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在为我们寻找――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观后
作者：林达
来源：学术中华
来源日期：2011-5-1
本站发布时间：2011-5-1 17:18:16
阅读量：1295次
朋友告诉我们，有个叫胡杰的独立制片人到香港访问，带来了几部他拍摄的纪录片，其中有一部是《寻找林昭的灵魂》。
此后有一段时间，始终没有机会看到影片，却不断地听到和看到有关影片的评论，也开始了解胡杰。
在看到影片之前，我一直处于有点疑惑的状态。因为我觉得，一个充满热情、在执着追求中的善良的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是拍好林昭的必要条件，却不是一定就能够拍好林昭的充分条件。因为，林昭很特别，林昭所处的时代也很特别。
林昭的遭遇跨越了上世纪后期中国两大政治迫害。她在反右运动中被入罪，在文革中被枪杀。尽管如此，从表面上去看，当局也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挡她重新站出来，甚至可以推崇为一个英雄形象。因为不论是反右运动，还是文革，都是被政府明文否定的。我们有过大量的右派名人出来倾诉自己的冤屈，在中国的媒体上，还大肆宣传过在文革中被枪杀的女英雄，例如，辽宁省的女干部张志新。那么，林昭为什么就不能“享有”同样的待遇？
我们得知林昭的时间，大概和胡杰差不多。当时，尽量地去搜寻了有关林昭的回忆文章来读。可是，对于林昭的认识，依然十分模糊，其原因就在于林昭已经不再有站出来表述自己的机会，她已魂兮归去。漫漫岁月，林昭不仅被肉体消灭，而且有关她的一切，也被强行埋入土中。虽然穿越近几十年的历史雾霭之后，她终于在渐渐走出来，可是，长期以来，林昭始终还只是人们描述的一个模糊形象。而每一个人在描述她的时候，都在加入自己的局限。那个时代，又是如此局促的年代。
这是我在看影片之前的担心。我听说了影片制作人胡杰对林昭事迹的感动和艰苦采访的历程。没有这份感动，不可能完成如此艰难的一个历程。那么，胡杰在怎样处理和把握自己的激情？他会不会在有意无意之中，“拔高”一个英雄而使她失真？胡杰的采访，究竟找出了怎样的一个林昭？林昭是如何与众不同？她经历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朝代”；她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一个36岁的成熟女子；她是在反右运动中开始受到迫害，中国被打成右派的有55万人，在右派们被迫害、甚至后来被“平反”的时候，几乎齐声在呼冤、在辩解自己帮助共产党的动机，她是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寻找林昭的胡杰，要告诉我们什么？
和看过影片的朋友交谈，也和胡杰在电话里短暂交流，解答了一些疑惑，而最后解开谜底，还是在终于看到朋友寄来的影片之后。
林昭出生在一个父母的性格和人生取向分裂的家庭。也许，这也是她的父母最终离异的原因之一。父亲彭国彦，是一介书生，在英国接受宪政教育。民国时期，虽然因有一个革命党烈士的弟弟、也因当时的政治腐败而经历两度冤狱，却始终温和地在体制内的政治、经济领域，寻求自己人生理想的推进。也许，这和他年轻时接受的根深蒂固的宪政教育有关。而林昭母亲许宪民的生长环境、性格和经历，都沐着革命与战斗之风雨。少年林昭虽然就读一个教会学校，可是，适逢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她不仅秉承着母亲的性格，也更容易顺着母亲的思想脉络前行。她是激进的，轻松地把小时候接受的宗教教育抛弃了。在那个时候，她也不可能读懂父亲。本来，孩子读懂父母都需要时间，可以在亲情中慢慢体验和理解。可是，在革命思维中，孩子不属于家庭。假如你的家庭与革命相悖，则鼓励孩子背而叛之。1949年，在17岁林昭的激进理解中，父亲只有一个“反动官僚”的符号，而革命了一生、在1949年之后荣为苏州市政协委员的母亲，也因为曾经在政权交替之前劝她去美国留学，被她不屑一顾地抛在脑后了。
进入北大之前，与其说林昭是在一个叫做“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学校里读新闻，还不如说，她是在接受革命教育和实践革命－－参与土地改革运动等等政治运动。1954年，22岁的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进入北大时，那个同学们眼中聪明又显得有些文弱、年轻而美丽的“林姑娘”，其实已经经历了别人难以想象的“斗争洗礼”。这是特殊年代中国大学里的景象，有一部分学生，尤其是调干生，已经不是从学校到学校的单纯。例如，林昭后来的男友甘粹，影片上那个1957年穿着白衬衣的清纯男孩，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他是刚放下枪，从尸横河滩的“剿匪”战场上下来、进入学校的。
1957年之前，林昭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也继续着自己的红色信仰。她大量写着歌颂党和领袖的诗文。依据长期的革命教育，她并不是一个容易滋生不满的青年。因此，在所谓的反右运动前的“大鸣大放”、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的阶段，林昭和那些早就满腹牢骚的同学并不一样，她没有“解放”了的感觉。因此，在学生杂志“红楼”编辑部分裂的时候，她感觉往日引为同道的朋友，竟然长久以来是在伪装革命，她满怀“受骗”的感受，参与批判并从编辑部开除了两名右派同学。
在最危险的“大鸣大放”阶段，对林昭来说，却没有太大的危险，她虽然也被一些右派学生的演讲吸引，欣赏他们的演讲风采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可是，她自己并没有强烈的追随愿望，她原本可以当个左派学生当到底的。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想，究竟什么是林昭心路历程的转折点。林昭的转折点出现在大肆围剿右派学生的时候。她感到不满的，是左派学生们表现出来的道德上的卑劣，为人的不诚实。他们先前代表着“组织”，动员大家提意见，而在意见出来之后，却又出尔反尔，一副“审讯”他人、置人于死地的姿态。因此，在那个夜晚，林昭站了出来。这时，她不再是一个正确政治观点的追随者，她只是一个常情常理的坚持者。她只是要求人们诚实，要人们依照常情善待那些哪怕观点错误的同学。
可是，堂堂北京大学，政治已经淹没一切，包括人的心灵，已经没有容得一丝常情的余地。谁也没有注意到，就在林昭被视作“站在右派一边”、也同时受到围剿的那一刻，她其实还没有任何政治异端的言论。在此以前，政治倾向上，她一直是个左派。她是突然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她原来的左派同道们无情地推她出去，她却还没有坚实的“右派”的政治立场。她灌醉了自己，接着完全沉默了。真正的右派们，如影片中的谭天荣、张元勋，他们是胸有成竹的。而25岁的林昭是困惑的，她在日记中倾诉，“……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当右派们开始违心地检讨，只有她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胡杰的影片中，我们看到，她坚持的观点，只是在学校中，同学们应该正常地相待，那就是“平等、自由、和睦、和蔼”，同学之间不以“咬”的方式相处。其实心底单纯、从小受过基本人性教育的林昭，实在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不明白自己没有错为什么要认错。
在她过早开始的政治生涯中，这是第一次，理想的大厦开始崩塌，最终，轰然倒地。
信念最后崩塌，是林昭看到，这不是一群人的卑劣，而是她所景仰和热情追随、在她心中替代了神的位置、象征着正义的政党、政府、领袖，表现出虚伪和卑劣。
她真的开始走向她的右派同学，成为一个“异端”。可是，十几年的革命教育，她原来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本质改变，没有太大地偏离原来的轨道，她一次次徘徊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那里，已经多少年来，是她的思想资源和勇气的来源。她和来自兰州大学的一些右派学生相识之后，思想上十分合拍。不仅是他们自己的遭遇，全国性的大饥荒正在身边发生。他们认为，这个政党违背了自己的初衷，需要再一次革命，回到他们原来所追求的理想。这其实是当时很典型的右派思路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他们当初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的初衷，他们要求一个革新的、符合他们理想的“真正的共产党”。林昭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他们这一小群人和其他右派不同的是，人们在高压下都屈服了，可是，他们没有。他们追随自己景仰的革命先烈，怀着牺牲的决心在继续向前走。这样的思维方式，使得他们的活动依然在模仿革命初时的共产党，他们编辑了名为《星火》的杂志，商讨了种种拯救国家的办法，从唤起中共党内的革命，直到向南斯拉夫共产党求援。就在这份杂志上，刊登了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相信这个时候，林昭身上属于母亲的血，又在汩汩地奔腾起来。
感谢胡杰，是他告诉我们，林昭在这一阶段，回到了她曾经“背叛”了的家。她曾经在离开自己父亲的日子里，称毛泽东为“父亲”。现在，她回到那个曾经写过《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的父亲身边，重新成为父亲的女儿。他们开始交流。我们能够想象，睿智的父亲和聪慧的女儿之间，会迸发怎样的思想火花。父亲无疑成为林昭的一个新的思想资源。胡杰还告诉我们，在林昭和未婚夫短暂的相恋时光，林昭每逢周日，都会带他去教堂。在教会学校长大的林昭，给毫无宗教知识的他，讲述着圣经故事。在对父亲的了解中，在教堂的静默中，在牧师的布道中，在对宗教故事的复述中，那些与革命完全不同来源的思想，在林昭思想变化的时刻，也同时开始，重新在她的心中萌芽。
兰州大学这一批学生对地下革命活动的天真模仿，立即被对此有过丰富经验的共产党破获。不仅含林昭在内的十几名学生被捕，还牵连了当时同情他们的一名县一级干部杜映华，以及几十名农民入狱。
那是1960年，当着父母妹妹的面，28岁的林昭被逮捕。对于林昭的父亲，那是丢失多年、终于回到身边、可以心息相通的女儿，可是女儿再次失落。这给了他最后的一击。一年多以后，林昭在尚未判刑时，获得了保外就医的机会，她已经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在林昭妹妹的回忆中，小时候的林昭，是一个被外婆宠坏了的孩子。而年轻的林昭，也曾经是一个被党宠坏的孩子。经历入狱和狱中的折磨，她有过强烈的反应，是要揪住那个偶像，发出她的质问。可她无从找到那个几乎是抽象的偶像，于是，她冲向当初使她追随偶像的老师，发泄她在受骗之后内心的愤懑。在影片中，林昭年轻时的精神领路人之一，中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老师，回忆了林昭来找他“算帐”的情景。他印象最深的是林昭的激动，“拍桌子打板凳”地责问他，为什么只教她革命的道理，而不教她怎么“做人”。因为她发现，自己是诚实的，而周围的人，却都在无视事实说瞎话。他们是“会做人”的，而她不会。在林昭看来，诚实是人最基本的品质。当然，她不是在责问老师为什么当初不教她学坏，也学会以政治谎言欺压他人，而是处于震惊和愤怒中的林昭，需要找到欺骗她的人来发泄和倾诉。
在短短九个月的保外就医的日子里，林昭没有忘记她放在自己犀弱肩头的改造中国的任务，她和一个邻居，也是刚刚从劳改农场释放的右派学生，再次探讨中国的改造，写下政治改革的纲领。可是，他们年轻的地下政治活动再次被剿获。两人都二次被捕入狱。
林昭在牢狱中，先后将近八年。那是非人的、不仅是精神禁锢、而且是肉体摧残的八年。
在林昭被关押的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有过一些出狱的囚徒写出那里的状况。监狱中公然宣称，“共产党讲究政策，不打骂犯人，但犯人反改造，可以带上刑具－－即手铐，越反动就应该铐得越紧。”监狱合法使用的手铐，就以折磨为目的，百般使用，成为酷刑。据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7年的陈文立回忆，有所谓“穿心铐”、“扁担铐”、“飞机铐”、“猪猡铐”、“吊铐”，等等。轻则“皮肉磨破出血”，“越来越痛，但不会痛得昏过去”，重则十分钟、二十分钟就昏过去，会造成终身残疾。
林昭写道：“不计其数的人身侵犯！骇人听闻的非刑虐待！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天哪天哪！真正地狱莫及，人间何世！而当这个被百般惨毒折磨得忍无可忍的年青人为此提出激愤的抗议时，人们竟还恬不知耻地答道：‘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幅又不曾有过规定！’......。”我们以前阅读林昭，常常会把她看作一个一以惯之的象征。在胡杰之前，林昭就已经是是无数人心中圣洁的女英雄，可是，那是人们用自己的描述在雕塑一具英雄塑像。而胡杰的寻访，不仅找到了林昭的狱中手稿，第一次让林昭清楚地站出来，有血有肉，清晰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更把林昭一程程推进的思想历程，展现在我们眼前。
难以置信，在几乎不间断的肉体折磨中，林昭不仅是抗议，她居然还能思想。在这八年地狱般的生活中，林昭不停地在精神上求索，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艰难地向上攀登。她从28岁的青年变成了36岁思想成熟的女子。若不是胡杰唤来林昭之魂，没有人会相信，在她遭受惨无人道的待遇之后，她不是因此走向仇恨、走向嗜血复仇的誓言，而是走向对自己追求过的理想、对血腥革命的反省，走向宽恕、对人道的颂扬，走向人性的升华。
很自然，林昭是从1957年，是从她自己和朋友们那一年的遭遇，开始醒悟的。她说，只要提到“1957年”，她心里就有疼痛的感觉：“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于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怎么不是血呢？！……”然而，林昭与她的其他许多右派同学不同的是，她没有停留在1957年，她没有在思想上为自己划地为牢。她没有象她的许多同学那样，因批判集权遭受迫害，就在今天英雄化自己。林昭在反省。因为她记得，自己曾经“天真、幼稚、正直”，有过“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她更记得自己是被“于以煽惑，加以驱使”，被“阴险地利用”过的。今天，她的一代人在被葬送着，而她记得，她也葬送过别人。
远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之前，1950年，十七、八岁的林昭，就曾经参加过“土地改革”运动。她不会忘记，在江苏省太仓县的八里乡，满满一教堂的基督徒，大多是农民，和牧师一起，在扫荡宗教的狂澜中，静静守护着上帝的殿堂。还是少年的林昭们，在土改工作队长的带领下，在教堂外面射出一片子弹。林昭不会忘记，当一阵惊悚的枪声响过，牧师站出来为宗教自由论理。而她怎样以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为依据，终于赶走了牧师和基督徒。从此，上帝的殿堂成为土改工作队的据点。同学们今天还记得，她自己更不会忘记，她如何疯了一样地工作。煽动起农民对土地拥有者的仇恨。她看到自己发动起来的“群众”，在冬天把地主放进水缸。他被冻得嚎叫。她却在给同学的信中说，她感受到一种“冷酷的美”。那时她相信，人因“阶级”而区分，她在惩罚敌人，这是公义。
今天，当她在镣铐的酷刑折磨之下，写下对专制者利用青年的控诉时，她的耳边是否响起那天寒地冻中惨烈的嚎叫声？
“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一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恶名远扬的反右派运动以来，我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罗刹的嘴脸，则我断然不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林昭这痛彻心扉的决心，又是被什么样的青少年回忆所激发而来？她不是第一次看见鲜血，在她所参加的土改中，全国有上百万的合法拥有土地者被私刑处死，幸存者被剥夺一切财产和政治权利，远比反右派运动惨烈。
也许，因此，林昭才在最残暴的暴力压迫之下，思考“中国人的血不是流得太少，而是流得太多”，进而提出不再用流血的方式、而是用文明的、不流血的方式来改革中国。也许，因此林昭才想到，摧毁一个奴役的制度，不能在同时建立另一个奴役的制度。林昭最终脱离了她还在少年时期就被灌输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她的心灵自由了。
林昭在监狱中有别于所有的人，因为她不仅仅要生存，她对自己有更高的目标：“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谁能理解，这样一个还在纯情年少时，就被专制者所强暴而哭泣的灵魂，当她终于挣脱集权者对她灵魂的掌控，在她终于能够掌握自己的精神时，哪怕在地狱中活一千回，她也要寻回那个“完整、干净”的自己。
狱方曾把林昭和监狱中最顽固的基督徒关在一起，想让他们在信仰上相互打击。人们也许会猜测，这是林昭皈依基督教的契机。我想，正是从自身极度的肉体痛苦和羞辱中，林昭刻骨铭心地了解了什么是非人道。小时候熟记的圣歌，会自然地在她耳边响起，只有天使能够抚慰她几近被撕裂的心灵，她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理解什么是无阶级、无差别的爱和人性。理所当然地，她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走近上帝。人们不理解一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女子，为什么要坚持，又从哪里得到坚持的力量。他们不知道，久远以来迷失的那个小女孩林昭，又有了信仰：“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林昭没有政治学的理论，面对专制制度，她只是作为一个“人”，怀着“恻隐、悲悯与良知”，站起来。
一个强权，竟然就因此害怕到要杀死她了。
在这个时候，大墙外面，文革的烽烟四起。
胡杰的电影很少使用资料片，在这个时候，用了短短的几个文革的镜头。就在惜墨如金的插入画面中，缓缓地，在革命队伍中，走着一群孩子。
我在这个时候被震动了。胡杰，我知道，那孩子就是你，那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那一个个朋友，那就是我们自己。那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不是一个象征或者比喻。我们的家距离上海提篮桥监狱并不远，我们曾经在她身边走过。林昭在墙内，我们在墙外。大墙隔绝了我们兄长一代中最优秀的人物和我们的联系。大墙摒绝了上一代的反省向我们的传承。我们意气风发地走在集体的队伍里，在重蹈少年林昭的悲剧。我们和历史是隔绝的，甚至，我们相互之间，也是隔绝的。
我们开始认毛泽东为父亲，我们开始呼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在我们的口号声中，1968年，林昭倒在血泊中，和林昭同案的张春元、杜映华倒在血泊中。我们的少年时代，和林昭一样，被革命的血污染红。
作者：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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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告诉我们，有个叫胡杰的独立制片人到香港访问，带来了几部他拍摄的纪录片，其中有一部是《寻找林昭的灵魂》。
此后有一段时间，始终没有机会看到影片，却不断地听到和看到有关影片的评论，也开始了解胡杰。
在看到影片之前，我一直处于有点疑惑的状态。因为我觉得，一个充满热情、在执着追求中的善良的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是拍好林昭的必要条件，却不是一定就能够拍好林昭的充分条件。因为，林昭很特别，林昭所处的时代也很特别。
林昭的遭遇跨越了上世纪后期中国两大政治迫害。她在反右运动中被入罪，在文革中被枪杀。尽管如此，从表面上去看，当局也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挡她重新站出来，甚至可以推崇为一个英雄形象。因为不论是反右运动，还是文革，都是被政府明文否定的。我们有过大量的右派名人出来倾诉自己的冤屈，在中国的媒体上，还大肆宣传过在文革中被枪杀的女英雄，例如，辽宁省的女干部张志新。那么，林昭为什么就不能“享有”同样的待遇？
我们得知林昭的时间，大概和胡杰差不多。当时，尽量地去搜寻了有关林昭的回忆文章来读。可是，对于林昭的认识，依然十分模糊，其原因就在于林昭已经不再有站出来表述自己的机会，她已魂兮归去。漫漫岁月，林昭不仅被肉体消灭，而且有关她的一切，也被强行埋入土中。虽然穿越近几十年的历史雾霭之后，她终于在渐渐走出来，可是，长期以来，林昭始终还只是人们描述的一个模糊形象。而每一个人在描述她的时候，都在加入自己的局限。那个时代，又是如此局促的年代。
这是我在看影片之前的担心。我听说了影片制作人胡杰对林昭事迹的感动和艰苦采访的历程。没有这份感动，不可能完成如此艰难的一个历程。那么，胡杰在怎样处理和把握自己的激情？他会不会在有意无意之中，“拔高”一个英雄而使她失真？胡杰的采访，究竟找出了怎样的一个林昭？林昭是如何与众不同？她经历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朝代”；她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一个36岁的成熟女子；她是在反右运动中开始受到迫害，中国被打成右派的有55万人，在右派们被迫害、甚至后来被“平反”的时候，几乎齐声在呼冤、在辩解自己帮助共产党的动机，她是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寻找林昭的胡杰，要告诉我们什么？
和看过影片的朋友交谈，也和胡杰在电话里短暂交流，解答了一些疑惑，而最后解开谜底，还是在终于看到朋友寄来的影片之后。
林昭出生在一个父母的性格和人生取向分裂的家庭。也许，这也是她的父母最终离异的原因之一。父亲彭国彦，是一介书生，在英国接受宪政教育。民国时期，虽然因有一个革命党烈士的弟弟、也因当时的政治腐败而经历两度冤狱，却始终温和地在体制内的政治、经济领域，寻求自己人生理想的推进。也许，这和他年轻时接受的根深蒂固的宪政教育有关。而林昭母亲许宪民的生长环境、性格和经历，都沐着革命与战斗之风雨。少年林昭虽然就读一个教会学校，可是，适逢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她不仅秉承着母亲的性格，也更容易顺着母亲的思想脉络前行。她是激进的，轻松地把小时候接受的宗教教育抛弃了。在那个时候，她也不可能读懂父亲。本来，孩子读懂父母都需要时间，可以在亲情中慢慢体验和理解。可是，在革命思维中，孩子不属于家庭。假如你的家庭与革命相悖，则鼓励孩子背而叛之。1949年，在17岁林昭的激进理解中，父亲只有一个“反动官僚”的符号，而革命了一生、在1949年之后荣为苏州市政协委员的母亲，也因为曾经在政权交替之前劝她去美国留学，被她不屑一顾地抛在脑后了。
进入北大之前，与其说林昭是在一个叫做“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学校里读新闻，还不如说，她是在接受革命教育和实践革命－－参与土地改革运动等等政治运动。1954年，22岁的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进入北大时，那个同学们眼中聪明又显得有些文弱、年轻而美丽的“林姑娘”，其实已经经历了别人难以想象的“斗争洗礼”。这是特殊年代中国大学里的景象，有一部分学生，尤其是调干生，已经不是从学校到学校的单纯。例如，林昭后来的男友甘粹，影片上那个1957年穿着白衬衣的清纯男孩，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他是刚放下枪，从尸横河滩的“剿匪”战场上下来、进入学校的。
1957年之前，林昭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也继续着自己的红色信仰。她大量写着歌颂党和领袖的诗文。依据长期的革命教育，她并不是一个容易滋生不满的青年。因此，在所谓的反右运动前的“大鸣大放”、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的阶段，林昭和那些早就满腹牢骚的同学并不一样，她没有“解放”了的感觉。因此，在学生杂志“红楼”编辑部分裂的时候，她感觉往日引为同道的朋友，竟然长久以来是在伪装革命，她满怀“受骗”的感受，参与批判并从编辑部开除了两名右派同学。
在最危险的“大鸣大放”阶段，对林昭来说，却没有太大的危险，她虽然也被一些右派学生的演讲吸引，欣赏他们的演讲风采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可是，她自己并没有强烈的追随愿望，她原本可以当个左派学生当到底的。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想，究竟什么是林昭心路历程的转折点。林昭的转折点出现在大肆围剿右派学生的时候。她感到不满的，是左派学生们表现出来的道德上的卑劣，为人的不诚实。他们先前代表着“组织”，动员大家提意见，而在意见出来之后，却又出尔反尔，一副“审讯”他人、置人于死地的姿态。因此，在那个夜晚，林昭站了出来。这时，她不再是一个正确政治观点的追随者，她只是一个常情常理的坚持者。她只是要求人们诚实，要人们依照常情善待那些哪怕观点错误的同学。
可是，堂堂北京大学，政治已经淹没一切，包括人的心灵，已经没有容得一丝常情的余地。谁也没有注意到，就在林昭被视作“站在右派一边”、也同时受到围剿的那一刻，她其实还没有任何政治异端的言论。在此以前，政治倾向上，她一直是个左派。她是突然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她原来的左派同道们无情地推她出去，她却还没有坚实的“右派”的政治立场。她灌醉了自己，接着完全沉默了。真正的右派们，如影片中的谭天荣、张元勋，他们是胸有成竹的。而25岁的林昭是困惑的，她在日记中倾诉，“……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当右派们开始违心地检讨，只有她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胡杰的影片中，我们看到，她坚持的观点，只是在学校中，同学们应该正常地相待，那就是“平等、自由、和睦、和蔼”，同学之间不以“咬”的方式相处。其实心底单纯、从小受过基本人性教育的林昭，实在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不明白自己没有错为什么要认错。
在她过早开始的政治生涯中，这是第一次，理想的大厦开始崩塌，最终，轰然倒地。
信念最后崩塌，是林昭看到，这不是一群人的卑劣，而是她所景仰和热情追随、在她心中替代了神的位置、象征着正义的政党、政府、领袖，表现出虚伪和卑劣。
她真的开始走向她的右派同学，成为一个“异端”。可是，十几年的革命教育，她原来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本质改变，没有太大地偏离原来的轨道，她一次次徘徊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那里，已经多少年来，是她的思想资源和勇气的来源。她和来自兰州大学的一些右派学生相识之后，思想上十分合拍。不仅是他们自己的遭遇，全国性的大饥荒正在身边发生。他们认为，这个政党违背了自己的初衷，需要再一次革命，回到他们原来所追求的理想。这其实是当时很典型的右派思路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他们当初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的初衷，他们要求一个革新的、符合他们理想的“真正的共产党”。林昭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他们这一小群人和其他右派不同的是，人们在高压下都屈服了，可是，他们没有。他们追随自己景仰的革命先烈，怀着牺牲的决心在继续向前走。这样的思维方式，使得他们的活动依然在模仿革命初时的共产党，他们编辑了名为《星火》的杂志，商讨了种种拯救国家的办法，从唤起中共党内的革命，直到向南斯拉夫共产党求援。就在这份杂志上，刊登了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相信这个时候，林昭身上属于母亲的血，又在汩汩地奔腾起来。
感谢胡杰，是他告诉我们，林昭在这一阶段，回到了她曾经“背叛”了的家。她曾经在离开自己父亲的日子里，称毛泽东为“父亲”。现在，她回到那个曾经写过《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的父亲身边，重新成为父亲的女儿。他们开始交流。我们能够想象，睿智的父亲和聪慧的女儿之间，会迸发怎样的思想火花。父亲无疑成为林昭的一个新的思想资源。胡杰还告诉我们，在林昭和未婚夫短暂的相恋时光，林昭每逢周日，都会带他去教堂。在教会学校长大的林昭，给毫无宗教知识的他，讲述着圣经故事。在对父亲的了解中，在教堂的静默中，在牧师的布道中，在对宗教故事的复述中，那些与革命完全不同来源的思想，在林昭思想变化的时刻，也同时开始，重新在她的心中萌芽。
兰州大学这一批学生对地下革命活动的天真模仿，立即被对此有过丰富经验的共产党破获。不仅含林昭在内的十几名学生被捕，还牵连了当时同情他们的一名县一级干部杜映华，以及几十名农民入狱。
那是1960年，当着父母妹妹的面，28岁的林昭被逮捕。对于林昭的父亲，那是丢失多年、终于回到身边、可以心息相通的女儿，可是女儿再次失落。这给了他最后的一击。一年多以后，林昭在尚未判刑时，获得了保外就医的机会，她已经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在林昭妹妹的回忆中，小时候的林昭，是一个被外婆宠坏了的孩子。而年轻的林昭，也曾经是一个被党宠坏的孩子。经历入狱和狱中的折磨，她有过强烈的反应，是要揪住那个偶像，发出她的质问。可她无从找到那个几乎是抽象的偶像，于是，她冲向当初使她追随偶像的老师，发泄她在受骗之后内心的愤懑。在影片中，林昭年轻时的精神领路人之一，中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老师，回忆了林昭来找他“算帐”的情景。他印象最深的是林昭的激动，“拍桌子打板凳”地责问他，为什么只教她革命的道理，而不教她怎么“做人”。因为她发现，自己是诚实的，而周围的人，却都在无视事实说瞎话。他们是“会做人”的，而她不会。在林昭看来，诚实是人最基本的品质。当然，她不是在责问老师为什么当初不教她学坏，也学会以政治谎言欺压他人，而是处于震惊和愤怒中的林昭，需要找到欺骗她的人来发泄和倾诉。
在短短九个月的保外就医的日子里，林昭没有忘记她放在自己犀弱肩头的改造中国的任务，她和一个邻居，也是刚刚从劳改农场释放的右派学生，再次探讨中国的改造，写下政治改革的纲领。可是，他们年轻的地下政治活动再次被剿获。两人都二次被捕入狱。
林昭在牢狱中，先后将近八年。那是非人的、不仅是精神禁锢、而且是肉体摧残的八年。
在林昭被关押的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有过一些出狱的囚徒写出那里的状况。监狱中公然宣称，“共产党讲究政策，不打骂犯人，但犯人反改造，可以带上刑具－－即手铐，越反动就应该铐得越紧。”监狱合法使用的手铐，就以折磨为目的，百般使用，成为酷刑。据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7年的陈文立回忆，有所谓“穿心铐”、“扁担铐”、“飞机铐”、“猪猡铐”、“吊铐”，等等。轻则“皮肉磨破出血”，“越来越痛，但不会痛得昏过去”，重则十分钟、二十分钟就昏过去，会造成终身残疾。
林昭写道：“不计其数的人身侵犯！骇人听闻的非刑虐待！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天哪天哪！真正地狱莫及，人间何世！而当这个被百般惨毒折磨得忍无可忍的年青人为此提出激愤的抗议时，人们竟还恬不知耻地答道：‘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幅又不曾有过规定！’......。”我们以前阅读林昭，常常会把她看作一个一以惯之的象征。在胡杰之前，林昭就已经是是无数人心中圣洁的女英雄，可是，那是人们用自己的描述在雕塑一具英雄塑像。而胡杰的寻访，不仅找到了林昭的狱中手稿，第一次让林昭清楚地站出来，有血有肉，清晰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更把林昭一程程推进的思想历程，展现在我们眼前。
难以置信，在几乎不间断的肉体折磨中，林昭不仅是抗议，她居然还能思想。在这八年地狱般的生活中，林昭不停地在精神上求索，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艰难地向上攀登。她从28岁的青年变成了36岁思想成熟的女子。若不是胡杰唤来林昭之魂，没有人会相信，在她遭受惨无人道的待遇之后，她不是因此走向仇恨、走向嗜血复仇的誓言，而是走向对自己追求过的理想、对血腥革命的反省，走向宽恕、对人道的颂扬，走向人性的升华。
很自然，林昭是从1957年，是从她自己和朋友们那一年的遭遇，开始醒悟的。她说，只要提到“1957年”，她心里就有疼痛的感觉：“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于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怎么不是血呢？！……”然而，林昭与她的其他许多右派同学不同的是，她没有停留在1957年，她没有在思想上为自己划地为牢。她没有象她的许多同学那样，因批判集权遭受迫害，就在今天英雄化自己。林昭在反省。因为她记得，自己曾经“天真、幼稚、正直”，有过“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她更记得自己是被“于以煽惑，加以驱使”，被“阴险地利用”过的。今天，她的一代人在被葬送着，而她记得，她也葬送过别人。
远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之前，1950年，十七、八岁的林昭，就曾经参加过“土地改革”运动。她不会忘记，在江苏省太仓县的八里乡，满满一教堂的基督徒，大多是农民，和牧师一起，在扫荡宗教的狂澜中，静静守护着上帝的殿堂。还是少年的林昭们，在土改工作队长的带领下，在教堂外面射出一片子弹。林昭不会忘记，当一阵惊悚的枪声响过，牧师站出来为宗教自由论理。而她怎样以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为依据，终于赶走了牧师和基督徒。从此，上帝的殿堂成为土改工作队的据点。同学们今天还记得，她自己更不会忘记，她如何疯了一样地工作。煽动起农民对土地拥有者的仇恨。她看到自己发动起来的“群众”，在冬天把地主放进水缸。他被冻得嚎叫。她却在给同学的信中说，她感受到一种“冷酷的美”。那时她相信，人因“阶级”而区分，她在惩罚敌人，这是公义。
今天，当她在镣铐的酷刑折磨之下，写下对专制者利用青年的控诉时，她的耳边是否响起那天寒地冻中惨烈的嚎叫声？
“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一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恶名远扬的反右派运动以来，我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罗刹的嘴脸，则我断然不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林昭这痛彻心扉的决心，又是被什么样的青少年回忆所激发而来？她不是第一次看见鲜血，在她所参加的土改中，全国有上百万的合法拥有土地者被私刑处死，幸存者被剥夺一切财产和政治权利，远比反右派运动惨烈。
也许，因此，林昭才在最残暴的暴力压迫之下，思考“中国人的血不是流得太少，而是流得太多”，进而提出不再用流血的方式、而是用文明的、不流血的方式来改革中国。也许，因此林昭才想到，摧毁一个奴役的制度，不能在同时建立另一个奴役的制度。林昭最终脱离了她还在少年时期就被灌输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她的心灵自由了。
林昭在监狱中有别于所有的人，因为她不仅仅要生存，她对自己有更高的目标：“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谁能理解，这样一个还在纯情年少时，就被专制者所强暴而哭泣的灵魂，当她终于挣脱集权者对她灵魂的掌控，在她终于能够掌握自己的精神时，哪怕在地狱中活一千回，她也要寻回那个“完整、干净”的自己。
狱方曾把林昭和监狱中最顽固的基督徒关在一起，想让他们在信仰上相互打击。人们也许会猜测，这是林昭皈依基督教的契机。我想，正是从自身极度的肉体痛苦和羞辱中，林昭刻骨铭心地了解了什么是非人道。小时候熟记的圣歌，会自然地在她耳边响起，只有天使能够抚慰她几近被撕裂的心灵，她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理解什么是无阶级、无差别的爱和人性。理所当然地，她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走近上帝。人们不理解一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女子，为什么要坚持，又从哪里得到坚持的力量。他们不知道，久远以来迷失的那个小女孩林昭，又有了信仰：“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林昭没有政治学的理论，面对专制制度，她只是作为一个“人”，怀着“恻隐、悲悯与良知”，站起来。
一个强权，竟然就因此害怕到要杀死她了。
在这个时候，大墙外面，文革的烽烟四起。
胡杰的电影很少使用资料片，在这个时候，用了短短的几个文革的镜头。就在惜墨如金的插入画面中，缓缓地，在革命队伍中，走着一群孩子。
我在这个时候被震动了。胡杰，我知道，那孩子就是你，那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那一个个朋友，那就是我们自己。那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不是一个象征或者比喻。我们的家距离上海提篮桥监狱并不远，我们曾经在她身边走过。林昭在墙内，我们在墙外。大墙隔绝了我们兄长一代中最优秀的人物和我们的联系。大墙摒绝了上一代的反省向我们的传承。我们意气风发地走在集体的队伍里，在重蹈少年林昭的悲剧。我们和历史是隔绝的，甚至，我们相互之间，也是隔绝的。
我们开始认毛泽东为父亲，我们开始呼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在我们的口号声中，1968年，林昭倒在血泊中，和林昭同案的张春元、杜映华倒在血泊中。我们的少年时代，和林昭一样，被革命的血污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