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自从小学二年级时从学校的黑板报里知道了有国耻日的那时起，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缅怀一下，缅怀在这片土地上因日本入侵而屈辱而死、英勇战死和随风而死的先人，再沉思――如果现在日本或是那个国家再次入侵，我们是否还要付出同样的代价，或者是更惨重的代价？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知道了我国是靠小米加步枪就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当然，还有抗日的意志。再后来，我知道蒋介石对积极抗日有所顾忌，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器不如人、兵不如人、战略亦不如人，盲目上阵恐有装备落后的义和团被八国联军团团围猎的覆辙。近来，又知道，武器的先进在战场上的巨大优势是明显的。
那么，抗日为什么用了八年时间？日本为什么敢侵略中国？中国开始为什么会打那么长时间的败仗？如果没有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开展，我们单凭自己能打败日本人吗？中日当时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首先，是人才的差距，日本把甲午战争中的大部分钱都拿来投资教育，因为他们知道人是最可保贵的战略资源，于是，在抗日的战场上是有着初中水平的日军与大部分文盲的中国壮丁之间的较量。其次，是制度的差距，梁启超认为甲午海战是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因为大清的体制使得发展海军的国防费用给拿来修园子，而国民党时的军阀林立，四大家族掌控国家经济命脉，亦使得战争的根基受到限制。再次，是武器的差距，当我们还在一遍又一遍地传输下一代诸葛亮式的战略战术时，美国已经用当下的实战演习告诉他们的孩子，天气的预测根本不是问题，火攻也是用不着东风的，什么空城计，用卫星随便一看就知虚实了，战争的血腥是敌人的事，美国人基本可以现实进攻中的零伤亡了……
当然，还有其他诸多原因，完全够写一部民国史或军事战略史的专著。其才非笔者今日所能完成。我之想仅在，在国耻日里，我们反思过我们之所以耻的真正原因吗？我们汲取了其中的教训吗？君不见小日本又在钓鱼岛抓我国民了吗？夫子说过：“知耻而后勇”，过了近七十年，今天的我们知道耻的原因吗？
当然，这仅是一个平民的普通想法，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当反思过去，警醒未来，不要只有在过零丁洋时才叹吟“慌恐滩上说慌恐，零丁洋里吧零丁”，悔之晚亦！
中国制造日本专利
中国经济发展与日本密不可分，主要因为三点:一是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二是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高质量产品;三是日本向中国提供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大型生产设备。
截至今年4月5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检索结果显示，在中国境内申请的发明专利中，专利申请地址来自于日本的有183196条，而地址为中国的发明专利仅有12632条，美国为122502条。仅在中国境内的发明专利申请，日本公司就超过了所有国家，排在第一位。
通过“申请人”一栏检索，海尔发明专利数为528条，康佳为134条，TCL为162条。相比较之下，松下1家公司在中国申请的发明专利数就达到了16825条，索尼为9817条，日立为8402条。靠专利吃饭的美国高通公司，其发明专利申请量不过1539条。“海尔、TCL、康佳……你数吧，把能想起的中国有名的公司都算上，数到100家，这100家中国公司的所有发明专利数，还顶不上1家日本大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一位负责人感慨。
据统计，在中国的不少电子信息企业，产品要付出的专利费往往高达15%-20%。在我国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行业，外国公司拥有的专利占60%-90%以上，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需依赖进口。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说明，目前我国三分之二的大中型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开发机构，四分之三的企业没有科研开发活动，完全依靠照抄别人的产品。
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披露的数字更是令业界吃惊，据他透露，2006年全国人大组织了一次《专利法》的执法检查，“我们发现，全国还有99%的企业连一件专利都没有，大量的企业都还是依靠外国的技术，或者其他企业开发的技术在生产。”
商务部统计数据，2006年1-11月份，全国登记的技术引进合同共9537项，合同总金额203.5亿美元。其中，从日本引进金额为48.3亿美元，远高于美国的38.1亿美元，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一。而据专家估计，还有很大一部分技术引进合同并没有登记。实际上，中国每年要花费500亿美元来买技术。其中，日本是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国，500亿美元意味着每年可以再修1.5座三峡大坝。
其实专利差距仅仅只能说明电子信息产业等消费类行业的情况。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中，中国对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已经接近50%的水平。投资与重化工业等基干产业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如水银泄地般渗透进中国基干产业的正是隐藏和融化在微观经济世界中的日本财团。
日本掌控产业链制高点
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制造业对日本的材料和零部件有看强有力的需求。中国钢铁产量虽然为世界第一，但是高级钢材却很少。高强度钢、电磁钢、表面处理钢这些高利润附加值的高级钢、特殊钢均被日本所垄断。
日本的机床从1982年开始一直保持着世界市场占有量第一的地位，2005年日本的机床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超过30%。与过去的“老师”德国相比，优势也非常明显。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为728万辆，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均工作时间高达3500小时，只有日本生产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在重工业的生产资料上，中国很依赖日本提供的大型设备。
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过多的对外依赖，现代化的基础是不牢靠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也是不牢靠的。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科技部资料显示，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投资三分之二依赖进口，而进口日本设备的投资股份额排名第一。
中国投入巨资兴建的西气东输、海气登陆、广东福建进口LNG(液化天然气)等一系列重大天然气项目，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工业等日本财团企业控制着高级不锈钢无缝钢管的供应，大型LNG船的技术掌握在石川岛播磨重工和商船三井手里。
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引进的是川崎重工的技术，机车原型是日本新干线E2-1000。中国向日本订购的60列火车中，3列在日本完成，并完整交付给中国;另有6组以散件形式付运，由中方负责组装;最后提供中国国内制造剩余的51列列车所需要的设备等知识产权，但一些高技术部件仍会采用进口产品。
2007年5月14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西屋电气等公司在美国芝加哥联合签署了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最终合同谈判备忘录，随后将从西屋电气公司引进四台AP1000机组。而东芝拥有西屋电气77%的股份，占全球核电市场份额28%。国际核电企业以日系为中心，正在逐步形成三足鼎立局面:日立―通用、东芝―西屋、三菱重工―阿海珐。
中国各地的基础建设和资源开采让工程机械与矿山机械的损耗相当大，性能良好的大型基建设备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日立建机、三菱重工、小松、神户制钢、住友建机等日本企业生产的基建设备却能很好地经受住这种考验，日本企业的技术很好地解决了金属疲劳问题。
在化学工业和材料工业中，日本也具备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如高级面料，特殊面料用的人工纤维和化学纤维，耐热性强、重量轻、强度高的碳素纤维等。除此之外，以日本综合商社为首的财团企业把持着能源矿产的上游资源，从澳大利亚的铁矿到中东非洲的石油，从蒙古的铜矿到俄罗斯的天然气都是日本综合商社的势力范围。
中日两国产业空洞化的差异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因为惧怕产业结构空洞化，而失去了产业结构转型的大好机会，导致在信息产业方面落后于美国。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稳健让日本既保持了传统制造业上的巨大优势，又使其在信息产业上取得了后发优势。对自身产业的保护和自主标准的坚持甚至让日本在信息产业的某些领域强于美国。
产业结构空洞化，包括正反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指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脱工业化和服务化，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服务行业在GDP的比重已经超过70%，但是因为掌握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的配套服务，依然控制着产业链的上游(日本);另一方面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已有产业处于衰退阶段，而新的产业还没有得到发展，或者新的产业发展的不够充分，不能弥补已有产业衰退的影响，造成经济陷入不断下降甚至萎缩的现象(中国)。
为了严防产业结构空洞化，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三步曲”通常是:先将组装工序转出，在海外进行模块组装生产，第二步是在当地采用部分零部件，第三步是原材料产业跟进投资。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中很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和加工业以及中低端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行业)，但是核心技术和工艺不会转移。
日资企业在国外制造的最终产品中，除了完整产品外，还包含着很多日本制造的高技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因此，日本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直接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和零部件的出口，这不仅有利于日本出口增加而且也对日本经济景气恢复做出了很大贡献。近年来，日本政府和财团认为日本主要利用“最终产品”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积极推行“知识产权立国”政策，即以输出知识和智力为主，超越“技术立国”的时代，产生和提供附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信息。
在这种国策的指导下，日本成为了工业化成长道路上亚洲各国的技术、设备甚至是产品提供者。“不买日货”的韩国给中国的印象一直是“自强不息”，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日本却是不争的事实。1965年朴正熙政府恢复了日韩外交后，由于得到日本的援助经济进入高速度成长时期。截至2005年，韩国对日贸易累计逆差达2500亿美元，其中零部件、材料领域所占比重最高，达65.9%(2005年统计数据)。2007年1月28日韩国产业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韩国对日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达到253亿美元。
在亚洲各国之中，只有印度尼西亚一国对日本贸易出现顺差，从而成为唯一的例外。因为印度尼西亚生产石油，能靠石油输出而得到贸易盈余。中国对日贸易从80年代开始一直是逆差，仅2006年就高达241亿美元。2002年至2006年的5年间逆差累计达812亿美元。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巨大的同时，出现对日贸易高额逆差，这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中国背负了日本对美的顺差，因此中日贸易的实际逆差还不止这个数。说的形象一点就是中国帮日本生产产品卖给美国，赚一些打工的钱。
当审视我国微观经济领域时，一种产业空洞化的巨大危机感油然而生。2006中国企业百强中(销售额排名前100家)，电力、能源、电信、银行、保险等国有垄断型企业占了46家，外资占据了13家，纯民营企业只有5家，靠自然发展壮大的仅10家。很难想象在未来20年内，低技术含量的低端资本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稳步走向崛起中大国的所为。宏观经济领域中国受到美国的胁迫，微观经济领域中国又受制于日本，笔者虽然位卑却不敢忘忧国。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知道了我国是靠小米加步枪就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当然，还有抗日的意志。再后来，我知道蒋介石对积极抗日有所顾忌，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器不如人、兵不如人、战略亦不如人，盲目上阵恐有装备落后的义和团被八国联军团团围猎的覆辙。近来，又知道，武器的先进在战场上的巨大优势是明显的。
那么，抗日为什么用了八年时间？日本为什么敢侵略中国？中国开始为什么会打那么长时间的败仗？如果没有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开展，我们单凭自己能打败日本人吗？中日当时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首先，是人才的差距，日本把甲午战争中的大部分钱都拿来投资教育，因为他们知道人是最可保贵的战略资源，于是，在抗日的战场上是有着初中水平的日军与大部分文盲的中国壮丁之间的较量。其次，是制度的差距，梁启超认为甲午海战是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因为大清的体制使得发展海军的国防费用给拿来修园子，而国民党时的军阀林立，四大家族掌控国家经济命脉，亦使得战争的根基受到限制。再次，是武器的差距，当我们还在一遍又一遍地传输下一代诸葛亮式的战略战术时，美国已经用当下的实战演习告诉他们的孩子，天气的预测根本不是问题，火攻也是用不着东风的，什么空城计，用卫星随便一看就知虚实了，战争的血腥是敌人的事，美国人基本可以现实进攻中的零伤亡了……
当然，还有其他诸多原因，完全够写一部民国史或军事战略史的专著。其才非笔者今日所能完成。我之想仅在，在国耻日里，我们反思过我们之所以耻的真正原因吗？我们汲取了其中的教训吗？君不见小日本又在钓鱼岛抓我国民了吗？夫子说过：“知耻而后勇”，过了近七十年，今天的我们知道耻的原因吗？
当然，这仅是一个平民的普通想法，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当反思过去，警醒未来，不要只有在过零丁洋时才叹吟“慌恐滩上说慌恐，零丁洋里吧零丁”，悔之晚亦！
中国制造日本专利
中国经济发展与日本密不可分，主要因为三点:一是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二是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高质量产品;三是日本向中国提供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大型生产设备。
截至今年4月5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检索结果显示，在中国境内申请的发明专利中，专利申请地址来自于日本的有183196条，而地址为中国的发明专利仅有12632条，美国为122502条。仅在中国境内的发明专利申请，日本公司就超过了所有国家，排在第一位。
通过“申请人”一栏检索，海尔发明专利数为528条，康佳为134条，TCL为162条。相比较之下，松下1家公司在中国申请的发明专利数就达到了16825条，索尼为9817条，日立为8402条。靠专利吃饭的美国高通公司，其发明专利申请量不过1539条。“海尔、TCL、康佳……你数吧，把能想起的中国有名的公司都算上，数到100家，这100家中国公司的所有发明专利数，还顶不上1家日本大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一位负责人感慨。
据统计，在中国的不少电子信息企业，产品要付出的专利费往往高达15%-20%。在我国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行业，外国公司拥有的专利占60%-90%以上，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需依赖进口。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说明，目前我国三分之二的大中型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开发机构，四分之三的企业没有科研开发活动，完全依靠照抄别人的产品。
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披露的数字更是令业界吃惊，据他透露，2006年全国人大组织了一次《专利法》的执法检查，“我们发现，全国还有99%的企业连一件专利都没有，大量的企业都还是依靠外国的技术，或者其他企业开发的技术在生产。”
商务部统计数据，2006年1-11月份，全国登记的技术引进合同共9537项，合同总金额203.5亿美元。其中，从日本引进金额为48.3亿美元，远高于美国的38.1亿美元，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一。而据专家估计，还有很大一部分技术引进合同并没有登记。实际上，中国每年要花费500亿美元来买技术。其中，日本是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国，500亿美元意味着每年可以再修1.5座三峡大坝。
其实专利差距仅仅只能说明电子信息产业等消费类行业的情况。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中，中国对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已经接近50%的水平。投资与重化工业等基干产业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如水银泄地般渗透进中国基干产业的正是隐藏和融化在微观经济世界中的日本财团。
日本掌控产业链制高点
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制造业对日本的材料和零部件有看强有力的需求。中国钢铁产量虽然为世界第一，但是高级钢材却很少。高强度钢、电磁钢、表面处理钢这些高利润附加值的高级钢、特殊钢均被日本所垄断。
日本的机床从1982年开始一直保持着世界市场占有量第一的地位，2005年日本的机床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超过30%。与过去的“老师”德国相比，优势也非常明显。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为728万辆，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均工作时间高达3500小时，只有日本生产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在重工业的生产资料上，中国很依赖日本提供的大型设备。
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过多的对外依赖，现代化的基础是不牢靠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也是不牢靠的。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科技部资料显示，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投资三分之二依赖进口，而进口日本设备的投资股份额排名第一。
中国投入巨资兴建的西气东输、海气登陆、广东福建进口LNG(液化天然气)等一系列重大天然气项目，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工业等日本财团企业控制着高级不锈钢无缝钢管的供应，大型LNG船的技术掌握在石川岛播磨重工和商船三井手里。
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引进的是川崎重工的技术，机车原型是日本新干线E2-1000。中国向日本订购的60列火车中，3列在日本完成，并完整交付给中国;另有6组以散件形式付运，由中方负责组装;最后提供中国国内制造剩余的51列列车所需要的设备等知识产权，但一些高技术部件仍会采用进口产品。
2007年5月14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西屋电气等公司在美国芝加哥联合签署了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最终合同谈判备忘录，随后将从西屋电气公司引进四台AP1000机组。而东芝拥有西屋电气77%的股份，占全球核电市场份额28%。国际核电企业以日系为中心，正在逐步形成三足鼎立局面:日立―通用、东芝―西屋、三菱重工―阿海珐。
中国各地的基础建设和资源开采让工程机械与矿山机械的损耗相当大，性能良好的大型基建设备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日立建机、三菱重工、小松、神户制钢、住友建机等日本企业生产的基建设备却能很好地经受住这种考验，日本企业的技术很好地解决了金属疲劳问题。
在化学工业和材料工业中，日本也具备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如高级面料，特殊面料用的人工纤维和化学纤维，耐热性强、重量轻、强度高的碳素纤维等。除此之外，以日本综合商社为首的财团企业把持着能源矿产的上游资源，从澳大利亚的铁矿到中东非洲的石油，从蒙古的铜矿到俄罗斯的天然气都是日本综合商社的势力范围。
中日两国产业空洞化的差异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因为惧怕产业结构空洞化，而失去了产业结构转型的大好机会，导致在信息产业方面落后于美国。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稳健让日本既保持了传统制造业上的巨大优势，又使其在信息产业上取得了后发优势。对自身产业的保护和自主标准的坚持甚至让日本在信息产业的某些领域强于美国。
产业结构空洞化，包括正反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指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脱工业化和服务化，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服务行业在GDP的比重已经超过70%，但是因为掌握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的配套服务，依然控制着产业链的上游(日本);另一方面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已有产业处于衰退阶段，而新的产业还没有得到发展，或者新的产业发展的不够充分，不能弥补已有产业衰退的影响，造成经济陷入不断下降甚至萎缩的现象(中国)。
为了严防产业结构空洞化，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三步曲”通常是:先将组装工序转出，在海外进行模块组装生产，第二步是在当地采用部分零部件，第三步是原材料产业跟进投资。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中很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和加工业以及中低端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行业)，但是核心技术和工艺不会转移。
日资企业在国外制造的最终产品中，除了完整产品外，还包含着很多日本制造的高技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因此，日本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直接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和零部件的出口，这不仅有利于日本出口增加而且也对日本经济景气恢复做出了很大贡献。近年来，日本政府和财团认为日本主要利用“最终产品”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积极推行“知识产权立国”政策，即以输出知识和智力为主，超越“技术立国”的时代，产生和提供附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信息。
在这种国策的指导下，日本成为了工业化成长道路上亚洲各国的技术、设备甚至是产品提供者。“不买日货”的韩国给中国的印象一直是“自强不息”，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日本却是不争的事实。1965年朴正熙政府恢复了日韩外交后，由于得到日本的援助经济进入高速度成长时期。截至2005年，韩国对日贸易累计逆差达2500亿美元，其中零部件、材料领域所占比重最高，达65.9%(2005年统计数据)。2007年1月28日韩国产业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韩国对日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达到253亿美元。
在亚洲各国之中，只有印度尼西亚一国对日本贸易出现顺差，从而成为唯一的例外。因为印度尼西亚生产石油，能靠石油输出而得到贸易盈余。中国对日贸易从80年代开始一直是逆差，仅2006年就高达241亿美元。2002年至2006年的5年间逆差累计达812亿美元。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巨大的同时，出现对日贸易高额逆差，这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中国背负了日本对美的顺差，因此中日贸易的实际逆差还不止这个数。说的形象一点就是中国帮日本生产产品卖给美国，赚一些打工的钱。
当审视我国微观经济领域时，一种产业空洞化的巨大危机感油然而生。2006中国企业百强中(销售额排名前100家)，电力、能源、电信、银行、保险等国有垄断型企业占了46家，外资占据了13家，纯民营企业只有5家，靠自然发展壮大的仅10家。很难想象在未来20年内，低技术含量的低端资本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稳步走向崛起中大国的所为。宏观经济领域中国受到美国的胁迫，微观经济领域中国又受制于日本，笔者虽然位卑却不敢忘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