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u社论】中共的七大五中全会闭幕了，未见任何具有力度的政治改革方案，求稳仍是中国共产党的终极关切。但这并不意味政治改革的需求可以被拖滞，人民的呼声可以被漠视；有些观察者相信，北京只是暂时搁着、容后徐图，而不是鸵鸟钻沙，听任情势继续恶化。
相信的理由之一来自于温家宝，温家宝才说过，「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死路」两字刻划出了中共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非常清醒，然而，他接受西方媒体专访时所说的另一个「死」字：「风雨无阻，至死方休」，却也点出了政改的艰险与困难。
两个「死」字画出了大陆政改的轮廓，在此端已认知到再不改则死路一条，另一边却又感到现实中改革希望的困顿与渺茫。然而，政改的迫切性不能因为现实上的困难，特别是这个困难的核心源自于中共本身，就一再滞后。
政改的迫切性不妨藉苏联瓦解时苏联总统戈巴契夫的「告苏联同胞书」得到某种历史的参照，戈巴契夫说：「我当上国家元首时（一九八五年）就已经很清楚：国家情况不妙。」「原因已清晰可见，社会在官僚指令体制的束缚之下近于窒息，它注定为意识形态服务，注定背负军备竞赛的重担，已经筋疲力尽。」「所有的局部改革都以失败告终……，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应从根本上改变一切。」昔戈巴契夫的口气是否与今温家宝的口气有几分神似？苏联解体前的情况，与当今大陆不能相提并论，但核心问题并无二致，亦即：国家由单一政党专政掌控，支配社会中的全部或绝大多数资源。
这种政治体制放在已走了三年「改革开放」路子的中国，已然形成了一个难以自拔的回圈，即愈「改革开放」反倒愈加腐败，社会的相对剥夺感亦愈增，因而也就愈不敢改革且愈难改革；于是，中共虽认知到必须改革，但一切局部的改革，仍然「以失败告终」，让像刘晓波这样的知识份子感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当然也让温家宝体察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要得而复失」。
「改革开放」就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姓社姓资，由此释放了人民与社会的生产力；但一党专政的体制却导致生产的利益由掌有权力的中央到地方基层官员，以及与官员结合的特权企业攫夺大半，经济增长大多数进了权贵集团的荷包里，许多党官的生活已至骄奢淫佚的地步。往前头对照，毛泽东纵使搞斗争与大跃进弄得全国「一穷二白」，固亦天怒人怨，但那个年头「患寡」，如今却是「患不均」，「不均」的矛盾恐远甚于「寡」。于是，经济愈发展，社会愈不安定。
五中全会意识到「不均」之弊，于是在讨论审议的「二五规画」里，集中力气于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东西差距与贫富差距，标举「包容性增长」，理解到「不把蛋糕切好，就做不大蛋糕」；但问题并非只是「不均」，「不均」仍在唯物的层次上讨论问题，问题还有两层：一层是，由于腐化，中共在统治的精神面貌上已严重地失去人民对它的信任与信仰，统治的道德基础已如建立在流沙之上。另一层是，继续保持本质为一党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继续让腐败不受监督，并继续让人民处于被宰割的处境上，其权利永恒地被剥削，且无平反与伸冤的地方。因而，从表面上看，中国是经济愈加发展；但往内里看，却是经济愈加发展，政治危机及社会危机愈加严重。此即前述两个「死」字的源起。
最近，有一匿名信传闻胡锦涛有意推动「社会主义两党制」，此说若真，则北京似已跳出思维窠臼；但不论真假，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已到了历史的渡口，胡温体制应知：「违背人民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2010/10/21 联合报】
相信的理由之一来自于温家宝，温家宝才说过，「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死路」两字刻划出了中共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非常清醒，然而，他接受西方媒体专访时所说的另一个「死」字：「风雨无阻，至死方休」，却也点出了政改的艰险与困难。
两个「死」字画出了大陆政改的轮廓，在此端已认知到再不改则死路一条，另一边却又感到现实中改革希望的困顿与渺茫。然而，政改的迫切性不能因为现实上的困难，特别是这个困难的核心源自于中共本身，就一再滞后。
政改的迫切性不妨藉苏联瓦解时苏联总统戈巴契夫的「告苏联同胞书」得到某种历史的参照，戈巴契夫说：「我当上国家元首时（一九八五年）就已经很清楚：国家情况不妙。」「原因已清晰可见，社会在官僚指令体制的束缚之下近于窒息，它注定为意识形态服务，注定背负军备竞赛的重担，已经筋疲力尽。」「所有的局部改革都以失败告终……，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应从根本上改变一切。」昔戈巴契夫的口气是否与今温家宝的口气有几分神似？苏联解体前的情况，与当今大陆不能相提并论，但核心问题并无二致，亦即：国家由单一政党专政掌控，支配社会中的全部或绝大多数资源。
这种政治体制放在已走了三年「改革开放」路子的中国，已然形成了一个难以自拔的回圈，即愈「改革开放」反倒愈加腐败，社会的相对剥夺感亦愈增，因而也就愈不敢改革且愈难改革；于是，中共虽认知到必须改革，但一切局部的改革，仍然「以失败告终」，让像刘晓波这样的知识份子感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当然也让温家宝体察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要得而复失」。
「改革开放」就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姓社姓资，由此释放了人民与社会的生产力；但一党专政的体制却导致生产的利益由掌有权力的中央到地方基层官员，以及与官员结合的特权企业攫夺大半，经济增长大多数进了权贵集团的荷包里，许多党官的生活已至骄奢淫佚的地步。往前头对照，毛泽东纵使搞斗争与大跃进弄得全国「一穷二白」，固亦天怒人怨，但那个年头「患寡」，如今却是「患不均」，「不均」的矛盾恐远甚于「寡」。于是，经济愈发展，社会愈不安定。
五中全会意识到「不均」之弊，于是在讨论审议的「二五规画」里，集中力气于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东西差距与贫富差距，标举「包容性增长」，理解到「不把蛋糕切好，就做不大蛋糕」；但问题并非只是「不均」，「不均」仍在唯物的层次上讨论问题，问题还有两层：一层是，由于腐化，中共在统治的精神面貌上已严重地失去人民对它的信任与信仰，统治的道德基础已如建立在流沙之上。另一层是，继续保持本质为一党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继续让腐败不受监督，并继续让人民处于被宰割的处境上，其权利永恒地被剥削，且无平反与伸冤的地方。因而，从表面上看，中国是经济愈加发展；但往内里看，却是经济愈加发展，政治危机及社会危机愈加严重。此即前述两个「死」字的源起。
最近，有一匿名信传闻胡锦涛有意推动「社会主义两党制」，此说若真，则北京似已跳出思维窠臼；但不论真假，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已到了历史的渡口，胡温体制应知：「违背人民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2010/10/21 联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