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香港现在如此清廉，香港廉政公署是功不可没的。然而，香港廉政公署的来历。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1974年廉政公署(ICAC)成立以前，香港曾是个贪腐盛行的社会，1960年代尤其厉害。政府部门的贪污腐败累积了大量社会矛盾，并且成为引发冲突的导火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内地爆发后，逐渐波及到香港。许多香港左翼人士学习大陆的红卫兵，手持毛泽东语录，高喊口号，上街游×行×示×威，他们的两个重要口号，一个是反对贪污腐败，另一个是要求自由选举。这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极大的恐慌。
1967年，一次劳资纠纷案件，由于资方动用武力对付工人，引发了双方的暴×力冲突。本地的左派人士利用这一契机，发起针对香港政府的舆论攻击，随后逐步升级为工人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为了镇×压这场工人运×动，殖民当局制造了一起血案，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流血惨案发生后，由于担心中国政府会进行报复，英国政府开始考虑撤出香港。
1967年，英国政府出台一份文件称，如中国军队“入侵”，英国应“部分撤离”香港，即把殖民政府的相关人员撤出香港港。1967年5月17日，在一封给当时香港总督戴麟趾的电报中，英国外交大臣明确指示说，“或许我们撤出香港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在此后两年中，由于担心局势不稳和香港回归的不确定性，很多香港市民开始变卖财产离开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轮移民潮，香港经济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1969年3月，英国内阁下属的香港问题部长委员会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建议与中国合作解决香港问题。报告指出，“如果不考虑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任何解决香港问题的途径都不会成功”。因此，报告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向中国表示，英国会在时机成熟时完全撤出香港。报告还建议迅速与中国进行非正式接触，应在不晚于80年代早期与北京就香港问题达成统一。
同时，报告坚决反对在香港进行自由选举，因为英国政府担心香港左翼将会在大选中获胜。这与英国政府后来在香港回归前的所谓“支持全面普选”的态度截然相反。
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香港的贪污腐败案件是由警务处的反贪污部负责查处的。但是，在当时贪污腐败成风的香港政府部门里，情况最严重的恰恰是警务处和警察队伍。
因此，到了1970年代初期，不仅香港左翼，大部分香港市民对于香港政府部门的贪污腐败的容忍已经接近临界，而且已经接近完全失望了。
1973年，香港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的财富多达430多万港元，怀疑是从贪污得来。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否则就要拘捕他。然而，在这一个星期里，葛柏居然轻易地逃离香港到了英国。这一事件使得因政府部门贪污腐败而积聚已久的民怨彻底爆发，香港左翼联合各界力量，发起了“反贪污、捉葛柏”的大游行，要求政府缉捕葛柏归案。为平息民愤，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
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在调查葛柏潜逃事件后表示，政府需要一个独立的反贪污部门，才能有能力打击贪污。1973年10月的立法局会议上，政府采纳了委员会的建议，于1974年2月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以替代香港警务处反贪部之工作，廉政公署成立后更即时接手调查葛柏案，全力缉捕这名曾红极一时的总警司归案。廉政公署成立之初，民众本来对廉署没有太高期望。此前政府也进行过多次有关反贪污的行动和改革，最终都以失败终结。但是，由于这次设立的廉政公署直接向港督负责，并且独立于公务员体系，以致很快就在民间建立声誉及威信。
廉政公署在初期建立了声誉和威信之后，开始着手对贪污腐败最严重的警队进行调查。由于牵连甚广，当时使得警队内人心惶惶，最终引起警员的不满，从而爆发警察部队与廉政公署的“警廉冲突”。后来，廉政公署迫于压力，不得不宣布：
1977年以前曾经贪污但是没有被起诉的政府公务员都可以获得特赦。这样，这场“警廉冲突”才得以平息，廉政公署作为一个机构的地位也稳固了下来，并最终被原有的体制――公务员体系接纳。
综上所述，香港廉政公署并不是英国殖民当局的固有机构，而是殖民当局在由于政府部门贪污腐败成风而受到大陆文革产生的间接压力下被迫制造出的“体制外”的一个独立机构。
1974年廉政公署(ICAC)成立以前，香港曾是个贪腐盛行的社会，1960年代尤其厉害。政府部门的贪污腐败累积了大量社会矛盾，并且成为引发冲突的导火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内地爆发后，逐渐波及到香港。许多香港左翼人士学习大陆的红卫兵，手持毛泽东语录，高喊口号，上街游×行×示×威，他们的两个重要口号，一个是反对贪污腐败，另一个是要求自由选举。这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极大的恐慌。
1967年，一次劳资纠纷案件，由于资方动用武力对付工人，引发了双方的暴×力冲突。本地的左派人士利用这一契机，发起针对香港政府的舆论攻击，随后逐步升级为工人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为了镇×压这场工人运×动，殖民当局制造了一起血案，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流血惨案发生后，由于担心中国政府会进行报复，英国政府开始考虑撤出香港。
1967年，英国政府出台一份文件称，如中国军队“入侵”，英国应“部分撤离”香港，即把殖民政府的相关人员撤出香港港。1967年5月17日，在一封给当时香港总督戴麟趾的电报中，英国外交大臣明确指示说，“或许我们撤出香港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在此后两年中，由于担心局势不稳和香港回归的不确定性，很多香港市民开始变卖财产离开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轮移民潮，香港经济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1969年3月，英国内阁下属的香港问题部长委员会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建议与中国合作解决香港问题。报告指出，“如果不考虑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任何解决香港问题的途径都不会成功”。因此，报告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向中国表示，英国会在时机成熟时完全撤出香港。报告还建议迅速与中国进行非正式接触，应在不晚于80年代早期与北京就香港问题达成统一。
同时，报告坚决反对在香港进行自由选举，因为英国政府担心香港左翼将会在大选中获胜。这与英国政府后来在香港回归前的所谓“支持全面普选”的态度截然相反。
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香港的贪污腐败案件是由警务处的反贪污部负责查处的。但是，在当时贪污腐败成风的香港政府部门里，情况最严重的恰恰是警务处和警察队伍。
因此，到了1970年代初期，不仅香港左翼，大部分香港市民对于香港政府部门的贪污腐败的容忍已经接近临界，而且已经接近完全失望了。
1973年，香港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的财富多达430多万港元，怀疑是从贪污得来。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否则就要拘捕他。然而，在这一个星期里，葛柏居然轻易地逃离香港到了英国。这一事件使得因政府部门贪污腐败而积聚已久的民怨彻底爆发，香港左翼联合各界力量，发起了“反贪污、捉葛柏”的大游行，要求政府缉捕葛柏归案。为平息民愤，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
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在调查葛柏潜逃事件后表示，政府需要一个独立的反贪污部门，才能有能力打击贪污。1973年10月的立法局会议上，政府采纳了委员会的建议，于1974年2月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以替代香港警务处反贪部之工作，廉政公署成立后更即时接手调查葛柏案，全力缉捕这名曾红极一时的总警司归案。廉政公署成立之初，民众本来对廉署没有太高期望。此前政府也进行过多次有关反贪污的行动和改革，最终都以失败终结。但是，由于这次设立的廉政公署直接向港督负责，并且独立于公务员体系，以致很快就在民间建立声誉及威信。
廉政公署在初期建立了声誉和威信之后，开始着手对贪污腐败最严重的警队进行调查。由于牵连甚广，当时使得警队内人心惶惶，最终引起警员的不满，从而爆发警察部队与廉政公署的“警廉冲突”。后来，廉政公署迫于压力，不得不宣布：
1977年以前曾经贪污但是没有被起诉的政府公务员都可以获得特赦。这样，这场“警廉冲突”才得以平息，廉政公署作为一个机构的地位也稳固了下来，并最终被原有的体制――公务员体系接纳。
综上所述，香港廉政公署并不是英国殖民当局的固有机构，而是殖民当局在由于政府部门贪污腐败成风而受到大陆文革产生的间接压力下被迫制造出的“体制外”的一个独立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