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不能把对个别干部批评当做诽谤犯罪 (1人在浏览)

[多管闲事.]

http://www.sznews.com 2010-08-08 09:15 深圳新闻网 【字号：大 中 小】

深圳新闻网讯 “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这是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的。

“办案质量是侦查监督特别是审查逮捕工作的生命线。批捕案件质量不高甚至错捕，不仅严重侵犯当事人的权利，而且严重损害检察机关公信力，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形象。”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强调。

据了解，有些地方办理的诽谤案件出现的一些问题，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此，该负责人强调，办理诽谤案件要严格审查把关。一要准确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做诽谤犯罪来办。二要严格把握诽谤案件自诉与公诉的界限。属于自诉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撤回或者作出不予批捕决定。三要建立批捕诽谤案件报上一级院审批的制度。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以便帮助基层院排除干扰，确保办案质量。

案例1

2010年2月初，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居民杨勇、杨坚强父子被唐山市公安局汉沽分局逮捕并羁押于丰南区看守所，逮捕的理由是“涉嫌诽谤罪”。

让杨氏父子失去人身自由的不过是3篇转帖和一篇92字的跟帖，帖子的内容都涉及唐山市汉沽管理区主任田玉贵。

案例2

2010年3月9日，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出通告，称经复核，撤销对陈永刚的拘留决定，并责令郧西县警方向陈赔礼道歉、国家赔偿，同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此前，陈永刚因持续在论坛发帖，质疑当地政府与“奸商”勾结、斥巨资搞形象工程，并向中纪委举报，被郧西县警方跨地拘捕，以“侮辱诽谤他人”的罪名，对其作出行政拘留8日的决定。

案例3

山东曹县青年段磊因在网上发帖，举报该县庄寨镇党委书记郭峰，县检察院以涉嫌诽谤罪提起公诉。

曹县检察院指控，2009年2月2日到2月8日，段磊分别在天涯社区、新浪博客、百度帖吧上发表了《写给省委书记的一封信》等6个帖子。帖子内容举报曹县庄寨镇党委书记郭峰“长期包养情妇”、“其子经营KTV并卖毒吸毒”等。

案例4

2009年2月12日，上海白领王帅在网上发布《河南灵宝老农的抗旱绝招》一帖，披露老家河南灵宝非法征地。新浪等多家门户网站都将帖子放在首页(网络媒体跟进)。

3月6日， 灵宝市刑警队员跨省追捕到上海，将王帅带回。4月16日，河南副省长秦玉海做客人民网公开承认错误并道歉。

“诽谤罪”成问题官员护身符

近年来，我国公民因以发短信、发帖等方式批评地方官员，被冠以“诽谤罪”而遭牢狱之灾的个案一直在重复上演。

根据迄今曝光的“诽谤官员”案件分析，这类案件发生规律大都这样――先是由警方追究“诽谤者”，然后激起媒体与公众群起鸣不平，最后是警方或撤案，或道歉，或赔偿，为“诽谤者”洗刷“罪名”，直至追究办案者责任。

“公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是宪法赋予的正当权利。”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博士表示，“采用匿名举报也好，发短信、发帖公开批评也好，都是可行的方式。公开批评势必影响地方政府，尤其是直接责任官员的声誉和利益，所以一些官员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限制和剥夺公民自由批评的权利。”

“以遭到‘诽谤’为名，动用公检法机关对批评者进行关押、审判，是一些问题官员的常用方法。”胡仙芝博士说，“而未查清事实真相，就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与审判，不排除背后是受问题官员的权力驱使，把‘诽谤’当成掩盖问题官员腐败真相、打击报复异己者的幌子。” 据《t望》

 

[zserdx]

所有针对领导的批评都是犯罪。

 

[byronroy]

今天开新快报看到了

 

[byronroy]

今天开新快报看到了

 

[如一坊]

[attachmentid=242340]

 

[电白幸福家园房地产信息网]

服务器不是在香港，我还不敢批评！就是在香港，我还是省着批评，天知道有没有25仔！！！！

 

[byronroy]

公权力成为私器，也就造就了这个社会现实。

 

[byronroy]

人民时评：法律保障越有力，公权监督越有效
王松苗
2010年08月09日08:1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将诽谤罪案批捕权上提一级,更深层的意义则在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公民的监督权

　　监督公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但监督公权在个别地方却需要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一些网民因所谓涉嫌诽谤罪被立案侦查，有的甚至被批捕、判刑。

　　面对这种值得警惕的苗头，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决定：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

　　将诽谤罪案批捕权上提一级，除了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外，属绝无仅有，足见最高法律监督机关的重视程度。而这种重视，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基层院排除干扰，确保办案质量”，更深层的意义则在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公民的监督权――这从最高检相关负责人的另外两个要求中可见一斑：准确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做诽谤犯罪来办。严格把握诽谤案件自诉与公诉的界限。属于自诉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撤回或者作出不予批捕决定。

　　监督机关的新规，显然不是无的放矢。从近年来各地发生的多起“诽谤”案件看，往往有这样的特点：第一，被“诽谤”的当事人都是地方领导（县以下），“诽谤”内容直指地方执政问题；第二，办案机关抓人放人都得到了被“诽谤”者的授意或者默认；第三，问责依据从治安管理处罚法到刑法，问责理由从“散布谣言”到诽谤名誉。个别司法机关将针对县领导的“诽谤”解释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严重危害国家利益”，从而启动了公诉程序。

　　社会公众看好这一举措的原因，不只在于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还在于其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按照我国刑法第246条规定：诽谤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如果这两个“严重”一个都不符合，那么，公诉之门就不能打开。对此，各级检察机关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这一举措的潜在价值，当好每一个案件的把关人，使公权力之下的诽谤罪案越来越少，从而为公民监督公权提供刑事司法支持。

　　当然，公民监督也不能逾越法律的边界。那些自认为遭到诽谤的官员，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讨回清白，也可以对自认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行为启动刑事自诉程序。需要提醒他们的是：既然是监督，就可能有对有错。“要求每种意见都是正确的，无异于封杀表达自由”。

 

[byronroy]

打破诽谤罪迷局还缺什么
2010年08月09日 09:14东方早报

羽戈

近年来，法律界闹出了许多笑话，这其中，打击面最广的那则笑话，关乎一个罪名的无中生有。也许你猜到了，这就是所谓的“诽谤政府罪”，于《刑法》无根无据，且得不到一分一毫的法理支持，却成为了公民行使批评权的滑铁卢，成为了某些官员压缩言论、打击异己、专权腐败的护身符。

笑话越闹越大，从王帅、吴保全到邓永固，天南海北，遍地飞扬“诽谤政府”的沙尘暴。最高人民检察院终于不忍坐视，起身说法。其要义有三：第一，准确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做诽谤犯罪来办；第二，严格把握诽谤案件自诉与公诉的界限，属于自诉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撤回或者作出不予批捕决定；第三，批捕诽谤案件，要报上一级检察院审批。

单看这三点，从重要性上讲，第一点还有些意思。某些媒体却把新闻眼对准了第三点，这是一种移花接木的宣传策略，还是未能看清其中奥妙呢？殊不见，省国土厅敢于以权威人士的会议决定否决省高院的判决，落款“省政府办公厅”的函件敢于警告最高人民法院“如果维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行政权对司法权以下犯上早已是常事，更何况两者的关系就像小夫妻，白天打得不可开交，晚上还得睡一个被窝，所以说，把检察院的批捕权上提一级，就像将Word2003升级为Word2007，看起来功能增多了，外形美观了，实质上并不能彻底去除诽谤罪的木马病毒之肆虐，因为所改造的只是文字软件，而非杀毒软件。

根本之道，仍在于一板一眼，一字一句，依循《刑法》第246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诽谤罪进行考量。在我看来，最需要明确的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并不是对犯罪对象的侵犯程度（最高检所强调的第一点），而在于，犯罪对象包括哪些人和物。对勘法条，诽谤罪的客体，只能是“他人”，即自然人，你可以诽谤某县长乃至县政府的门卫，却无法诽谤某县政府，因为前者是自然人，有其名誉权，后者却无。由此而言，所谓诽谤政府，正如你宣称要杀死一个影子，本身便自相矛盾，子虚乌有。这个无比虚妄的罪名之滋生，正映射了法律在公权力面前的异化。

很遗憾，最高检的三点讲话并未涉及这一点。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常识，无须多言。只是，抽去了铺在桶底的这一块常识木板，整个木桶还如何搭建起来呢？

我倒觉得，如果能将政府机关从诽谤罪的领地一脚踢开，政府官员失去了权力的依傍，还原身份，与平民同等，则不必对他们高标准严要求，就如王二诽谤张三嫖娼，造成后者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张三便可到法院起诉王二，李四诽谤现任官员在某地包养了一个二线明星，一旦引起严重后果，官员为什么不能起诉他呢？不能因为他是官员，就在他的诉权之上加重重桎梏，他就必须承受变本加厉的诽谤。我很期待，未来某一天，官员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权，与那个造谣他包二奶的小市民一同站上不偏不倚的法庭。

当然，“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与诽谤罪所定性的“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毫不相干。最高检把这一点专门拎出来，可从反向推论，现实当中，估计有很多领导干部，因遭遇公民的批评指责，便越权启用了诽谤罪的利器，甚而混淆了自诉与公诉。从头错到尾，错成了一幕滑稽剧。

当诽谤罪被公权力者所利用，作为扭曲、打压公民之言论自由权利的工具，作为对社会批判者深文周纳、罗织构陷，致他们因言获罪的帮凶，那么所沦陷的不止是一个罪名，整个法治边疆可能将渐渐被洪水吞噬。对此，司法机关不是不努力，然而，他们的发力，如最高检关于诽谤罪的三点指示，怎么看都近乎力不从心。不从正面确立法治原则，也许，我们仍会被冰冷的午夜湮没。

（作者系青年学者）

 

[想说就说100]

好

 

[真可怕]

这些例子真可怕，教师们小心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