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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news.163.com/10/0603/14/688TL43900014AED.html
依靠民间组织治理社会溃败
2010-06-03 14:51:00 来源: 南方农村报(广州)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闲谈
5月24日下午,电白县霞洞镇一男子因和他人争夺荔枝包装生意而遭枪击身亡,一名嫌疑人被抓获,霞洞镇派出所所长被免职(据5月29日、6月1日《南方农村报》报道)。看起来像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但是联想起近年来茂名频频发生同类介入经济生活的暴力事件,免职一两个派出所所长,恐怕不能根除病灶。
茂名经济在广东相对落后,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低廉没有成为发展的优势。只要稍有厚利的产业,便有黑恶势力介入,正常的经济秩序建立不起来。如果光从公布的案件来看,近年来茂名反腐打黑成绩可谓显著,邓树国、杨文超、吕升才、熊春华被判刑,“猫牯”的赖桂妙的“长兴社”土崩瓦解,副市长杨光亮被调查……可是这些成绩并未改观茂名的治安形势。
茂名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接近孙立平教授所讲的“社会溃败”现象。“社会溃败”并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那些黑社会性质的暴力团伙不是完全和公权力无关,恰好相反,那些暴力团伙正是由于与政府内部某些势力存在苟合关系才得以发展壮大。当他们壮大到一定程度威胁到政治稳定的时候,又可以迅速被扑灭,甚至连他们的保护伞在内一起被端掉。只不过一股黑恶势力被打掉,又为另一股黑恶势力腾出了发展空间,却始终无法恢复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
正如孙立平教授所言,“社会溃败”关键在于权力失控。而权力失控,又是由于体制内的制约因素失效,维系体制内的制约机制正常运转需要成本。这个成本在落后地区政府财政已经无力承担,干部队伍人心涣散,于是个别官员转而向社会寻求资源,填补秩序真空。建立在暴力恐吓下的秩序,仍然是秩序。收保护费和欺行霸市与抢劫、偷盗还是有区别的,暴力冲突往往发生在秩序提供者之间,而不是正当的从业者,但这显然不是一种高效的社会体制。
那么高效的社会体制是什么样子呢?其实传统中国社会官府不负责维护市场秩序,市场秩序由商人自行组织的行会、商会负责,这些商人组织不乏具备武器等维持秩序所需要的工具,商团武装一直到民国年间都存在。商人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差别在于,其成员不仅有投票权,而且有退出权,比如不缴纳会费或者迁徙等等。在政府的威慑和下面会员退出权的双重压力之下,商人组织内部有改良的倾向,于是能够比政府更高效率地提供最基本的公平品――秩序。我将这种社会形态称为商绅社会。
为什么现在产生不了良性发展的民间组织呢?恰恰是在维护社会稳定的旗号下,被抑制了。产生良性发展民间组织的土壤中最关键元素是信息自由传播,只有信息自由才能让组织处于成员监督状态下运转,才能自我诊治和修复。但是信息自由往往被有关部门当成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而备受打压,连上级党报记者的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更罔论茂名当地百姓的言路畅通。
若在放开言论方面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落后地区的社会溃败将会越来越严重。溃败的稳定是没有意义的。余以为
作者：余以为
(本文来源：南方农村报 )
依靠民间组织治理社会溃败
2010-06-03 14:51:00 来源: 南方农村报(广州)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闲谈
5月24日下午,电白县霞洞镇一男子因和他人争夺荔枝包装生意而遭枪击身亡,一名嫌疑人被抓获,霞洞镇派出所所长被免职(据5月29日、6月1日《南方农村报》报道)。看起来像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但是联想起近年来茂名频频发生同类介入经济生活的暴力事件,免职一两个派出所所长,恐怕不能根除病灶。
茂名经济在广东相对落后,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低廉没有成为发展的优势。只要稍有厚利的产业,便有黑恶势力介入,正常的经济秩序建立不起来。如果光从公布的案件来看,近年来茂名反腐打黑成绩可谓显著,邓树国、杨文超、吕升才、熊春华被判刑,“猫牯”的赖桂妙的“长兴社”土崩瓦解,副市长杨光亮被调查……可是这些成绩并未改观茂名的治安形势。
茂名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接近孙立平教授所讲的“社会溃败”现象。“社会溃败”并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那些黑社会性质的暴力团伙不是完全和公权力无关,恰好相反,那些暴力团伙正是由于与政府内部某些势力存在苟合关系才得以发展壮大。当他们壮大到一定程度威胁到政治稳定的时候,又可以迅速被扑灭,甚至连他们的保护伞在内一起被端掉。只不过一股黑恶势力被打掉,又为另一股黑恶势力腾出了发展空间,却始终无法恢复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
正如孙立平教授所言,“社会溃败”关键在于权力失控。而权力失控,又是由于体制内的制约因素失效,维系体制内的制约机制正常运转需要成本。这个成本在落后地区政府财政已经无力承担,干部队伍人心涣散,于是个别官员转而向社会寻求资源,填补秩序真空。建立在暴力恐吓下的秩序,仍然是秩序。收保护费和欺行霸市与抢劫、偷盗还是有区别的,暴力冲突往往发生在秩序提供者之间,而不是正当的从业者,但这显然不是一种高效的社会体制。
那么高效的社会体制是什么样子呢?其实传统中国社会官府不负责维护市场秩序,市场秩序由商人自行组织的行会、商会负责,这些商人组织不乏具备武器等维持秩序所需要的工具,商团武装一直到民国年间都存在。商人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差别在于,其成员不仅有投票权,而且有退出权,比如不缴纳会费或者迁徙等等。在政府的威慑和下面会员退出权的双重压力之下,商人组织内部有改良的倾向,于是能够比政府更高效率地提供最基本的公平品――秩序。我将这种社会形态称为商绅社会。
为什么现在产生不了良性发展的民间组织呢?恰恰是在维护社会稳定的旗号下,被抑制了。产生良性发展民间组织的土壤中最关键元素是信息自由传播,只有信息自由才能让组织处于成员监督状态下运转,才能自我诊治和修复。但是信息自由往往被有关部门当成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而备受打压,连上级党报记者的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更罔论茂名当地百姓的言路畅通。
若在放开言论方面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落后地区的社会溃败将会越来越严重。溃败的稳定是没有意义的。余以为
作者：余以为
(本文来源：南方农村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