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我们来看一看传统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制度。
每一种政治制度都不是哪个人凭空捣鼓出来的，其背后都有一种思想支撑着它。中华自古即称神州，其文化也称神传文化，而中国的历代政治制度也是神传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孔子云：政者，正也。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理念，即要使整个社会、民族及个人都能走在一个正的轨道上，时时纠正偏离的方向。何为正？符合天道之谓也。传统中国前期的封建社会与后期的君主制度设计原则都是依照这种理念来进行的。
先秦时代，中国完全是由大大小小的宗法社会构成的，所谓封建（分封建制）即是此指。封建体现的是政治分权，宗法体现的是礼制。那时的人心简单，民风纯朴，国家的治理是以礼为标准的，礼则是圣人法天道而制定的，非是服务于某个特定的阶层。人人都以礼立身、各守本分、各司其职，如此则社会和谐有序，各享天伦。王者的职责即是修己正心、敬天保民、德化天下，如此则王道一体，天下一家。
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中央集权确立，君主制从此在中国稳定下来，延续了两千余年。君主制只是改变了中国的上层政治架构，政府最低只到县一级，而民间确依然是一个宗法自制的状态。传统中国的君主制是由皇室与政府（内廷外朝）组成的二元结构，汉代的三公九卿制与唐朝的三省六部制都是本着这一模式。皇帝虽是国家首领，而全国的行政职能却是由政府来主导的，政府的行政是以儒家的政治理念为圭臬的。政府与皇帝之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虽然皇帝对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却无法完全越过政府行事。
历史上很多时候皇帝想做的事，但大臣们极力反对最后也不了了之。唐代门下省的封驳权即是明证，谏官的设立更充分说明了皇帝也要受到大臣们监督的。人们衡量事物的最终标尺是先典与天道，皇帝想为所欲为也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政治架构并不像现在的法制社会把权利与义务全部细节化、条文化，它只是规范了大致的职责，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或曰它留有一个很大的人事空间。如果遇到一个贤明的君主，就会把国家带入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而若遇到一个残暴的君主又会给朝政带来许多混乱，但这种暴君在历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若是昏君临朝，它们又会带来奸相当道、宦官弄权。
而政府却完全由读书人（儒生）组成，皇帝的宗族能享有一定的爵禄，但却是不能参与政事的。政府对民众也是开放的，各阶层的人都能通过选举或科举来进入政府、参与国家政治。政府的行政并不是以皇帝的需要来进行操作的，用现在的话说，它是为全体国民服务的。早在西周时期的姜太公就说过：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这种士人政府能把社会各阶层、各地区的精英人才吸收到政府中来，使政府的行政尽可能的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的需求。这种士人政府的设计完全是建立在公心之上的，而非是皇帝一人之私心。也真正能做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上下同利，共致太平。
中国人常称政教，政治也与教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汉代通过设立太学、民间举孝廉，隋唐以后通过科举把儒家思想竖立起来。同时官方也不干涉民间的讲学活动。在古今中外的社会里大概只有传统的中国社会是最尊崇读书人的，官员路过文庙都要下轿行礼，大儒可为帝王之师。皇帝虽然推崇儒教，但没有经典的解释权，皇帝遇到一些大事还需要向大儒问政。所以传统中国的政治是受学术主导的，学术又通过政治把其教化理念推向全民。正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整个社会也形成了深厚的崇仁、重德、尚义、向善等美好风气。正是这样的社会才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才积淀了无比深厚的道德根基。
以上只简单的勾勒了一下传统中国的政治风貌，这也是就其制度的设计理念上来讲。但人间毕竟是复杂的，人心也是善恶同在的，再好的制度时间既久，就会出现种种流弊。若解决不好，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一次社会动荡，各种因素重新洗牌。这就是中国社会治乱相递的根源，这是人心的问题，而不全是制度造成的。
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说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皇权专制的成份但却不是皇权专制制度；也可以说是一种精英政治，其主导思想是基于道义。中国的传统社会则是一个平民（四民）社会而不是专制社会。传统中国的政府也是一个士人政府，而不是皇家政府。相对来讲，在元、清两朝，其专制的范围更大一些，因为它们是一种部族政权，由于其部族的私心，而改变了一些传统政治的架构。这体现的只是一种手段而非制度。但其毕竟是以正教立国，君王亦正心以爱民；这种有限的专制对社会，特别是对民间的伤害并不太大，康乾盛世即是一个典范。
比较于现代西方的民主法制社会，我们可以把传统中国称为君主礼制社会。法制社会是以法律来威慑人，让人不敢犯罪；而礼制社会则是以道德来同化人，让人不想犯罪。法制社会法律是绝对的，道德只是参考；而礼制社会道德是第一标准，刑法只是一个补充。比较来说，法制社会对人心的要求不太高；而礼制社会则是需要一定高度的道德水准来支撑的。中国的君主社会之所以能维持二千余年而没有大的变化，就是因为儒家的教化使人心始终维持在相当高的道德水准之上。而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制度，它完全是某党控制社会的一种邪术，或曰魔法。虽然它也有传统权谋的一些影子，但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毫无渊源，几乎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其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附体式的网络控制，实为一种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极端邪教恐怖专制，
某党自其篡得政权以来，对中华的五千年文明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抹黑与歪曲。把中华的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说成是一团漆黑，仿佛天不生马列，万年如长夜；地不出毛贼，千载无光明。而无数被某党的洗脑弄成白痴的爱国贼们，也跟着邪党大肆咒骂祖先，咒骂自己的民族传统，以自虐为荣。即使是受尽某党残酷迫害的人，也无端的把仇恨撒向传统文化，把某党的邪恶专制之能得逞归罪于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土壤云云。
呜呼哀哉，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一个数典忘宗之民族，一个把鬼话当真理的民族，一个妄自菲薄自己祖先之民族，我不知其以何立足于世间。且不云历史的真实如何，试问：什么样的残酷专制能让人忍受两千余年？既是两千多年的专制黑暗为何还能使传统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为何能孕育出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为何能涌现如满天群星的志士先贤，为何能被西方人形容为天堂，为何被四邻各国尊之为礼仪之邦、文明上国……？
远的不说，仅仅是在两百年前的康乾时期，中国还是举世瞩目的盛世王朝，其富庶繁华足以傲视全球。那时有的县衙里，当差的总数只有百十人，一年当中几乎没有什么诉讼。难道这都是专制黑暗带来的吗？残暴刻毒的虎狼之秦亦不过二世而亡，仅仅十几年光景，天下人就已苦秦久矣！难道还会容忍黑暗专制两千余年？好树才会结好果，坏树只能结恶果。这种简单的判断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逻辑能力，但是习惯了党奴思维的人，连这一点的思考能力都已丧失，实是可悲。
某党的御用文妖们，其胡言乱语之水平亦堪称世界一绝。看它们的所谓文章多数就像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癫言疯语，满纸党话，逻辑混乱，但却成了广大粪青们的精神食粮。其张口即是两千年封建专制如何残酷黑暗、封建统治阶级如何愚弄民众等等这些某党编造出来的洗脑术语。殊不知封建与专制根本就无法扯到一块来，传统中国有士人政府但没有什么封建统治阶级。但中共的目的并不在于说理，它们割断、歪曲历史就是为了给人洗脑，好给自己篡政找一个合法的理由，给自己的邪恶找一个影子式的替身。
每一种政治制度都不是哪个人凭空捣鼓出来的，其背后都有一种思想支撑着它。中华自古即称神州，其文化也称神传文化，而中国的历代政治制度也是神传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孔子云：政者，正也。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理念，即要使整个社会、民族及个人都能走在一个正的轨道上，时时纠正偏离的方向。何为正？符合天道之谓也。传统中国前期的封建社会与后期的君主制度设计原则都是依照这种理念来进行的。
先秦时代，中国完全是由大大小小的宗法社会构成的，所谓封建（分封建制）即是此指。封建体现的是政治分权，宗法体现的是礼制。那时的人心简单，民风纯朴，国家的治理是以礼为标准的，礼则是圣人法天道而制定的，非是服务于某个特定的阶层。人人都以礼立身、各守本分、各司其职，如此则社会和谐有序，各享天伦。王者的职责即是修己正心、敬天保民、德化天下，如此则王道一体，天下一家。
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中央集权确立，君主制从此在中国稳定下来，延续了两千余年。君主制只是改变了中国的上层政治架构，政府最低只到县一级，而民间确依然是一个宗法自制的状态。传统中国的君主制是由皇室与政府（内廷外朝）组成的二元结构，汉代的三公九卿制与唐朝的三省六部制都是本着这一模式。皇帝虽是国家首领，而全国的行政职能却是由政府来主导的，政府的行政是以儒家的政治理念为圭臬的。政府与皇帝之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虽然皇帝对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却无法完全越过政府行事。
历史上很多时候皇帝想做的事，但大臣们极力反对最后也不了了之。唐代门下省的封驳权即是明证，谏官的设立更充分说明了皇帝也要受到大臣们监督的。人们衡量事物的最终标尺是先典与天道，皇帝想为所欲为也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政治架构并不像现在的法制社会把权利与义务全部细节化、条文化，它只是规范了大致的职责，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或曰它留有一个很大的人事空间。如果遇到一个贤明的君主，就会把国家带入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而若遇到一个残暴的君主又会给朝政带来许多混乱，但这种暴君在历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若是昏君临朝，它们又会带来奸相当道、宦官弄权。
而政府却完全由读书人（儒生）组成，皇帝的宗族能享有一定的爵禄，但却是不能参与政事的。政府对民众也是开放的，各阶层的人都能通过选举或科举来进入政府、参与国家政治。政府的行政并不是以皇帝的需要来进行操作的，用现在的话说，它是为全体国民服务的。早在西周时期的姜太公就说过：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这种士人政府能把社会各阶层、各地区的精英人才吸收到政府中来，使政府的行政尽可能的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的需求。这种士人政府的设计完全是建立在公心之上的，而非是皇帝一人之私心。也真正能做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上下同利，共致太平。
中国人常称政教，政治也与教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汉代通过设立太学、民间举孝廉，隋唐以后通过科举把儒家思想竖立起来。同时官方也不干涉民间的讲学活动。在古今中外的社会里大概只有传统的中国社会是最尊崇读书人的，官员路过文庙都要下轿行礼，大儒可为帝王之师。皇帝虽然推崇儒教，但没有经典的解释权，皇帝遇到一些大事还需要向大儒问政。所以传统中国的政治是受学术主导的，学术又通过政治把其教化理念推向全民。正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整个社会也形成了深厚的崇仁、重德、尚义、向善等美好风气。正是这样的社会才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才积淀了无比深厚的道德根基。
以上只简单的勾勒了一下传统中国的政治风貌，这也是就其制度的设计理念上来讲。但人间毕竟是复杂的，人心也是善恶同在的，再好的制度时间既久，就会出现种种流弊。若解决不好，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一次社会动荡，各种因素重新洗牌。这就是中国社会治乱相递的根源，这是人心的问题，而不全是制度造成的。
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说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皇权专制的成份但却不是皇权专制制度；也可以说是一种精英政治，其主导思想是基于道义。中国的传统社会则是一个平民（四民）社会而不是专制社会。传统中国的政府也是一个士人政府，而不是皇家政府。相对来讲，在元、清两朝，其专制的范围更大一些，因为它们是一种部族政权，由于其部族的私心，而改变了一些传统政治的架构。这体现的只是一种手段而非制度。但其毕竟是以正教立国，君王亦正心以爱民；这种有限的专制对社会，特别是对民间的伤害并不太大，康乾盛世即是一个典范。
比较于现代西方的民主法制社会，我们可以把传统中国称为君主礼制社会。法制社会是以法律来威慑人，让人不敢犯罪；而礼制社会则是以道德来同化人，让人不想犯罪。法制社会法律是绝对的，道德只是参考；而礼制社会道德是第一标准，刑法只是一个补充。比较来说，法制社会对人心的要求不太高；而礼制社会则是需要一定高度的道德水准来支撑的。中国的君主社会之所以能维持二千余年而没有大的变化，就是因为儒家的教化使人心始终维持在相当高的道德水准之上。而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制度，它完全是某党控制社会的一种邪术，或曰魔法。虽然它也有传统权谋的一些影子，但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毫无渊源，几乎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其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附体式的网络控制，实为一种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极端邪教恐怖专制，
某党自其篡得政权以来，对中华的五千年文明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抹黑与歪曲。把中华的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说成是一团漆黑，仿佛天不生马列，万年如长夜；地不出毛贼，千载无光明。而无数被某党的洗脑弄成白痴的爱国贼们，也跟着邪党大肆咒骂祖先，咒骂自己的民族传统，以自虐为荣。即使是受尽某党残酷迫害的人，也无端的把仇恨撒向传统文化，把某党的邪恶专制之能得逞归罪于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土壤云云。
呜呼哀哉，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一个数典忘宗之民族，一个把鬼话当真理的民族，一个妄自菲薄自己祖先之民族，我不知其以何立足于世间。且不云历史的真实如何，试问：什么样的残酷专制能让人忍受两千余年？既是两千多年的专制黑暗为何还能使传统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为何能孕育出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为何能涌现如满天群星的志士先贤，为何能被西方人形容为天堂，为何被四邻各国尊之为礼仪之邦、文明上国……？
远的不说，仅仅是在两百年前的康乾时期，中国还是举世瞩目的盛世王朝，其富庶繁华足以傲视全球。那时有的县衙里，当差的总数只有百十人，一年当中几乎没有什么诉讼。难道这都是专制黑暗带来的吗？残暴刻毒的虎狼之秦亦不过二世而亡，仅仅十几年光景，天下人就已苦秦久矣！难道还会容忍黑暗专制两千余年？好树才会结好果，坏树只能结恶果。这种简单的判断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逻辑能力，但是习惯了党奴思维的人，连这一点的思考能力都已丧失，实是可悲。
某党的御用文妖们，其胡言乱语之水平亦堪称世界一绝。看它们的所谓文章多数就像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癫言疯语，满纸党话，逻辑混乱，但却成了广大粪青们的精神食粮。其张口即是两千年封建专制如何残酷黑暗、封建统治阶级如何愚弄民众等等这些某党编造出来的洗脑术语。殊不知封建与专制根本就无法扯到一块来，传统中国有士人政府但没有什么封建统治阶级。但中共的目的并不在于说理，它们割断、歪曲历史就是为了给人洗脑，好给自己篡政找一个合法的理由，给自己的邪恶找一个影子式的替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