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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教授炮轰中国模式 (1人在浏览)

834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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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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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模式的呼声,已经震天动地了,不惟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学界的大小讨论会都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喜欢说过年话的外国人,也跟着恭维,说得国人心眼里痒痒,不消说,心里都美滋滋的。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小,很多人根本否定有什么中国模式。

不过,如果说模式就是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做法,不一样的体系,我倒是觉得中国模式的说法,也许可以成立。但问题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往往伴随着中国问题,而这些问题,说出来,其实都不那么光彩。

毋庸讳言,中国式的发展模式,的确很有效率。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制,几乎是一夜之间,成千万的原国企的工人就以极低廉的价格买断工龄下了岗。在别的国家需要一个个单个交易的改制过程,到我们这里变成了军队的命令进行式。建设的征地拆迁,有的国家一个项目几年都搞不定,可是我们可以做到一夜之间拆成平地。这样的效率,的确是惊人,惊人到了极点。但是,这种高效率的背后,是行政拉动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造成了行政权一权独大,大到顶天立地的境地。直接导致官员的腐败不可遏止,官员成为国中最富有、最有权势的阶层。也许还有法制建设的止步不前,甚至倒退。当然,因此而带来的所有的社会矛盾,包括严重侵犯人权所带来的社会观感的危机,也只能由官员来承担。当今之世,官民矛盾如此激化,民间不惟逢官必反,而且对官的恶感达到了恨不得食肉寝皮的地步。稍有风波,就会酿成“群体性事件”,而且每次官员无论怎样解释、弹压,都无济于事,非得出动警察和武警不可,有时,即使出动了警察和武警,也摆不平。如果我们说中国模式行政拉动现代化的效率,就势必要面对这个效率背后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带来的维稳压力和付出的成本。

所谓中国发展的优势,一向为人称道的,就是低工资和无工会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农民工。按秦晖的说法,这是一种低人权优势。但是这种优势的背后,实际上是我们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是广大农民因城市户籍门槛而造成的非国民待遇,以及这个体制本身具有的种种对农民工的歧视性管制甚至压迫。农民工在工作待遇上的劣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显然,如果给了农民国民待遇,允许他们组织工会。那么,我们所谓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还能剩下多少呢?如果说,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算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事实上不可能不算),那么,随之带来的中国问题,其实是不值得吹嘘的。

中国的举国体制,也是鼓吹中国模式的人所津津乐道的。举国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去凡诸科研,体育甚至教育,都有这种模式的实践。甚至,今天资源垄断性的大型国企,也可以说是一种举国体制,把一国的资源都集中到一个或者几个公司手里,让全国人民忍受这些企业的垄断性盘剥。如果说,在威权体制下,这种举国体制还能有点效率,在今天中国力求跟世界接轨的情况下,这样的举国体制,所暴露出来的弊端,跟它所能带来的所谓好处比,实在是得不偿失。无论科研还是体育,举国体制带来的只是表面的繁荣,体育无从推动全民的运动水平,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变成了昂贵的“金牌战略”。科研则更是表面文章,发表量可以上去,但科研的水准却在下降,严重缺乏原创性的成果。至于垄断性国企的举国体制,就更不用说了,它所积累的巨大财富,正在被民怨沸腾而导致维稳成本所抵消,还让执政者落下恶名。

拿掉上面三个东西,中国模式还能剩下什么呢?中国人的勤奋?还是中小企业的求富活力?抑或领导人的责任心?这样的一些要素,即使成立的话,还谈得上模式吗?所以,谈中国模式未尝不可,但在谈这个模式的时候,别忘了这个模式背后的问题。那些越反越多的腐败,那些天文数字的三公消费,那些因强拆而层出不穷的自焚事件,那困扰每个中国人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的难题,那些逐年增加的群体性事件。这些问题,其实都跟中国模式有点关系。
 
这是一位良知未泯的好教授!
希望多一些教授站出来对中国现行体制进行反思、鞭笞!
 
反问人民日报:政治体制改革滞不滞后谁说了算?
――驳人民日报“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看法既有悖于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作者:栗彦卿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与否,到底谁说了算?是人民大众?还是少数权贵既得利益者?是主人?还是所谓的“公仆”?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历来是官僚内定的,还是人民公开选举的?党和中央的权威来之哪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得到人民大众的真心拥护?还是真心实意维护少数权贵既得利益者?人民大众观察一个政府,观察一个政党,不看党刊党报、政府红头文件和法律条文,只会用领导干部们的实际工作事实说话。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才是社会的主人。但是,在沿袭苏联的官僚集权体制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放权不彻底的情况下,少数官员“公仆”变成了真正的主人,真正的人民大众这个主人倒成了实实在在的仆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国情民力的发展变化过程,倒是真真实实地证明了:改革后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严重滞后,基层人民大众在确确实实丢失了话语权,这是除权贵既得利益者外的全民共识。

  2010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郑青原的文章:《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面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充分证明,我们实行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对于这一点,即使是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否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成果,为人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提供了重要经验。那种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看法既有悖于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当然,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撒这个弥天大谎之后,仍然不忘稍微缓和一下语气,假惺惺地说到:“当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无论是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还是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仍有不足和弊端,依然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这远远不够,这是权贵阶层在自欺欺人!人民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具代表性的铁的事实证明,人民日报在这个观点在这个事实上面实在是恬不知耻。

  第一,社会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一边是以权势暴富群体为主体的消费群体创造着直逼西方发达国家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一边是十几亿基层民众为消费群体的内需市场严重不足。

  北京现代商报2003年1月30日报道,计委专家:我国基尼系数可能超过国际警戒线,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已超过0.4的水平。中国证券报2006年06月14日报道,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 统计局称应打国情折扣,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但我国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因为我国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目前分别来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统计都低于0.4,“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基尼系数到了0.45也没有引起社会动荡的原因”,他说,“应该正确认识基尼系数,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中国评论新闻网2006年10月7日报道,20年过去,中国贫富差距居世界前列。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40%以上。另外,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中国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GDP差距达10多倍。杭州网2008年02月22日报道,中国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解放日报2009年12月28日报道,中国成全球最大奢侈品消费市场,不值得夸耀。Gucci集团行政总裁罗伯特日前爆料:“今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市场”,“去年仅中国内地富豪,就买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奢侈品。”业内人士预计,未来5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会达到146亿美元,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的首位。21世纪网2010年5月20日报道,中国社科院:五年后中国或成最大奢侈品消费市场。中国社会科学院昨天发布的一份报告宣称,预计未来5年,中国人将掏146亿美元用于购买各种奢侈品,届时中国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最大的市场。

  中国消费网2005年07月19日报道,贸易顺差高增长缘于内需不足。青年时讯2006年03月09日报道,内需不足背后的两种市场观。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提出中国并不是没有内需,而是人民消费不起。他这一番话自然有所指,农民与工人收入不能增加,就意味着大部分走类似娃哈哈集团“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民族企业和民营企业这些个“二民企业”的发展前景堪虞。《求是》2010年01月02日刊载,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香港传真》2009年10月15日报道,影响居民消费比重下降的因素,1p居民收入水平相对降低,2p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3p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体制不完善。

  第二,2010年9月《半月谈》杂志公布的当代富豪群体,一个是红色家庭,一个是亦官亦商身份,第三个才是草根出身的富翁。《半月谈》2010年9月刊文分析我国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特点是,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一步步在激烈竞争中壮大,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造就财富家族;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其特点是,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本,故起点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要防止中国形成事实上的家庭势力垄断,以下两大方法,足资借鉴:其一是高额的遗产税,其二是限制政治与商业的结盟。

  第三,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著名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的涉及中国十亿农村人口的“三农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0年3月8日,李昌平怀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和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农村经济的深切忧虑,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用扎实的数据、详尽的材料,向朱F基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基层情况。中央领导人动情批复,引发了湖北监利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由此掀起中央高层对“三农”问题关注热潮。

  2005年实行《公务员法》、实行全部免除农业税后,横行多年的各级地方政府各个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三乱现象才得到基本遏制。实际上,三农问题、三乱问题,是随着改革以来,党政分开与对领导干部的权力下放以来,使得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官僚体制下几度膨胀一起同步发展的。

  2002年中共十七大党代会报告讲:“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同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差距。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有的甚至还在滋生蔓延。有的地方和部门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还相当突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相当严重。党风廉政法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没有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致使有些反腐败任务没有得到落实。党内监督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还比较薄弱,有的领导干部存在好人主义等庸俗作风,执纪执法偏宽偏软,瞒案不报、压案不查的问题时有发生。纪检监察机关自身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工作中创新精神不够,一些体制机制和工作方法还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又是经济体制转换时期,存在滋生腐败的条件。我们既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又要增强工作的紧迫感,与时俱进,努力工作,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的实际成果取信于人民。” 2009年12月23日人民网-《人民论坛》举办全国性“盛世危言: 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调查问卷。根据“千人问卷”调查显示,未来10年10项挑战分别为:第一大挑战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第二大挑战为“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第三大挑战为“基层干群冲突”; 第四大挑战为“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第五大挑战为“诚信危机,道德失范 ”;第六大挑战为“民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第七大挑战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第八大挑战为“老龄化矛盾凸显,老无所依,老无所养 ”;第九大挑战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诱发不稳定因素”;第十大挑战为“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

  第四,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以来,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天安门政治风波之后,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力不是在逐步上升,而是在一天天下降,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近年来的党政文件也经常这样谈:江泽民于1992年10月12日的中共十四大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称,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江泽民于2001年7月2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称,我们一定要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人民;2002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称,与时俱进,努力工作,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的实际成果取信于人民。通过什么取信于民?就是官僚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大贪官实在捂不住了才严打做做样子吗?

  第五,多年来,党报党刊已逐渐变成权贵既得利益者歌功颂德的工具,已经逐渐失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功能。报刊业务探索2009年6月27日刊载汤啸天的文章:“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规定之新认识。“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来源,我作为新闻单位的“外人”,时常发现媒体对非本地的负面事件报道很有兴趣,也发现媒体有些时候是敢于刊发批评性稿件的,但是,前提必须是针对非本地的政府或者官员。于是,媒体为什么不可以对当地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的困惑一直积压在我的心头。最近,我看到靖鸣写的一篇文章:《“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指示的来历》(载《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7期),才算初步找到了答案,原来有1953年3月19日中央宣传部的专门红头批复文件。2010年07月06日学习时报刊载,批评也是主旋律。相应于党内民主中批评与自我批评风气的式微,党内不良风气渐起,聚而成网,汇而成风。对应于主旋律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降调或删除,一些掌权者由违纪而违法,由腐化而腐败。没有批评,监督则是无源之水;没有自我批评,自律则成无本之木。

  第六,多年来,侵害弱势群体性事件普遍发生,导致群众性群体性事件逐年上升,基层干群冲突越演越烈。各地政府暴力截访、暴力维稳现象越来越多。类似于最近发生在江西宜昌的暴力拆迁导致受害人自焚,县委书记、县长又亲自到机场截访事件,全国枚不胜举,各地报纸新闻不断翻新。去年炒得沸沸扬扬的全国各地省市县驻京办撤销行动,使得截访有大功的驻京办大部分转入地下。

  权贵者只知引用邓小平同志的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还没有或者有意避开邓小平同志的另外一句话:“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针对邓小平同志的上述两句话,现在,第一,人民大众在问,一切有国家和民族责任心有良知的专家学者,包括少数为民请命的领导干部,都在问:我国当前的政局是否稳定?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群体性事件,那么多地方政府动用公检法去暴力截访和暴力维稳?第二,后期的改革发展增进了人民的团结了吗?为何干群关系在一天天地疏远,干群矛盾在一天天地增加?当今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平头百姓能轻松地进去渐渐当官的吗?湖北省委门口的警察是打错了人,打到了官夫人,问题才戳大的。党的文件为什么要写通过加大反腐力度取信于民?人民大众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不假,这主要是人民大众,尤其是一线劳动人民辛苦日夜把活干换来的,人民大众战天斗地的积极努力换来的,人民大众有七成的成绩,领导干部只是三成的功劳,决不要往领导的脸上多贴一成金子,多一成就是无知,就是无耻。第三,我国的生产力是发展了,也不假,但是,对比十七世纪以来英、法、德、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史,就会知道,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在以高新科技才能占领世界市场主阵地的今天,像中国这样主要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堆砌起来的“世界代工厂”,早已不是什么可以值得大力称颂的荣耀了,应是耻辱。为什么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喊了十余年,依然难以实现,为什么钱学森会三番五次与温家宝探讨“钱学森之问”?创新型人才多吗?世界一流的高新科技多吗?一方面我们的应试教育教不出真正的新世纪人才,一方面我们的政研室、社科院却在充当政府领导的秘书班子、政府领导的政绩的宣传班子,人才严重不足,又在所不惜的浪费人才,这现象正常吗?其根源究竟在何处?

  发展人民民主就是走西方道路吗?发展人民民主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吗?走西方的道路,十三亿人民不答应。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十三亿人民也坚决不答应。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就是要改组现在的以权贵既得利益暴富群体为主导的各级政府,还原伟大的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不是仅为少数既得利益者服务的真正的共产党的政府。苏联的复辟倒台正是共产党内部官僚集权腐败的结果,而不是其他。

  最后,我国改革后期包括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看法究竟是否既有悖于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所以,我奉劝中国的第一报纸――人民日报,别再学央视的春晚――自编自导,自娱自乐了,脱离最大多数的基层人民大众,你的使命就算到头了,你的日子就不会好过。

  回头是岸。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希望各位不要再发红色文字的帖,看了眼痛。想看完一篇文章,也得我的眼睛受得了才行,希望各位手下留情
 
QUOTE(byronroy @ 2010年11月04日 Thursday, 11:09 PM)
不够我转的有冲击力,可惜被和谐了。

http://0668.cc/index.php?showtopic=16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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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哥,这么好的帖子,不应该沉沦,现重发上来。

一头咬人兼自噬的制度怪兽
2010-11-4 6:49

作者按:我一直认为我们国家的制度是许多灾难的根源,因此我用各种事实来证明中国是个互害社会,制度是头咬人兼自噬的怪兽,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像这样缺陷多多的制度,不加以改进,实在是对人之尊严和权利的侵犯。2010年11月4日6:46分于成都



我一直认为比较好的制度演进――亦即是哈耶克意义上的制度演进和发展,而非谁有天大的本事来“设计”一套完美的制度供人们马上享用――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模仿,即仿生学意义上的制度演进。众所周知,生物界的生物链就是大家互为依靠、互相制约,没有谁有免于制约的权力,即使是百兽之王也不行。换言之,比较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演进,那就是它吸收了大自然生物链对人类的启示,意即权力再大的个人或者机构,都没有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进一步说,如果制度是专制独裁制度,总有人和机构成为免受制衡的漏网之鱼,这个制度就是在打破人人必受制衡和监督的社会“生物链”,其无法公正、公平、公开、透明运转就是必然的,最终会导致任何人的权利都因同受捆绑而受损。



绕了这么一大圈,我是想说目下中国人所生活的社会制度,就是一个失衡和破坏社会“生物链”的专制独裁制度。这个专制独裁制度,使得上至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下至普通人同受捆绑,同样失却尊严和自由,也就是我常说的“中国是个互害社会”。六十一年来,不仅百姓无辜死亡几千万,就是中共高层的亲人朋友包括自己,无不遭受诸种虐待,有的甚至惨死。刘项之争中,项羽将刘邦的父亲当作人质,以作为与刘邦争斗的砝码,哪知“革命家“刘邦竟说你要剁我父亲的话,“幸分我一杯羹”,还以“为天下者不顾家”为己任。这样的事,并不只是中国古代才有,到了中共得鼎后,可谓变本加厉。如邓小平不顾其妻兄蒲承统的死活,被关押到狱中服毒自尽;周恩来不顾其弟之岳父Rh卿之死活(周之母长期居住在马家),使他在烈日下被批斗而毙命;毛泽东更是直接说他父亲幸好死得早,否则会被划成富农而遭镇压。一个制度糟糕到自己亲人都保护不了的地步,可能还不算最坏的,最坏的是连所有人都必然受害,咬人兼自噬。

大家都知道,利己而不损人,是人与人之间最佳的博弈状态,亦即多赢。其次是损人利己,这虽然在道德上有可议之处,但在良好的法律制度许可范围内,依旧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你损人利己也就罢了,最不可解的是,不少人玩损人不利己这类“负和游戏”。这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你咬人自然不对,但还有个冷血的利己理由,但你自噬就令人匪夷所思了。事实上,四九年后的独裁专制制度,不仅无度地咬人,而且有无所不在的自噬倾向。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整人者,人恒整之,固然是普遍现象。但问题在于,专制独裁的“制度设计”,使得所有人同受捆绑不说,也没有任何人能逃脱专制独裁的巨大黑洞,对于人之肉体和灵魂的吞噬。从远的来说,许多地下党不辞千辛万苦奔赴延安,到头来都被诬为“红旗党”,四川省工委主要负责人邹风平被打成“红旗党”特务,绝命自尽诗是:“冤死慈亲手,泪眼望飞雪;委屈并无怨,忍痛护高节。”至死都不明白,是他们所为之奋斗的专制独裁制度,必然置人于死地的宿命――南京刚一解放,毛泽东就批示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可见这个制度的咬人兼自噬是一惯的,不是什么“慈亲”――而“冤死慈亲手”的想法,和上个世纪八十年许多人平反后,感激整自己的这个制度一样,只有用患了愚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解释了。


从中期的事实来说,独裁专制制度,没有任何人有安全感,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刘少奇、林彪的惨死,并非是独裁制度下的例外,而是此种制度的必然。就像毛泽东死后,不管官方把他包装得多么光鲜,但有一个不为大家所注意的身份是“反革命家属”――打倒“四人帮”后,江青到死都是个“反革命”――也就是说,天安门所谓的“毛主席纪念堂”,你如果说它是“反革命家属纪念堂”,也是有事实依据和道理的。你想一想,一个为建立独裁制度立下“殊勋”的最高领导人,到头来也被他参与创建的这个独裁制度吊诡地戏耍了一把,而许多人去参观“反革命家属纪念堂”而不自知,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连毛泽东这样拥有绝对权威的人,其下场也竟是个“反革命家属”,还不能向那些“沉睡不醒”的官员们透露一点独裁制度的真正实质吗?


从近期的事实来看,独裁制度的咬人、互害兼自噬特性,也是非常明显的。陕西伤残军人胥灵军被饿死,广西信访办退休局长上访,湖北警察集体维权,大庆国安十年维权不果,湖南“共和国卫士”熊灿辉惨死等,都证明着这个制度除了咬人之外的自噬特性,因为这些人本身从事的工作,就有一定的“害人”特性,但吊诡的是,他们也因此成了这个制度自噬互害的牺牲品。有许多为独裁制度添砖加瓦,甚至过度发挥其毒性的军警人员和官员,都怀着非常侥幸的心理,以为自己永远是吃糖的人,肯定不会倒霉,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透专制独裁的本质。你还没有受害,是因为从概率上讲还没轮到你,并不表明你一定躲得过这个制度造就的普遍劫难。很多人靠着侥幸心理去害人整人,为眼前的可见利益超水平发挥,全然不为自己留点做人的后路,等到自己倒霉的时候,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比如枉法整治《南方都市报》的广东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其被调查整治固然是共产党内部一惯互害甚至是政争的思路,当他忽视法律来整治“南都”的时候,他哪里知道自己也有这样被走法律审判形式,却缺少实质正义的可悲下场呢?



体制内的官员包括负责一线维稳的警官,有不少人很少想像到自己倒霉后是个什么样子,以为自己可以笃定地靠住这个体制发大财,以为自己永远没有被这个制度收拾的后顾之忧。其实这都是对这个制度的咬人、互害兼自噬认识不够所致。从概率上讲,任何人都有可能被专制独裁制度所害;从事实上讲,的确也有许多人受害的例子,但有不少总以为自己是上帝选出来的幸运者。事实上体制内官员之间的倾轧乃至互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因为利益冲突太大太过直接,所以官员的互整比没有规矩的黑社会更黑。纪委的双规成了悬在官员头上的利剑,当你被纪委双规带走的时候,你再大的官也会感到有些无助。想保你的人可能因为有所顾忌而不伸出援手(有的甚至可能趁机落井下石),传媒不会帮你忙,舆论不会替你说话,法律对你没有用,民众甚至还拍手称快,你也得不到任何一点道义支持(因为没谁敢说自己当官而不贪,只是不查你而已),因此双规中有不少人失踪和自杀,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有过被双规经历的官员可能会说,双规真是太无法无天了,但我要告诉你,是专制独裁制度成全了这样的无法无天,而且你在遭难以前也是极力成全这个作恶制度的一份子,最终你被它所收拾很难说不是咎由自取。



概而言之,独裁专制制度既需要你与它一同犯罪,同分一杯羹,在体制内扩大利益受众面,以利其专制统治;但另一方面它又把各个官员都当作人质,让你腐败,但你得听我的话,听我的话还不成,还要看你能否跟对人,跟对人还要看运气好不好,否则勿谓“双规”不来也。也就是说,在专制独裁制度下,所有官员都在玩轮盘赌,自己哪天倒霉,没有体面与自由,这是说不清楚的事,因此大家才会看到各级官员为什么好风水、喜八卦、学周易(进国学班主要学这个),和不少佛、道界的掌门人往来密切。独裁制度下的不安全感是普遍的,是互相的,变态维稳就是普遍不安的体现,维者和被维者都有恐惧。当重庆移动原总经理沈长富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提交议案《关于加强网络规范管理,构建健康网络环境的建议》,建议“给所有电脑、手机都装上监控软件”、“网络游戏分时开放”的时候,他哪里知道他会成为自己变态维稳建议的牺牲品和笑柄。沈长富这样的国企领导,显然对独裁制度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他想为独裁制度出点头、挣点表现,趁机往上爬,自然会受到民众的强烈非议,但他哪知早有黄雀在后觊觎他这个重庆移动公司总经理的肥缺。在这个年月,要想为独裁制度强出头,玩绝活,到时候玩火自焚的例子,是很多的。可惜没有多少官员在整人在维稳时,为自己留条后路,总认为自己是集各种幸运于一身的“特选者”,永远不知道自己被点的死穴在什么地方。



最后让我用一个原郯城公安局黄山派出所所长、三级警督陈卓的例子,来给包括警官在内的官员们,继续伸说一下独裁制度的咬人兼自噬的特性。这位叫陈卓的三级警督,为自身权益上访,我们应该支持。但我想说的是,他是否曾经想过自己也有今天,恐怕大部分包括警官在内的官员,可能都不会这么想。但问题是,谁也不能保证你永不受伤害,哪怕你奉公守法也不行。也就是说,在独裁制度下,你想做个十足的良民而不得,因为任何时刻你的权益都可能无辜地被非法侵犯,而得不到任何救济和公正。由于陈卓是警察,他上访当然还是得到了一些普通民众没有得到的照顾,他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说:“虽然他没有参与过截访,但在当派出所长期间也处理过上访问题,‘没想到多年后我们成了上访的。我们是警察,截访的人才很客气,要是老百姓,早就让安元鼎那种公司扔进车里,遣送回去,办学习培训班了。’”但他最终能否获得公平正义,夺回自己的正当权益,那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更具讽刺意味的事还在后头,“10月9日国庆节后第二次赴京上访期间,陈卓收到一条短信,称:‘狗日的警察,你们也有今天!平时作恶、治人,现在小心你们领导弄死你们。’”看清楚了吧,民众都知道这是个咬人、互害兼自噬的制度,包括警官在内的官员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



2010年10月29至30日于成都
 
毛主席教导我们: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不看广告看疗效。现实证明了毛主席的深谋远虑,并具有远大的谋略和卓越的远见,不得不令你说一个“服”字。
 
QUOTE(咕哩佬 @ 2010年11月05日 Friday, 01:14 AM)
希望各位不要再发红色文字的帖,看了眼痛。想看完一篇文章,也得我的眼睛受得了才行,希望各位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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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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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压倒一切
 
QUOTE(异乡飘零 @ 2010年11月05日 Friday, 12:45 PM)
稳定压倒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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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滥用权力、罔顾普罗大众利益和权益
 
中国的经济强大是建立在子孙三代人的贷款上的。中国人已经预支了三代人的储蓄,天朝就用三代人的钱跟人家一代人比???不要脸到世界了。
 
是模式还是摸式?
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
 
操他娘的,香港电视台报日本五千人反华游行的新闻也不让看。我不反对共党,但我反对日本,这也不行。如果有人组织反日游行,我肯定去,捉我,我也去。我就不信能把我怎样。
不让反日游行,还在压制反日游行与反日组织,连看一下新闻也受到压制,真不明白究竟想怎样。难道这就叫世界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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