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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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委大院南门，就在武汉市车水马龙的洪山路边。由此往西，是每年湖北“两会”主会场洪山礼堂，往东是湖北省政协办公楼。两侧有哨兵执勤，周边有探头监控。所谓官府重地，莫过于此。
这里正是58岁的陈玉莲遭遇围殴的地方。故事听起来就像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挨打的，是副厅级官员、湖北省委政法委维稳办副主任黄仕明之妻;动手的，是当地派出所的六名便衣警察。
监控探头记录下了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暴行，持续时间长达16分23秒。这段录像后来被严密封存起来，至今没有公之于众。
“她被人掀翻在地，之后又被反剪双手提起，几个人对她拳打脚踢。”一位看过视频的陈玉莲家属告诉本刊记者。
陈玉莲至今躺在病床上，身上淤青隐约可辨，脑震荡和植物神经紊乱使她不时干呕，血压也忽高忽低――究竟是什么刺激了六名男子对一位老妪拳脚相加?
6月23日事发当天，警方派来慰问的代表解释说是“误伤”。言下之意，便衣警察将陈玉莲当成了“苦大仇深”的访民;7月22日警方的正式通报，又将起因归结于受害人“擅越警戒线”，似乎无论贵贱，规矩面前人人平等。
这两种说法不仅不能得到受害人认可，也无法平复公众的愤怒。厅级维稳官员之妻陈玉莲被打事件，正成为无数上访民众遭遇的象征。
另类“上访者”
陈玉莲算不算访民，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自从女儿黄MM去世后，这家人就一直在相关部门之间来回奔波。悲剧发生在2004年6月，这个先后被诊断为红斑狼疮和慢性肾功能衰竭的25岁姑娘，在湖北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时不幸身亡。
同济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2005年9月7日出具的报告说：医院在对病人抢救和治疗过程中存在较明显失误，有的甚至严重违反医疗常规，这些医疗行为和病人心功能衰竭死亡有着直接因果关系。
该鉴定报告本身，是黄MM家属利用2006年6月全国公安局长大接访之机促成的效果之一。当年10月，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正式立案。此后医患双方长期拉锯，患方认为，案件性质由故意犯罪降格为过失犯罪属定性失当;医方则认为，若以医疗事故罪定案侦查，就应履行医疗事故鉴定手续。
在家属努力下，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大学中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陈勇，连续三年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意见和建议，实际上是对此案进行个案监督。最新的进展是：经公安部督办，湖北省公安厅于今年1月指定异地管辖，由孝感市公安局侦办此案。
这已经是湖北警方第二次立案，前景仍不明朗。多年来，黄MM之死如阴云般笼罩着这个家庭。据陈玉莲的妹妹陈翠莲介绍：除了多出来一盒骨灰，黄MM的房间原封不动保存至今;而作为父亲，黄仕明连女儿生前遗落的头发都不让清扫。
陈玉莲被打之后，黄仕明的心态外人不得而知。因为内部纪律要求，他拒绝了媒体的采访请求。这位年近退休的副厅级官员，早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此后由学校调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官至省检研究室主任后，又调入省政法委工作。在种种信访法规、诸多维稳思维和不言而喻的潜规则编织的体系中，黄仕明处境尴尬。他既是信访制度的维护者――这份工作曾经为他带来荣耀，又是信访的参与者――多年来为女儿的死而申诉奔忙。
然而，6月23日，陈玉莲并没有预感到危险临近。当天上午9时许，她走向湖北省委南门。大院里面，在他的丈夫工作的办公楼里，一位省政法委副书记答应和她见面，倾听她对黄MM案的意见。当天，黄仕明正在河南出差。
这也是陈玉莲和其他访民最明显的区别――她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可以直接约见高级干部。她告诉执勤武警哨兵：自己住在“桃山”――这个小区就在省委南门对面，中间隔着洪山路，是湖北省委宿舍大院。士兵回复说：先打电话联系。
旁观的“正宗访民”
陈玉莲和哨兵交涉的时候，双双年逾70岁的周树荣、付万生夫妇就坐在南门外西侧的人行道坎子上等消息。他们的要求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想见湖北省纪委书记。
一小时前，负责省委警卫工作的一位干部接过他们的材料，并表示将代为通报。但仅此而已，且无法承诺有效。其实他们相互之间也是熟面孔了。
周树荣是华中农业大学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尽管身为医护人员，但周对老伴每况愈下的身体也无能为力。和陈玉莲一家的遭遇一样，击倒付万生的也和湖北省人民医院实施的治疗有关。
2004年，付万生吃饭和说话都会引发面部疼痛。医生决定实施的手术有个复杂的名字―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其实就是拨一下三叉神经，让神经和血管分开一些。”付万生解释说。
当年3月23日，手术失败，病人术后出现小脑出血、梗阻性脑积水等症状。抢救性手术在次日实施，可是后果更加糟糕：病人右侧小脑被切除，这也宣告她的余生将与轮椅为伴。
湖北省医学会2005年12月22日出具的鉴定报告说：治疗和手术方案没有问题，付万生致残不属于医疗事故。幸好周树荣是医生，他发现病历被人多次修改，又找到了该鉴定中鉴定专家产生程序上的破绽。2006年12月5日，原来的鉴定结果宣告作废。
周树荣、付万生夫妇走到这一步不容易，中间上访经历多少屈辱，不足为外人道。可是旧的鉴定结果作废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启动新的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却停滞不前。“根源很简单，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是周树荣的理解。
周树荣夫妇俩再次踏上上访之路。2008年，他们去了北京，但回到武汉就成了重点关照对象。用周树荣的话说，他前脚出门，后脚就有人跟着，连买菜都不放过，“这就是内控”。
2009年，老两口又去了一次北京。进京上访那几天，“警车在家门口堵了三天三夜”，他们的儿子周付强说。
2010年7月21日，周树荣和付万生在他们位于华中农业大学的宿舍中，向本刊记者讲述这些上访故事。这是一套三居房，因为女主人残疾而欠缺收拾。诡异的是，房子里所有窗户都用窗帘和被单遮挡，周树荣指着窗外的小树丛说，“那里，说不定有人正用望远镜看着我们”。
这两年，老两口把上访重点转向举报他们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这也是6月23日他们想找省纪委领导的原因。但与陈玉莲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省委大院不同，“门难进”“话难听”“脸难看”主要是冲着周树荣、付万生这样的访民的。他们不得不把更多时间花在等待上，也正因此目睹了湖北省委南门前“惊人的一幕”。
16分钟之谜
6月23日9时10分许，陈玉莲坐在哨兵门岗前的台阶上拨手机。这天太阳很毒，陈玉莲埋着头，不大注意周边的情况，直到被人一拳砸在头上。为首的打人者给陈玉莲留下深刻印象：光头，红色短裤，一条手指粗的银项链。一副黑帮老大的打扮。
她本能的表明身份，说自己是省委家属。但对方并不停手，她的帽子、手机、提包、雨伞旋即散落一地。其中手机撞击地面，电池抛在外面。目睹这一暴行的周树荣和付万生夫妇听到一个“青皮头”嚷嚷：“就是省长老婆也要打”，而且连说两次。
后来调查证实，为首者是水果湖街派出所普通科员肖邦明，现年45岁，三级警督，警号032466。他之后被处以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
旁观了这一幕的周树荣和付万生夫妇，因长年上访，也算见过世面。有一次，在湖北省群众来访接待中心，他们看到一个外地访民，像“揉面一样”被当地赶来的截访者推来推去，最终塞进一辆车里带走。不过，像今天这么恶劣的行为，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
陈玉莲醒来时，睁眼就看到一双大脚。她发现自己被关在信访接待中心公安室，一个警察坐在她对面，双脚跷在桌上。“我说想要上医院，他说我是神经病。”7月20日晚，躺在病床上的陈玉莲艰难回忆说。
这位看守警察叫彭安利，是水果湖派出所的副主任科员，57岁。目前并未受处分。
从省委南门到信访接待中心，陈玉莲的记忆一片空白。周树荣和付万生夫妇补充的说法是：陈玉莲被打倒在地后，一辆车牌号为鄂AW0244的黑色富康轿车驶来将其拉走。该车属于湖北省信访局。车上下来的是省信访局一位干部，他曾接访过两位老人。
在信访接待中心公安室，陈玉莲趁看守警察换班之机，抢过室内固定电话向丈夫黄仕明求救，消息才在湖北省委传播开来。约11时52分，省委政法委一位副书记带队将陈玉莲接走。
一个月后，此事经媒体曝光。7月20日晚，武汉警方首次面向公众解释该事件。通稿称：陈玉莲在省委南门越过警戒线时，被执勤武警战士拦住询问，并要求出示证件。此时，正在执勤的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民警要求陈退至警戒线外，民警在拉扯中行为粗暴，致陈玉莲受伤。
这一版本和家属掌握的情况存在多处出入。陈玉莲的妹妹陈翠莲告诉本刊记者，事发地附近，至少有四个摄像头记录下当时情况。视频图像清晰，施暴从上午9时10分开始，至9时26分23秒结束，殴打过程超过16分钟。视频如果公之于众，两个版本的说法孰是孰非，自然清楚。
不过，警方拒绝家属复制视频资料。7月20日发布的通稿亦没有提及该视频。陈玉莲家属对此表示不满。
信访专班
据陈玉莲家属反复询问得到的名单，参与暴力事件的便衣警察共有六人。他们分别是45岁的肖邦民、48岁的郑志强、47岁的潘显光、48岁的刘清新、44岁的蒲全鸿，以及43岁的余金领。
其中职务较高者如余金领，是助理调研员、一级警督，警号：031766;刘清新为主任科员、一级警督，警号032225;职务最低者如肖邦明，为普通科员、三级警督。他们全部来自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
公开资料显示：水果湖街派出所辖区面积共3.2平方公里，共有在编警察98人。该所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先进公安基层所队、武汉市公安局先进集体、武汉市公安局先进基层党组织、武昌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连续六年保持公安部一级派出所称号。
警方人士内部介绍说，水果湖街派出所原分一所和二所，后来分别独立为现在的水果湖街派出所和水果湖街东亭派出所。由于湖北省委、省政府位于水果湖街派出所辖区内，该所警员编制几乎为其他普通派出所的两倍，此外还有140人的保安队员。派出所在重点单位设立了信访专班，家属所述民警即为专班成员。
本刊记者调查得知，武汉警方设立专班大致有两种。其一为信访专班，负责维护治安秩序;其二为案件专班，负责案件侦破。
设立信访专班又分两种情况：其一为辖区内有老访民，尤其是有进京上访的现象，专班工作中，截访任务首当其冲;其二为辖区内有其他政府机关设立的接访职能机构。水果湖街派出所信访专班就属于这种情况。
警方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对于信访专班工作，不同单位大同小异，杜绝进京上访是一个硬指标，“不仅仅在武汉，这也是全国通行的标准”。不过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因人而异，这取决于警察队伍的经验、意识和技巧。但无论如何，动手打人是被明令禁止的。
就在陈玉莲被打事件发生前，5月19日，类似一幕也在湖北省政府门口上演。当日9时许，来自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的雷元周一家三口来到省政府门口，欲向省领导反映地方计划生育乱收费情况。
雷元周告诉本刊记者，他于2006年与当地计生工作人员达成协议，先行缴纳1.2万元社会抚养费之后，可生育第二胎。这一行为显然不受法律保护，对方后来突然要求雷元周夫妇无条件引产，同时加处罚款，并开除雷元周教师公职。
雷元周在省政府门口遭遇殴打，动手者亦为一光头男子。雷的同事在一旁拍摄了照片，膝盖附近的伤口清晰可见。雷元周后来注意到媒体对于陈玉莲事件的报道，他连连感叹自己幸运，因为对方没有“以多打少”。
“误伤”真假
7月22日中午，在被打一个月后，陈玉莲首次见到打人警察肖邦明和蒲全鸿。武昌区公安分局局长朱正新带领两名下属来到医院病房当面道歉。
此前7月20日，武汉警方公布了处理结果，警方依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有关规定，给予肖邦明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给予蒲全鸿、郑志强记过处分。
据陈玉莲妹妹陈翠莲介绍：陈玉莲嚎啕大哭，并质问对方为何动手、受谁指使、所谓“陈玉莲张嘴咬警察”的说法从何而来?“对方不说话，只是自抽耳光。”陈翠莲说。
关于咬人一说，周树荣、付万生夫妇也听到过。7月20日，来自武昌区公安分局纪委的两名警察登门拜访，并试图求证这一说法。夫妇俩明确表示，自己没有看到。“动手的那么高，陈玉莲那么矮，她怎么咬?”“就算真的咬了，那也要看挨打在先还是咬人在先。”付万生后来对本刊记者说。
两位警察做了笔录，付万生按了指模。不过她特别注意到，两位警察在谈到打人者的“光头”特征时，解释说是心脏病所致。付万生因此更加疑问：“青皮头和因病脱发是一样的吗?”“有心脏病，这么严重，怎么还可以打人嘞?”
事实上，7月20日已经是两位老人和警方的第二次接触。第一次是在6月23日事发当天。他们出于同情赶去医院看望陈玉莲，当时警方慰问代表也在病房当中。
在场多位人员证实，警方代表表示道歉，并称此事纯属误会。此即为经由媒体广为报道的“误伤”一说来源。周树荣听了不高兴，他插嘴说：“不管是谁去上访，只要是人民，都不可以打。”
这个老访民对国家政策了然于胸。公安部多次强调，公安机关执行维稳任务，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2008年6月和2009年6月先后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和湖北石首事件可谓处置不当引发的典型案例。
但多位警方人士亦表示：由于长期形成的传统，地方行政长官动辄将公安队伍推向一线，而由于目前的财政和人事制度，公安机关亦只能唯命是从。如此，诸如信访专班这样的临时性组织便成为高风险岗位，“那些最没有背景的警察才会被指派去做这些工作，”武汉警方一位内部人士感叹说。
回忆6月23日晚在陈玉莲病房所见所闻，周树荣嘀咕起来。“那时省委南门就我们两口子和陈玉莲，如果警察真的打错了，那应该挨打的又是谁?”想起这些，这个74岁的老头有些后怕
这里正是58岁的陈玉莲遭遇围殴的地方。故事听起来就像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挨打的，是副厅级官员、湖北省委政法委维稳办副主任黄仕明之妻;动手的，是当地派出所的六名便衣警察。
监控探头记录下了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暴行，持续时间长达16分23秒。这段录像后来被严密封存起来，至今没有公之于众。
“她被人掀翻在地，之后又被反剪双手提起，几个人对她拳打脚踢。”一位看过视频的陈玉莲家属告诉本刊记者。
陈玉莲至今躺在病床上，身上淤青隐约可辨，脑震荡和植物神经紊乱使她不时干呕，血压也忽高忽低――究竟是什么刺激了六名男子对一位老妪拳脚相加?
6月23日事发当天，警方派来慰问的代表解释说是“误伤”。言下之意，便衣警察将陈玉莲当成了“苦大仇深”的访民;7月22日警方的正式通报，又将起因归结于受害人“擅越警戒线”，似乎无论贵贱，规矩面前人人平等。
这两种说法不仅不能得到受害人认可，也无法平复公众的愤怒。厅级维稳官员之妻陈玉莲被打事件，正成为无数上访民众遭遇的象征。
另类“上访者”
陈玉莲算不算访民，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自从女儿黄MM去世后，这家人就一直在相关部门之间来回奔波。悲剧发生在2004年6月，这个先后被诊断为红斑狼疮和慢性肾功能衰竭的25岁姑娘，在湖北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时不幸身亡。
同济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2005年9月7日出具的报告说：医院在对病人抢救和治疗过程中存在较明显失误，有的甚至严重违反医疗常规，这些医疗行为和病人心功能衰竭死亡有着直接因果关系。
该鉴定报告本身，是黄MM家属利用2006年6月全国公安局长大接访之机促成的效果之一。当年10月，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正式立案。此后医患双方长期拉锯，患方认为，案件性质由故意犯罪降格为过失犯罪属定性失当;医方则认为，若以医疗事故罪定案侦查，就应履行医疗事故鉴定手续。
在家属努力下，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大学中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陈勇，连续三年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意见和建议，实际上是对此案进行个案监督。最新的进展是：经公安部督办，湖北省公安厅于今年1月指定异地管辖，由孝感市公安局侦办此案。
这已经是湖北警方第二次立案，前景仍不明朗。多年来，黄MM之死如阴云般笼罩着这个家庭。据陈玉莲的妹妹陈翠莲介绍：除了多出来一盒骨灰，黄MM的房间原封不动保存至今;而作为父亲，黄仕明连女儿生前遗落的头发都不让清扫。
陈玉莲被打之后，黄仕明的心态外人不得而知。因为内部纪律要求，他拒绝了媒体的采访请求。这位年近退休的副厅级官员，早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此后由学校调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官至省检研究室主任后，又调入省政法委工作。在种种信访法规、诸多维稳思维和不言而喻的潜规则编织的体系中，黄仕明处境尴尬。他既是信访制度的维护者――这份工作曾经为他带来荣耀，又是信访的参与者――多年来为女儿的死而申诉奔忙。
然而，6月23日，陈玉莲并没有预感到危险临近。当天上午9时许，她走向湖北省委南门。大院里面，在他的丈夫工作的办公楼里，一位省政法委副书记答应和她见面，倾听她对黄MM案的意见。当天，黄仕明正在河南出差。
这也是陈玉莲和其他访民最明显的区别――她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可以直接约见高级干部。她告诉执勤武警哨兵：自己住在“桃山”――这个小区就在省委南门对面，中间隔着洪山路，是湖北省委宿舍大院。士兵回复说：先打电话联系。
旁观的“正宗访民”
陈玉莲和哨兵交涉的时候，双双年逾70岁的周树荣、付万生夫妇就坐在南门外西侧的人行道坎子上等消息。他们的要求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想见湖北省纪委书记。
一小时前，负责省委警卫工作的一位干部接过他们的材料，并表示将代为通报。但仅此而已，且无法承诺有效。其实他们相互之间也是熟面孔了。
周树荣是华中农业大学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尽管身为医护人员，但周对老伴每况愈下的身体也无能为力。和陈玉莲一家的遭遇一样，击倒付万生的也和湖北省人民医院实施的治疗有关。
2004年，付万生吃饭和说话都会引发面部疼痛。医生决定实施的手术有个复杂的名字―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其实就是拨一下三叉神经，让神经和血管分开一些。”付万生解释说。
当年3月23日，手术失败，病人术后出现小脑出血、梗阻性脑积水等症状。抢救性手术在次日实施，可是后果更加糟糕：病人右侧小脑被切除，这也宣告她的余生将与轮椅为伴。
湖北省医学会2005年12月22日出具的鉴定报告说：治疗和手术方案没有问题，付万生致残不属于医疗事故。幸好周树荣是医生，他发现病历被人多次修改，又找到了该鉴定中鉴定专家产生程序上的破绽。2006年12月5日，原来的鉴定结果宣告作废。
周树荣、付万生夫妇走到这一步不容易，中间上访经历多少屈辱，不足为外人道。可是旧的鉴定结果作废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启动新的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却停滞不前。“根源很简单，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是周树荣的理解。
周树荣夫妇俩再次踏上上访之路。2008年，他们去了北京，但回到武汉就成了重点关照对象。用周树荣的话说，他前脚出门，后脚就有人跟着，连买菜都不放过，“这就是内控”。
2009年，老两口又去了一次北京。进京上访那几天，“警车在家门口堵了三天三夜”，他们的儿子周付强说。
2010年7月21日，周树荣和付万生在他们位于华中农业大学的宿舍中，向本刊记者讲述这些上访故事。这是一套三居房，因为女主人残疾而欠缺收拾。诡异的是，房子里所有窗户都用窗帘和被单遮挡，周树荣指着窗外的小树丛说，“那里，说不定有人正用望远镜看着我们”。
这两年，老两口把上访重点转向举报他们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这也是6月23日他们想找省纪委领导的原因。但与陈玉莲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省委大院不同，“门难进”“话难听”“脸难看”主要是冲着周树荣、付万生这样的访民的。他们不得不把更多时间花在等待上，也正因此目睹了湖北省委南门前“惊人的一幕”。
16分钟之谜
6月23日9时10分许，陈玉莲坐在哨兵门岗前的台阶上拨手机。这天太阳很毒，陈玉莲埋着头，不大注意周边的情况，直到被人一拳砸在头上。为首的打人者给陈玉莲留下深刻印象：光头，红色短裤，一条手指粗的银项链。一副黑帮老大的打扮。
她本能的表明身份，说自己是省委家属。但对方并不停手，她的帽子、手机、提包、雨伞旋即散落一地。其中手机撞击地面，电池抛在外面。目睹这一暴行的周树荣和付万生夫妇听到一个“青皮头”嚷嚷：“就是省长老婆也要打”，而且连说两次。
后来调查证实，为首者是水果湖街派出所普通科员肖邦明，现年45岁，三级警督，警号032466。他之后被处以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
旁观了这一幕的周树荣和付万生夫妇，因长年上访，也算见过世面。有一次，在湖北省群众来访接待中心，他们看到一个外地访民，像“揉面一样”被当地赶来的截访者推来推去，最终塞进一辆车里带走。不过，像今天这么恶劣的行为，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
陈玉莲醒来时，睁眼就看到一双大脚。她发现自己被关在信访接待中心公安室，一个警察坐在她对面，双脚跷在桌上。“我说想要上医院，他说我是神经病。”7月20日晚，躺在病床上的陈玉莲艰难回忆说。
这位看守警察叫彭安利，是水果湖派出所的副主任科员，57岁。目前并未受处分。
从省委南门到信访接待中心，陈玉莲的记忆一片空白。周树荣和付万生夫妇补充的说法是：陈玉莲被打倒在地后，一辆车牌号为鄂AW0244的黑色富康轿车驶来将其拉走。该车属于湖北省信访局。车上下来的是省信访局一位干部，他曾接访过两位老人。
在信访接待中心公安室，陈玉莲趁看守警察换班之机，抢过室内固定电话向丈夫黄仕明求救，消息才在湖北省委传播开来。约11时52分，省委政法委一位副书记带队将陈玉莲接走。
一个月后，此事经媒体曝光。7月20日晚，武汉警方首次面向公众解释该事件。通稿称：陈玉莲在省委南门越过警戒线时，被执勤武警战士拦住询问，并要求出示证件。此时，正在执勤的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民警要求陈退至警戒线外，民警在拉扯中行为粗暴，致陈玉莲受伤。
这一版本和家属掌握的情况存在多处出入。陈玉莲的妹妹陈翠莲告诉本刊记者，事发地附近，至少有四个摄像头记录下当时情况。视频图像清晰，施暴从上午9时10分开始，至9时26分23秒结束，殴打过程超过16分钟。视频如果公之于众，两个版本的说法孰是孰非，自然清楚。
不过，警方拒绝家属复制视频资料。7月20日发布的通稿亦没有提及该视频。陈玉莲家属对此表示不满。
信访专班
据陈玉莲家属反复询问得到的名单，参与暴力事件的便衣警察共有六人。他们分别是45岁的肖邦民、48岁的郑志强、47岁的潘显光、48岁的刘清新、44岁的蒲全鸿，以及43岁的余金领。
其中职务较高者如余金领，是助理调研员、一级警督，警号：031766;刘清新为主任科员、一级警督，警号032225;职务最低者如肖邦明，为普通科员、三级警督。他们全部来自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
公开资料显示：水果湖街派出所辖区面积共3.2平方公里，共有在编警察98人。该所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先进公安基层所队、武汉市公安局先进集体、武汉市公安局先进基层党组织、武昌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连续六年保持公安部一级派出所称号。
警方人士内部介绍说，水果湖街派出所原分一所和二所，后来分别独立为现在的水果湖街派出所和水果湖街东亭派出所。由于湖北省委、省政府位于水果湖街派出所辖区内，该所警员编制几乎为其他普通派出所的两倍，此外还有140人的保安队员。派出所在重点单位设立了信访专班，家属所述民警即为专班成员。
本刊记者调查得知，武汉警方设立专班大致有两种。其一为信访专班，负责维护治安秩序;其二为案件专班，负责案件侦破。
设立信访专班又分两种情况：其一为辖区内有老访民，尤其是有进京上访的现象，专班工作中，截访任务首当其冲;其二为辖区内有其他政府机关设立的接访职能机构。水果湖街派出所信访专班就属于这种情况。
警方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对于信访专班工作，不同单位大同小异，杜绝进京上访是一个硬指标，“不仅仅在武汉，这也是全国通行的标准”。不过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因人而异，这取决于警察队伍的经验、意识和技巧。但无论如何，动手打人是被明令禁止的。
就在陈玉莲被打事件发生前，5月19日，类似一幕也在湖北省政府门口上演。当日9时许，来自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的雷元周一家三口来到省政府门口，欲向省领导反映地方计划生育乱收费情况。
雷元周告诉本刊记者，他于2006年与当地计生工作人员达成协议，先行缴纳1.2万元社会抚养费之后，可生育第二胎。这一行为显然不受法律保护，对方后来突然要求雷元周夫妇无条件引产，同时加处罚款，并开除雷元周教师公职。
雷元周在省政府门口遭遇殴打，动手者亦为一光头男子。雷的同事在一旁拍摄了照片，膝盖附近的伤口清晰可见。雷元周后来注意到媒体对于陈玉莲事件的报道，他连连感叹自己幸运，因为对方没有“以多打少”。
“误伤”真假
7月22日中午，在被打一个月后，陈玉莲首次见到打人警察肖邦明和蒲全鸿。武昌区公安分局局长朱正新带领两名下属来到医院病房当面道歉。
此前7月20日，武汉警方公布了处理结果，警方依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有关规定，给予肖邦明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给予蒲全鸿、郑志强记过处分。
据陈玉莲妹妹陈翠莲介绍：陈玉莲嚎啕大哭，并质问对方为何动手、受谁指使、所谓“陈玉莲张嘴咬警察”的说法从何而来?“对方不说话，只是自抽耳光。”陈翠莲说。
关于咬人一说，周树荣、付万生夫妇也听到过。7月20日，来自武昌区公安分局纪委的两名警察登门拜访，并试图求证这一说法。夫妇俩明确表示，自己没有看到。“动手的那么高，陈玉莲那么矮，她怎么咬?”“就算真的咬了，那也要看挨打在先还是咬人在先。”付万生后来对本刊记者说。
两位警察做了笔录，付万生按了指模。不过她特别注意到，两位警察在谈到打人者的“光头”特征时，解释说是心脏病所致。付万生因此更加疑问：“青皮头和因病脱发是一样的吗?”“有心脏病，这么严重，怎么还可以打人嘞?”
事实上，7月20日已经是两位老人和警方的第二次接触。第一次是在6月23日事发当天。他们出于同情赶去医院看望陈玉莲，当时警方慰问代表也在病房当中。
在场多位人员证实，警方代表表示道歉，并称此事纯属误会。此即为经由媒体广为报道的“误伤”一说来源。周树荣听了不高兴，他插嘴说：“不管是谁去上访，只要是人民，都不可以打。”
这个老访民对国家政策了然于胸。公安部多次强调，公安机关执行维稳任务，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2008年6月和2009年6月先后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和湖北石首事件可谓处置不当引发的典型案例。
但多位警方人士亦表示：由于长期形成的传统，地方行政长官动辄将公安队伍推向一线，而由于目前的财政和人事制度，公安机关亦只能唯命是从。如此，诸如信访专班这样的临时性组织便成为高风险岗位，“那些最没有背景的警察才会被指派去做这些工作，”武汉警方一位内部人士感叹说。
回忆6月23日晚在陈玉莲病房所见所闻，周树荣嘀咕起来。“那时省委南门就我们两口子和陈玉莲，如果警察真的打错了，那应该挨打的又是谁?”想起这些，这个74岁的老头有些后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