16日 Tuesday, 06:12 PM)
山西朔州出大事，因为反抗强拆，居民吴学文孤身一人面对多达200人的强拆大队，在房顶第一刀扎死城建局长，第二刀扎死城建局监察大队长，余下两百人仓惶尽退。
『网罗天下』 缅怀吴学文 是个真正的男人！！点击：65 回复：1 作者：njxutao 发表日期：2011-8-16 15:18:00 回复
一刀接一刀，面对200多人的拆迁队伍，在自家平房屋顶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居民吴学文用最激烈的行为抵抗强拆。最先上到屋顶的49岁的朔城区城建局长刘志秀第一个倒下，紧接着49岁的局监察大队队长钟伟被连刺数刀，身上有血浆涌出，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冲上来的拆迁工作人员将吴学文制服，并制服了吴的妻子。
吴的妻子一度被从房顶下倒吊下来，脸和头部鲜血横流。拆迁者认为，吴刺人的举动和她的示意有关。此后吴被戴着手铐送往医院，同样戴着手铐的吴的妻子和大儿子则被带往警局。
第二天，警方传出消息，吴的妻子当天晚上在接受讯问之时死亡。
吴学文的以命相搏，没有挡住自己房屋被拆的命运，平房迅速被轰鸣的铲车推平。
“这一家算是完了，女人死了，男人捅死人，留下两个儿子还有一个是双腿残废。”邻居们感慨。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fhzk/detail_2011_08/13/8384441_0.shtml
在该事件中吴的妻子在警局死了就死了，没有任何解释。
在法律的角度看，别说吴的妻子不是罪犯，就算她是罪犯关于她的合法权益也应该予以保障。她死了竟然没有任何解释，就被轻轻地一笔带过，这样的行为实在是我国法治之殇。
在此我们应该深究她的死因，是刑讯逼供致死还是因为拆迁队伍把她从房顶下倒吊下来引致内伤致死，又或者其他原因致死，我们必须查明。
如果是刑讯逼供致死就必须追究相关警员的刑事责任。
如果是拆迁队伍把她从房顶下倒吊下来引致内伤致死，因为她当时已经被制服，那么把她捆绑倒吊的人就要负故意伤人致死的罪名，追究其刑事责任。
无论她是怎么死的，我们都必须予以查明，当地的检察院有责任有义务给公众一个交代。
原文链接：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10/1/182016.shtml
山西朔州出大事，因为反抗强拆，居民吴学文孤身一人面对多达200人的强拆大队，在房顶第一刀扎死城建局长，第二刀扎死城建局监察大队长，余下两百人仓惶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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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天下』 缅怀吴学文 是个真正的男人！！点击：65 回复：1 作者：njxutao 发表日期：2011-8-16 15:18:00 回复
一刀接一刀，面对200多人的拆迁队伍，在自家平房屋顶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居民吴学文用最激烈的行为抵抗强拆。最先上到屋顶的49岁的朔城区城建局长刘志秀第一个倒下，紧接着49岁的局监察大队队长钟伟被连刺数刀，身上有血浆涌出，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冲上来的拆迁工作人员将吴学文制服，并制服了吴的妻子。
吴的妻子一度被从房顶下倒吊下来，脸和头部鲜血横流。拆迁者认为，吴刺人的举动和她的示意有关。此后吴被戴着手铐送往医院，同样戴着手铐的吴的妻子和大儿子则被带往警局。
第二天，警方传出消息，吴的妻子当天晚上在接受讯问之时死亡。
吴学文的以命相搏，没有挡住自己房屋被拆的命运，平房迅速被轰鸣的铲车推平。
“这一家算是完了，女人死了，男人捅死人，留下两个儿子还有一个是双腿残废。”邻居们感慨。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fhzk/detail_2011_08/13/8384441_0.shtml
在该事件中吴的妻子在警局死了就死了，没有任何解释。
在法律的角度看，别说吴的妻子不是罪犯，就算她是罪犯关于她的合法权益也应该予以保障。她死了竟然没有任何解释，就被轻轻地一笔带过，这样的行为实在是我国法治之殇。
在此我们应该深究她的死因，是刑讯逼供致死还是因为拆迁队伍把她从房顶下倒吊下来引致内伤致死，又或者其他原因致死，我们必须查明。
如果是刑讯逼供致死就必须追究相关警员的刑事责任。
如果是拆迁队伍把她从房顶下倒吊下来引致内伤致死，因为她当时已经被制服，那么把她捆绑倒吊的人就要负故意伤人致死的罪名，追究其刑事责任。
无论她是怎么死的，我们都必须予以查明，当地的检察院有责任有义务给公众一个交代。
原文链接：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10/1/182016.shtml
朔州强拆致官员被杀追踪：内地公务员首度死于强拆2011年08月13日 10:56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夏阳
字号:T|T9888人参与492条评论打印转发
图：吴学文被拆掉的房子。
一刀接一刀，面对200多人的拆迁队伍，在自家平房屋顶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居民吴学文用最激烈的行为抵抗强拆。
最先上到屋顶的49岁的朔城区城建局长刘志秀第一个倒下，紧接着49岁的局监察大队队长钟伟被连刺数刀，身上有血浆涌出，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冲上来的拆迁工作人员将吴学文制服，并制服了吴的妻子。吴的妻子一度被从房顶下倒吊下来，脸和头部鲜血横流。拆迁者认为，吴刺人的举动和她的示意有关。
此后吴被戴着手铐送往医院，同样戴着手铐的吴的妻子和大儿子则被带往警局。
第二天，警方传出消息，吴的妻子当天晚上在接受讯问之时死亡。
吴学文的以命相搏，没有挡住自己房屋被拆的命运，平房迅速被轰鸣的铲车推平。
“这一家算是完了，女人死了，男人捅死人，留下两个儿子还有一个是双腿残废。”邻居们感慨。
在拆迁者方面，刘志秀刀口化脓，钟伟的家庭陷入悲痛之中，一线拆迁人员亦感心悸。
随着今年初旧拆迁条例废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条例》）实施，政府站到拆迁一线，大陆首次有公务员在强拆中身亡。
血案发生第二天，已经进行了5年旧城改造的朔州市，第一次刹住了拆迁过山车。拆迁序列中尚有1万多户的民房，与此前5年拆掉的数量相当。
数万户民房的拆迁，是朔州打造“塞上风情”宜居城市的初步。2011年6月23日中午，这一片风情被吴学文用两把刀血淋淋地捅破，裸露出了眼下拆迁体系脆弱的神经。
在此之前，邻近的大同因数百人夜袭居民楼恶性事件，在“铁腕市长”耿彦波强力主导下的拆迁进程已经被上级叫停。而在7月中旬，山西吕梁市委书记杜善学在太原宴请所有在晋媒体，介绍上任以来“三项整治”成效，强调在拆除上百万平方米违章建筑中，无一例强拆。
《征收条例》出台之后，政府失去了开发商充当缓冲，行为必须检点。或许，压力将达临界，强拆拐点即将到来。
困难户的“非分”需求
吴学文来自大同市浑源县农村，2003年买了朔城区府东巷的一院平房，这是80年代当地政府修的“干部院”。吴家进城的机缘来自于小儿子的悲剧，90年代后期吴的小儿子被汽车轧断双腿，得到一笔赔偿。
带着70多岁的老母亲和两个儿子，吴和妻子开始城里生活。吴花11万元所购的院子共有8间平房，其中三间正房，5间厢房。吴学文将大儿子和残废的小儿子送进了城里的学校，把两间厢房租给一家理发店，余下三间一间做库房，两间开了小超市。收入稳定的吴家渐脱农民色彩，大儿子考上山西农大，残废的二儿子今年进了高考补习班，准备再度冲刺大学梦。
吴竭力融入城市，邻居对这个外来户的印象是“瓦滑”（圆滑），与邻居关系处理得很好，热心帮忙。
2010年5月底，政府的一份拆迁通告，打破了吴家渐入佳境的生活。通知下达半个月之后，朔城区城建局副局长赵胜去了吴家里。“第一次，吴学文提出就地安置住宅一套，商铺一套的要求。”
“因为我们主要是政府在盖拆迁区的回迁楼，所以只有住宅，没有商铺。”未能与吴达成共识的赵感觉“他要得过高，不好谈”。
其后半年多时间里，拆迁人员每隔两三天去吴家一次，得到的回复完全相同。
吴的坚持来自于谋生手段的担忧，失去商铺门面，一家五口的生活将成为问题。此外，全家今天的生活是小儿子用残废换来，全家要给小儿子留下足够维生的财产。这样的实际困难，显然是政府回迁规划中没有虑及的。
吴的要价其后被他自己屡屡突破。因为消息灵通，不断听到某户要到远高于评估价补偿的消息，吴陷入了纠结之中。赵胜说，跟吴谈过有几十次，不是越要越多，是变化无常。
2011年5月，经朔州区政府申请，朔城区法院下达了司法强拆公告。6月19日，双方在吴家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吴对自己的8间平房共要求补偿两套住宅与两套商铺，或者300万人民币。
“我们只能按评估价补偿，吴的8间平房评估为34万多元，就地安置的话可以分到一套120平方米的回迁房。考虑到他有残废儿子，我们多给了他一套70平方米的住宅房。”朔城区城建局党委书记王大海说。
在赵胜看来，绝大部分拆迁户都是在拆迁中得益的。“安置了的人绝对满意。一拆迁，（他们）就发了财。”
但吴学文和邻居们不这样想。
在朔州，府东巷属于真正的黄金地段，房价节节攀升。一个消息在拆迁户中流传，“干部院”拆掉之后，除了修一幢低层的回迁楼，剩余土地将全部建成高层商品房，楼价已达朔州最高的4000元每平方米，“都卖给有钱人”。
在旧城改造中有一种理论，因为城市改造带来的房价升值，“每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但对吴学文和他邻居蒯老汉来说，这样的理论却不符事实。
蒯家获赔两套房子，但蒯老汉有6个儿子，现住平房院子虽然不大，正房加南北房却有六铺炕，“一家人住一点也不挤。如果搬到两套楼房里，肯定会乱了套。”
实际上对吴学文和蒯家这样的大多数拆迁户来说，房子只是满足居住和谋生，房价升高同时也就是他们居住消费价格的提高，稍不留神还带来谋生的困难。
失去商铺，吴家将成为住着楼房的农民，于是吴学文拒不签字。政府也觉忍无可忍。
6月22日晚6点，朔州区政府开会决定第二天在全区来一次大行动，吴家是其中重点对象。
6月23日，吴远远望到政府拆迁人员的身影，即在房顶上拉出大意为“政府非法拆迁，誓死抗争到底”的条幅，事后看正是悲剧序幕。
拆迁人员的新风险
意外的死亡令钟伟的妻子陷入了巨大的困难。女儿刚上高中，儿子方才7岁。此前几年，钟的大儿子因白血病身故。事件发生后，钟伟的妻子情绪失控，政府派出专人24小时陪同。
公开信息显示，钟伟是大陆强拆进程中死亡的第一个公务员。这或许是开发商失去拆迁资格后，政府直面拆迁矛盾的代价之一。
不同于之前开发商暴力拆迁―拆迁户声讨―部分暴力拆迁人员被处罚以稀释矛盾的循环，如今政府身处暴力拆迁一线，回旋余地减少，风险加大。政府强拆人员对极端个案有着深深的戒心。
6月22日晚，决定第二天强拆之前，刘志秀带队去吴家踩点，“看看他们家有什么东西没有搬”，另一方面，是看看吴家里有没有汽油、炸药等危险物品。
强拆之前检查汽油、炸药等危险品，以防止自焚等行为，是因为朔城区之前经历过类似事件，只是被拆迁工作人员控制住局面。
此次血拆事件之后，拆迁人员面临的人身危险完全暴露。
“出了这次事情以后，整个城建系统，那个心理素质就不行了，不敢让队员喝酒。不管任何场合，只要闻到喝了酒，马上就让他回家。”赵胜说。绝对禁酒，是为了防止现场失控。
在辽宁本溪的拆迁中，曾经发生过居民张剑杀死入室拆迁者的事件，但彼时身受利刃者是开发商聘请的社会人员。如今这样的方式已被禁止，公开的拆迁中，拆迁队由城建局职工、公安和法院人员组成，“雇佣兵”只能暗中行动。
朔城区全区的拆迁进程停顿下来。“有一家在开发南路的拆迁户，公告已经贴了，就剩他这一户了，吴学文事发后，他却正在抢盖，我们不敢去，就怕他再拿刀。”王大海说，“现在一旦接到任务以后，手还颤呢，真胆寒，没法做也不敢做。”
当然，通过软硬兼施和穷尽手段，绝大多数拆迁户可以被搞定。“不同意就找子女做工作，子女不行就找朋友做。慢慢耗，60多个拆迁片区一万多户，都是这样下来的。”吴学文的一家邻居的子女，受到了“做不通父母工作就调去山区”的威胁。
但在强弱悬殊的博弈中，拆迁户心理的不安和受损感，最终会反映为他们的要价，加大了签约难度。一旦遇到特殊户，冲突就走向激化，而现在政府已经缺少回旋余地。
压力的传导
以往的拆迁中，身为区城建局局长的刘志秀本没有必要走在前头。
但是6月23号的强拆，是由朔城区主要领导到场督促的一次大行动。拆迁队员又是清一色的政府工作人员，面对吴学文的尖刀，无人以身犯险。在陷入僵局的情形下，刘志秀和钟伟只能带头。
今年5月16日，国土资源部在大同暴力强拆事件后坦陈，《征收条例》实施后，违法违规拆迁呈增加趋势。这与当初修改条例的初衷相反。开发商出局、政府作为征收主体、司法强拆“三部曲”，没有化解拆迁冲突，类似抚州连环爆炸案这样的事件，使得被推到拆迁一线的政府压力空前加大。
按照《征收条例》的司法强拆精神，法院应处在拆迁一线，但实际上各地多数采用了法院批准申请、政府自行拆迁的方式。6.23当天也有法院人员到场，但主要拆迁力量仍来自城建局。据介绍，当刘志秀登上吴家屋顶的一刻，朔城区法院院长看到情势危险，向区领导建议撤退。但此时屋顶之上，悲剧已经发生。
虽然有体制的强大保护，吴学文事件这样的危险，亦成为拆迁一线官员们不得不直面的现实。“压力全部都集中在我们身上了。”王大海说。
这种压力，显然还没有传达到上一级领导处。此次朔州血拆事件，并没有导致市、区官员下课。翻遍公开信息，尽管山西近年来拆迁事故不断，却少有人被累及仕途升迁。在缺乏严厉问责制的情形下，官员将城市建设作为“短、平、快”的政绩。大同“铁腕拆迁”市长耿彦波的一路升迁，成为一种官场成功模式。
国家土地政策趋紧的背景之下，各地为继续城市开发，大举通过旧城改造要地，朔城区十二五规划中写明，“要向城中村要地”。
在大陆的拆迁体系中，旧城改造的合法性广受争议。为使其理由充分，近年来地理条件先天不足的北方城市，普遍涌起一股建设生态城市、人工改善水环境的风潮。在山西，长治市评上了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大同市打造古都，朔州也不甘掉队，提出了“北欧风情”的口号，要建立生态水系。这扩张了原有的拆迁压力。
但种种迹象表明，政府直接出面拆迁后遭受的压力，终究会从一线向上层传导，带来政策变化。在山西太原，去年因暴力拆迁打死上海复旦博士生孟建伟父亲的事件， 免去了晋源区副区长和住建局副局长职务。今年大同夜袭居民楼事件发生后，市长耿彦波的拆迁铁腕也第一次被上面遏制。邻省河北，力主推进“三年大变样”的省委书记张云川，最近严辞批评了冒进求快，迷信进度的工作方式。该省省会“北方水城”的构思，或许正是朔州“塞北风情”的灵感来源。
遭遇激烈的反抗之后，朔城区政府的补偿方式悄悄发生了改变，据称多户居民经政府做“工作”后，已经不再对补偿过少与不公等情况有异议。
学者于建嵘等认为，开发商出局之后，政府不能坐视民心合法性在一线急剧流失，出局的传导链由开发商传递到政府。随着大陆调低GDP增速，大规模城市拆迁的步伐或将步入拐点。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夏阳
字号:T|T9888人参与492条评论打印转发
图：吴学文被拆掉的房子。
一刀接一刀，面对200多人的拆迁队伍，在自家平房屋顶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居民吴学文用最激烈的行为抵抗强拆。
最先上到屋顶的49岁的朔城区城建局长刘志秀第一个倒下，紧接着49岁的局监察大队队长钟伟被连刺数刀，身上有血浆涌出，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冲上来的拆迁工作人员将吴学文制服，并制服了吴的妻子。吴的妻子一度被从房顶下倒吊下来，脸和头部鲜血横流。拆迁者认为，吴刺人的举动和她的示意有关。
此后吴被戴着手铐送往医院，同样戴着手铐的吴的妻子和大儿子则被带往警局。
第二天，警方传出消息，吴的妻子当天晚上在接受讯问之时死亡。
吴学文的以命相搏，没有挡住自己房屋被拆的命运，平房迅速被轰鸣的铲车推平。
“这一家算是完了，女人死了，男人捅死人，留下两个儿子还有一个是双腿残废。”邻居们感慨。
在拆迁者方面，刘志秀刀口化脓，钟伟的家庭陷入悲痛之中，一线拆迁人员亦感心悸。
随着今年初旧拆迁条例废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条例》）实施，政府站到拆迁一线，大陆首次有公务员在强拆中身亡。
血案发生第二天，已经进行了5年旧城改造的朔州市，第一次刹住了拆迁过山车。拆迁序列中尚有1万多户的民房，与此前5年拆掉的数量相当。
数万户民房的拆迁，是朔州打造“塞上风情”宜居城市的初步。2011年6月23日中午，这一片风情被吴学文用两把刀血淋淋地捅破，裸露出了眼下拆迁体系脆弱的神经。
在此之前，邻近的大同因数百人夜袭居民楼恶性事件，在“铁腕市长”耿彦波强力主导下的拆迁进程已经被上级叫停。而在7月中旬，山西吕梁市委书记杜善学在太原宴请所有在晋媒体，介绍上任以来“三项整治”成效，强调在拆除上百万平方米违章建筑中，无一例强拆。
《征收条例》出台之后，政府失去了开发商充当缓冲，行为必须检点。或许，压力将达临界，强拆拐点即将到来。
困难户的“非分”需求
吴学文来自大同市浑源县农村，2003年买了朔城区府东巷的一院平房，这是80年代当地政府修的“干部院”。吴家进城的机缘来自于小儿子的悲剧，90年代后期吴的小儿子被汽车轧断双腿，得到一笔赔偿。
带着70多岁的老母亲和两个儿子，吴和妻子开始城里生活。吴花11万元所购的院子共有8间平房，其中三间正房，5间厢房。吴学文将大儿子和残废的小儿子送进了城里的学校，把两间厢房租给一家理发店，余下三间一间做库房，两间开了小超市。收入稳定的吴家渐脱农民色彩，大儿子考上山西农大，残废的二儿子今年进了高考补习班，准备再度冲刺大学梦。
吴竭力融入城市，邻居对这个外来户的印象是“瓦滑”（圆滑），与邻居关系处理得很好，热心帮忙。
2010年5月底，政府的一份拆迁通告，打破了吴家渐入佳境的生活。通知下达半个月之后，朔城区城建局副局长赵胜去了吴家里。“第一次，吴学文提出就地安置住宅一套，商铺一套的要求。”
“因为我们主要是政府在盖拆迁区的回迁楼，所以只有住宅，没有商铺。”未能与吴达成共识的赵感觉“他要得过高，不好谈”。
其后半年多时间里，拆迁人员每隔两三天去吴家一次，得到的回复完全相同。
吴的坚持来自于谋生手段的担忧，失去商铺门面，一家五口的生活将成为问题。此外，全家今天的生活是小儿子用残废换来，全家要给小儿子留下足够维生的财产。这样的实际困难，显然是政府回迁规划中没有虑及的。
吴的要价其后被他自己屡屡突破。因为消息灵通，不断听到某户要到远高于评估价补偿的消息，吴陷入了纠结之中。赵胜说，跟吴谈过有几十次，不是越要越多，是变化无常。
2011年5月，经朔州区政府申请，朔城区法院下达了司法强拆公告。6月19日，双方在吴家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吴对自己的8间平房共要求补偿两套住宅与两套商铺，或者300万人民币。
“我们只能按评估价补偿，吴的8间平房评估为34万多元，就地安置的话可以分到一套120平方米的回迁房。考虑到他有残废儿子，我们多给了他一套70平方米的住宅房。”朔城区城建局党委书记王大海说。
在赵胜看来，绝大部分拆迁户都是在拆迁中得益的。“安置了的人绝对满意。一拆迁，（他们）就发了财。”
但吴学文和邻居们不这样想。
在朔州，府东巷属于真正的黄金地段，房价节节攀升。一个消息在拆迁户中流传，“干部院”拆掉之后，除了修一幢低层的回迁楼，剩余土地将全部建成高层商品房，楼价已达朔州最高的4000元每平方米，“都卖给有钱人”。
在旧城改造中有一种理论，因为城市改造带来的房价升值，“每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但对吴学文和他邻居蒯老汉来说，这样的理论却不符事实。
蒯家获赔两套房子，但蒯老汉有6个儿子，现住平房院子虽然不大，正房加南北房却有六铺炕，“一家人住一点也不挤。如果搬到两套楼房里，肯定会乱了套。”
实际上对吴学文和蒯家这样的大多数拆迁户来说，房子只是满足居住和谋生，房价升高同时也就是他们居住消费价格的提高，稍不留神还带来谋生的困难。
失去商铺，吴家将成为住着楼房的农民，于是吴学文拒不签字。政府也觉忍无可忍。
6月22日晚6点，朔州区政府开会决定第二天在全区来一次大行动，吴家是其中重点对象。
6月23日，吴远远望到政府拆迁人员的身影，即在房顶上拉出大意为“政府非法拆迁，誓死抗争到底”的条幅，事后看正是悲剧序幕。
拆迁人员的新风险
意外的死亡令钟伟的妻子陷入了巨大的困难。女儿刚上高中，儿子方才7岁。此前几年，钟的大儿子因白血病身故。事件发生后，钟伟的妻子情绪失控，政府派出专人24小时陪同。
公开信息显示，钟伟是大陆强拆进程中死亡的第一个公务员。这或许是开发商失去拆迁资格后，政府直面拆迁矛盾的代价之一。
不同于之前开发商暴力拆迁―拆迁户声讨―部分暴力拆迁人员被处罚以稀释矛盾的循环，如今政府身处暴力拆迁一线，回旋余地减少，风险加大。政府强拆人员对极端个案有着深深的戒心。
6月22日晚，决定第二天强拆之前，刘志秀带队去吴家踩点，“看看他们家有什么东西没有搬”，另一方面，是看看吴家里有没有汽油、炸药等危险物品。
强拆之前检查汽油、炸药等危险品，以防止自焚等行为，是因为朔城区之前经历过类似事件，只是被拆迁工作人员控制住局面。
此次血拆事件之后，拆迁人员面临的人身危险完全暴露。
“出了这次事情以后，整个城建系统，那个心理素质就不行了，不敢让队员喝酒。不管任何场合，只要闻到喝了酒，马上就让他回家。”赵胜说。绝对禁酒，是为了防止现场失控。
在辽宁本溪的拆迁中，曾经发生过居民张剑杀死入室拆迁者的事件，但彼时身受利刃者是开发商聘请的社会人员。如今这样的方式已被禁止，公开的拆迁中，拆迁队由城建局职工、公安和法院人员组成，“雇佣兵”只能暗中行动。
朔城区全区的拆迁进程停顿下来。“有一家在开发南路的拆迁户，公告已经贴了，就剩他这一户了，吴学文事发后，他却正在抢盖，我们不敢去，就怕他再拿刀。”王大海说，“现在一旦接到任务以后，手还颤呢，真胆寒，没法做也不敢做。”
当然，通过软硬兼施和穷尽手段，绝大多数拆迁户可以被搞定。“不同意就找子女做工作，子女不行就找朋友做。慢慢耗，60多个拆迁片区一万多户，都是这样下来的。”吴学文的一家邻居的子女，受到了“做不通父母工作就调去山区”的威胁。
但在强弱悬殊的博弈中，拆迁户心理的不安和受损感，最终会反映为他们的要价，加大了签约难度。一旦遇到特殊户，冲突就走向激化，而现在政府已经缺少回旋余地。
压力的传导
以往的拆迁中，身为区城建局局长的刘志秀本没有必要走在前头。
但是6月23号的强拆，是由朔城区主要领导到场督促的一次大行动。拆迁队员又是清一色的政府工作人员，面对吴学文的尖刀，无人以身犯险。在陷入僵局的情形下，刘志秀和钟伟只能带头。
今年5月16日，国土资源部在大同暴力强拆事件后坦陈，《征收条例》实施后，违法违规拆迁呈增加趋势。这与当初修改条例的初衷相反。开发商出局、政府作为征收主体、司法强拆“三部曲”，没有化解拆迁冲突，类似抚州连环爆炸案这样的事件，使得被推到拆迁一线的政府压力空前加大。
按照《征收条例》的司法强拆精神，法院应处在拆迁一线，但实际上各地多数采用了法院批准申请、政府自行拆迁的方式。6.23当天也有法院人员到场，但主要拆迁力量仍来自城建局。据介绍，当刘志秀登上吴家屋顶的一刻，朔城区法院院长看到情势危险，向区领导建议撤退。但此时屋顶之上，悲剧已经发生。
虽然有体制的强大保护，吴学文事件这样的危险，亦成为拆迁一线官员们不得不直面的现实。“压力全部都集中在我们身上了。”王大海说。
这种压力，显然还没有传达到上一级领导处。此次朔州血拆事件，并没有导致市、区官员下课。翻遍公开信息，尽管山西近年来拆迁事故不断，却少有人被累及仕途升迁。在缺乏严厉问责制的情形下，官员将城市建设作为“短、平、快”的政绩。大同“铁腕拆迁”市长耿彦波的一路升迁，成为一种官场成功模式。
国家土地政策趋紧的背景之下，各地为继续城市开发，大举通过旧城改造要地，朔城区十二五规划中写明，“要向城中村要地”。
在大陆的拆迁体系中，旧城改造的合法性广受争议。为使其理由充分，近年来地理条件先天不足的北方城市，普遍涌起一股建设生态城市、人工改善水环境的风潮。在山西，长治市评上了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大同市打造古都，朔州也不甘掉队，提出了“北欧风情”的口号，要建立生态水系。这扩张了原有的拆迁压力。
但种种迹象表明，政府直接出面拆迁后遭受的压力，终究会从一线向上层传导，带来政策变化。在山西太原，去年因暴力拆迁打死上海复旦博士生孟建伟父亲的事件， 免去了晋源区副区长和住建局副局长职务。今年大同夜袭居民楼事件发生后，市长耿彦波的拆迁铁腕也第一次被上面遏制。邻省河北，力主推进“三年大变样”的省委书记张云川，最近严辞批评了冒进求快，迷信进度的工作方式。该省省会“北方水城”的构思，或许正是朔州“塞北风情”的灵感来源。
遭遇激烈的反抗之后，朔城区政府的补偿方式悄悄发生了改变，据称多户居民经政府做“工作”后，已经不再对补偿过少与不公等情况有异议。
学者于建嵘等认为，开发商出局之后，政府不能坐视民心合法性在一线急剧流失，出局的传导链由开发商传递到政府。随着大陆调低GDP增速，大规模城市拆迁的步伐或将步入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