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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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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体制比较“耐震”
作者s叶淑贞编译
两位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研究指出：专制政权下，自然灾害死伤人数远比民主体制下的伤亡人数多，这牵涉政权背后的人心、人性，为人类的选择提供了另一角度的思考。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Alastair Smith及同校政治学临床助理教授Alejandro Quiroz Flores最近联合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灾难政治学――为何地震比较不会动摇民主国家？〉（Disaster Politics――Why Earthquakes Rock Democracies Less）。在文章中他们比较了民主与非民主国家在地震时政府的反应，以及死伤人数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虽然一般人都认为国家防灾的能力与财富有关，不过，财富虽然重要，政治体制则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政体可以防灾
政治体制为何是决定地震伤亡人数的重要因素呢？因为它与一个民主国家中的一些人是否能够获取政权及选票有关，所以他们会尽力防灾救灾，伤亡人数会比较少；一个专制的政权没有选票的压力，所以通常防灾救灾不力，伤亡人数就会比较多；非民主国家会比较重视经济或政治中心的防护，因为他们怕这些地区的人民起来反抗、暴动。
今年1月12日海地的首都太子港发生七级地震，造成广泛的损毁，并造成将近二十二万两千人的死亡。隔一个月之后，智利被一个规模8.8的地震打击，虽然强度是海地地震约五百倍之多，却只有五百个人死亡。
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智利严格执行建筑法规，因此靠近震央的基础设施立即伤害较少。当地震来袭之际，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总统的政府也快速的行动。她即刻展开协调国际及国内的救援工作，以提供补给品及避难所给需要的人；相反的，海地没有国家的建筑法规，且这个国家的政府，在地震发生以前几乎毫无作为，更别说地震发生以后。
政府无法避免地震及其他的自然灾害，但却可以预作防灾，或降低其影响。世界上很多地震频繁地区的国家，对建设没有适当的规范，这看起来似乎是违背逻辑，但却是事实。该坚持选用强固的水泥建材，还是发包给那些不使用安全材料的亲信呢？政客往往选择后者，因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2003年，在伊朗巴姆城（Bam）的地震，至少有三万人死亡。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形，而这些状况正是可能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原因。然而，在智利、日本及美国，相同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却远远较少。这跟政府是否有充分的准备有关，智利、日本及美国，都施行政策以预防自然灾害造成大量伤亡悲剧，伊朗及中国则没有这样的政策。
民意至上
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的防灾能力与财富息息相关。毕竟，美国及日本都是非常富有的国家。然而，财富虽然重要，但政治却更为重要。四十年以前，一个规模 7.9的地震侵袭了秘鲁，死了六万六千人。2001年，一个甚至更强烈的地震，再度打击了秘鲁，却只有一百五十人死亡。当然，秘鲁第一个地震区域的人口密度是第二个地震的两倍。而在两个时间点上，秘鲁每人实质所得几乎是相同的。但是，所存在的政治因素却有很大的不同。秘鲁在2001年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在1970年还不是。另一个这样的例证是印度。在2001年，民主国家印度的地震中，虽有超过两万人死亡，但少于2005年非民主、却略微富有的巴基斯坦地震中死掉的八万人。
专制政权当面临是否坚持使用强固的水泥，还是发包给不使用安全材料的亲信，政客往往选择后者，因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Getty Images）
一个民主国家为了保持政权，领导者必须维持大部分人民的信任。而为了要获取人民的信任，他们必须实施建筑法规，以保护人民免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因此，当政客无法履行承诺，而让太多的人在灾害中死亡，他们将失去政权。
让我们来看一些统计数字：平均39％的民主国家，在任何两年之间，都会经历反政府的示威活动，而在主要地震之后，这个比率几乎是倍数地增加，所谓的“主要地震”，定义是导致超过两百人伤亡的地震。而在1976年到2007年之间，有40％的民主国家，在两年之内替换其领导者，而他们之中的91％是在地震之后进行政权更替的。
土耳其故事具启发性
土耳其的故事具有启发性。在1999年的8月及11月，这个国家在三个月内经历两次大地震。第一次的死亡人数高达一万七千人。大众对于房屋建造之粗制滥造的愤怒，几乎使得刚选上的首相埃杰维特（Bulent Ecevit）丢掉官位。当第二次地震袭击之际，政府有较好的准备。相对于在八月时的缓慢和无法协调的力量，在11月那次的地震，政府建构了一个危机中心，协调国内及国际的援助，且能够部署军队力量，以便输送物资到灾区。11月那次地震的死亡人数，比之前那次少了一千人，而政府也因为有效的行动，而受到广泛的赞赏。
经由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领导者，对于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不幸事故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而非民主国家的领导者则正好相反。确实，非民主国家的领导者在保护其公民免受大自然灾害的侵袭上，表现很差。
对于那些生活在非民主国家的人来说，最能免于受到大自然灾害侵袭的地方是重要的经济或政治中心，因为这些地区的政客害怕公民的暴动。2010年的青海地震，中共政府只是半心半意协助这个遥远的省份，且中共政府无所作为，承受的政治后果很少，因而政府肆无忌惮的轻忽救援工作。但在2008年，四川发生地震之际，中共担心在政治及经济的中心发生抗议而进行了救援的操作。
智利和海地的对比
智利及海地最近的地震是这个动态的例证。被认为极端高震度之智利地震，在2001年2月的地震只有五百个人伤亡，而政府也快速且有效的反应。虽然在地震发生时，巴切莱特的任期将届满，但她对于危机的管理，帮助她的党，以及如果她在2014年竞选的话，将使她受益。相反的，相对较专制的海地政府，甚至无法对 22.2万个被埋在瓦砾的人提供基本的救援。海地的选举是众所皆知的腐败，但这个政权却使用地震作为藉口而延迟选举。
除非人民能掌控从政者，否则政客少有动机花费资源保护他们的公民免于大自然的侵袭，尤其是，当这些资源能够预留给自己使用之际。国际救援基金正好可以提升他们掌握政权的能力，让他们用来收买精英阶层的支持。在这样的动机下，独裁者不会关心灾害相关的死亡是否会继续。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运用政治的手段，因为除非在政治上让领导者有动机去做这样的事情，否则他们不会采行防灾的相关政策，而这个政治手段就是民主的选举程序
作者s叶淑贞编译
两位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研究指出：专制政权下，自然灾害死伤人数远比民主体制下的伤亡人数多，这牵涉政权背后的人心、人性，为人类的选择提供了另一角度的思考。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Alastair Smith及同校政治学临床助理教授Alejandro Quiroz Flores最近联合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灾难政治学――为何地震比较不会动摇民主国家？〉（Disaster Politics――Why Earthquakes Rock Democracies Less）。在文章中他们比较了民主与非民主国家在地震时政府的反应，以及死伤人数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虽然一般人都认为国家防灾的能力与财富有关，不过，财富虽然重要，政治体制则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政体可以防灾
政治体制为何是决定地震伤亡人数的重要因素呢？因为它与一个民主国家中的一些人是否能够获取政权及选票有关，所以他们会尽力防灾救灾，伤亡人数会比较少；一个专制的政权没有选票的压力，所以通常防灾救灾不力，伤亡人数就会比较多；非民主国家会比较重视经济或政治中心的防护，因为他们怕这些地区的人民起来反抗、暴动。
今年1月12日海地的首都太子港发生七级地震，造成广泛的损毁，并造成将近二十二万两千人的死亡。隔一个月之后，智利被一个规模8.8的地震打击，虽然强度是海地地震约五百倍之多，却只有五百个人死亡。
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智利严格执行建筑法规，因此靠近震央的基础设施立即伤害较少。当地震来袭之际，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总统的政府也快速的行动。她即刻展开协调国际及国内的救援工作，以提供补给品及避难所给需要的人；相反的，海地没有国家的建筑法规，且这个国家的政府，在地震发生以前几乎毫无作为，更别说地震发生以后。
政府无法避免地震及其他的自然灾害，但却可以预作防灾，或降低其影响。世界上很多地震频繁地区的国家，对建设没有适当的规范，这看起来似乎是违背逻辑，但却是事实。该坚持选用强固的水泥建材，还是发包给那些不使用安全材料的亲信呢？政客往往选择后者，因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2003年，在伊朗巴姆城（Bam）的地震，至少有三万人死亡。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形，而这些状况正是可能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原因。然而，在智利、日本及美国，相同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却远远较少。这跟政府是否有充分的准备有关，智利、日本及美国，都施行政策以预防自然灾害造成大量伤亡悲剧，伊朗及中国则没有这样的政策。
民意至上
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的防灾能力与财富息息相关。毕竟，美国及日本都是非常富有的国家。然而，财富虽然重要，但政治却更为重要。四十年以前，一个规模 7.9的地震侵袭了秘鲁，死了六万六千人。2001年，一个甚至更强烈的地震，再度打击了秘鲁，却只有一百五十人死亡。当然，秘鲁第一个地震区域的人口密度是第二个地震的两倍。而在两个时间点上，秘鲁每人实质所得几乎是相同的。但是，所存在的政治因素却有很大的不同。秘鲁在2001年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在1970年还不是。另一个这样的例证是印度。在2001年，民主国家印度的地震中，虽有超过两万人死亡，但少于2005年非民主、却略微富有的巴基斯坦地震中死掉的八万人。
专制政权当面临是否坚持使用强固的水泥，还是发包给不使用安全材料的亲信，政客往往选择后者，因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Getty Images）
一个民主国家为了保持政权，领导者必须维持大部分人民的信任。而为了要获取人民的信任，他们必须实施建筑法规，以保护人民免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因此，当政客无法履行承诺，而让太多的人在灾害中死亡，他们将失去政权。
让我们来看一些统计数字：平均39％的民主国家，在任何两年之间，都会经历反政府的示威活动，而在主要地震之后，这个比率几乎是倍数地增加，所谓的“主要地震”，定义是导致超过两百人伤亡的地震。而在1976年到2007年之间，有40％的民主国家，在两年之内替换其领导者，而他们之中的91％是在地震之后进行政权更替的。
土耳其故事具启发性
土耳其的故事具有启发性。在1999年的8月及11月，这个国家在三个月内经历两次大地震。第一次的死亡人数高达一万七千人。大众对于房屋建造之粗制滥造的愤怒，几乎使得刚选上的首相埃杰维特（Bulent Ecevit）丢掉官位。当第二次地震袭击之际，政府有较好的准备。相对于在八月时的缓慢和无法协调的力量，在11月那次的地震，政府建构了一个危机中心，协调国内及国际的援助，且能够部署军队力量，以便输送物资到灾区。11月那次地震的死亡人数，比之前那次少了一千人，而政府也因为有效的行动，而受到广泛的赞赏。
经由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领导者，对于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不幸事故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而非民主国家的领导者则正好相反。确实，非民主国家的领导者在保护其公民免受大自然灾害的侵袭上，表现很差。
对于那些生活在非民主国家的人来说，最能免于受到大自然灾害侵袭的地方是重要的经济或政治中心，因为这些地区的政客害怕公民的暴动。2010年的青海地震，中共政府只是半心半意协助这个遥远的省份，且中共政府无所作为，承受的政治后果很少，因而政府肆无忌惮的轻忽救援工作。但在2008年，四川发生地震之际，中共担心在政治及经济的中心发生抗议而进行了救援的操作。
智利和海地的对比
智利及海地最近的地震是这个动态的例证。被认为极端高震度之智利地震，在2001年2月的地震只有五百个人伤亡，而政府也快速且有效的反应。虽然在地震发生时，巴切莱特的任期将届满，但她对于危机的管理，帮助她的党，以及如果她在2014年竞选的话，将使她受益。相反的，相对较专制的海地政府，甚至无法对 22.2万个被埋在瓦砾的人提供基本的救援。海地的选举是众所皆知的腐败，但这个政权却使用地震作为藉口而延迟选举。
除非人民能掌控从政者，否则政客少有动机花费资源保护他们的公民免于大自然的侵袭，尤其是，当这些资源能够预留给自己使用之际。国际救援基金正好可以提升他们掌握政权的能力，让他们用来收买精英阶层的支持。在这样的动机下，独裁者不会关心灾害相关的死亡是否会继续。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运用政治的手段，因为除非在政治上让领导者有动机去做这样的事情，否则他们不会采行防灾的相关政策，而这个政治手段就是民主的选举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