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流沙河∶美国人是最好的朋友！
诗人流沙河∶美国人是最好的朋友！
流沙河
各位朋友（热烈的掌声），我比在座各位朋友年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麽“思想”；但是由於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曰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後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h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後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後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後跟美国交恶後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命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後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夥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麽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後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後这个小夥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後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麽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笑声），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麽办，怎麽办？最後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於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後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中共夺取政权後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後，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麽多现银。是通过什麽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後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著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声）。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麽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後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後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麽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於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准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於是再去领一双。
後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於「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 “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很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涮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涮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苹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呵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笑声、叹息声）“――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於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後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後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呵，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笑声）。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主义”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後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麽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我说“台湾呢？”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麽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麽一点没有反映？後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著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麽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麽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像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麽呢？那是从义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 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分14个等级，好多老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八宝山”；有些家属还要去闹“我们该享受哪一级待遇”，包括我们这里写讣告――人都死了它下面还要加个括弧“相当於副厅级待遇”！（笑声、掌声）真是见鬼了――他都变了鬼了还有啥子待遇！（笑声、热烈鼓掌）只有一个丑陋的民族才去搞这些事情，自己还不知道丑陋（长时间掌声）。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後，查找起来很方便。
别人不仅活著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声）。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主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民主党”、“共和党”（掌声）――“上帝啊，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主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後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著平等――“我们所有的人，死後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对上帝怎样崇拜，都不会造成个人崇拜、领袖崇拜。这就是别人的制度之所在。然後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後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夥子双手持剑，这样握著，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著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
後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著一个武装的同志――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
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著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後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後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馀辉里闪著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著我们十八个战友，由於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如果喊我来管，乾脆刨 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後都能够真实（掌声）。这些都使我感动。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後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的约稿，後来占了一个整版，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後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後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後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 然後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著我。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於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後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於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於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麽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林达後来给我打来电话说，美国有一个“B-29协会”，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著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掌声）。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亲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个是“帝国主义”，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遢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长时间热烈鼓掌）
流沙河在成都草堂读书会“纪念抗战胜利一甲子”讨论会上的演讲摘要
转自∶大学生论坛http://bbs.chinaue.com/html/
流沙河∶当代中国著名诗人。四川金堂县人。1931年生，读中学时开始发表诗作。1952年任《星星诗刊》编委。1957年出版诗集《告别火星》，发表组诗《草木篇》。被划为右派後，被迫回家乡做锯木工谋生12年。文革结束复出，其诗作《故园六咏》获1980年全国优秀新诗奖。现任《星星》诗刊编辑。
诗人流沙河∶美国人是最好的朋友！
流沙河
各位朋友（热烈的掌声），我比在座各位朋友年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麽“思想”；但是由於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曰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後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h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後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後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後跟美国交恶後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命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後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夥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麽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後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後这个小夥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後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麽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笑声），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麽办，怎麽办？最後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於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後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中共夺取政权後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後，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麽多现银。是通过什麽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後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著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声）。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麽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後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後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麽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於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准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於是再去领一双。
後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於「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 “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很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涮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涮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苹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呵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笑声、叹息声）“――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於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後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後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呵，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笑声）。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主义”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後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麽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我说“台湾呢？”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麽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麽一点没有反映？後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著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麽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麽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像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麽呢？那是从义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 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分14个等级，好多老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八宝山”；有些家属还要去闹“我们该享受哪一级待遇”，包括我们这里写讣告――人都死了它下面还要加个括弧“相当於副厅级待遇”！（笑声、掌声）真是见鬼了――他都变了鬼了还有啥子待遇！（笑声、热烈鼓掌）只有一个丑陋的民族才去搞这些事情，自己还不知道丑陋（长时间掌声）。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後，查找起来很方便。
别人不仅活著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声）。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主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民主党”、“共和党”（掌声）――“上帝啊，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主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後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著平等――“我们所有的人，死後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对上帝怎样崇拜，都不会造成个人崇拜、领袖崇拜。这就是别人的制度之所在。然後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後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夥子双手持剑，这样握著，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著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
後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著一个武装的同志――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
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著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後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後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馀辉里闪著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著我们十八个战友，由於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如果喊我来管，乾脆刨 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後都能够真实（掌声）。这些都使我感动。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後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的约稿，後来占了一个整版，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後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後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後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 然後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著我。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於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後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於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於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麽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林达後来给我打来电话说，美国有一个“B-29协会”，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著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掌声）。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亲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个是“帝国主义”，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遢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长时间热烈鼓掌）
流沙河在成都草堂读书会“纪念抗战胜利一甲子”讨论会上的演讲摘要
转自∶大学生论坛http://bbs.chinaue.com/html/
流沙河∶当代中国著名诗人。四川金堂县人。1931年生，读中学时开始发表诗作。1952年任《星星诗刊》编委。1957年出版诗集《告别火星》，发表组诗《草木篇》。被划为右派後，被迫回家乡做锯木工谋生12年。文革结束复出，其诗作《故园六咏》获1980年全国优秀新诗奖。现任《星星》诗刊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