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功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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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过去30年是一个老阶段,现在要进入新阶段。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以中国的市场为基础的,但是中国的市场和全世界别的国家的市场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市场,和别的市场不一样,人类有几千年的历史,最近二三百年才有市场,才有市场经济,因此人身权得到保护,财产权得到保护,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人的商业交换合同不会受欺骗,有一个公正的司法,在这种背景下,市场制度才能够逐渐产生。但是中国的市场制度的起点是文化革命的结果,完全没有上述理念。但是成功了,比别的国家都成功,原因有两个:
第一,中国有一个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劳动力。他们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处于无地位的状态,吃都吃不饱,要进城市是不可以的,没有享受劳动成果的自由,产品最终都必须交公,也没有选择生产什么的自由,更没有创业的机会,只能出卖劳动力。建高楼、挖地铁、修高速公路等等,其中挖200多亿的煤代价就是死了20多万人。出口加工的车间、赚取的2万多亿外汇储备都是他们贡献的。他们待遇很低,没有任何保障,而且他们还觉得自己不可怜,因为获得了温饱,还能赚钱回家盖房子。但是这样任劳任怨的劳动群体已经慢慢改变,现在的打工者年龄都在二三十岁,没有经历过吃不饱的年代,80后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再让他们毫无怨言的出卖劳动力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改革面临新阶段就是指:以往的一代打工者是世界上最听话、最勤劳的打工者,他们一天干10个小时,老板不拖欠工资就很满意,欠工资也只能用跳楼这种最软弱的方式来抗议;新的一代打工者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所有人都需要认知到这一点。
第二,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市场可以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这个好不好很难说清楚,就中国实际的结果来看这是好的。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叫“心想事成”,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想当皇帝就当皇帝,想搞市场就搞成功。举个例子,中国要盖三峡,移民一百万也成功了,这一百万移民里肯定是有钉子户的,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尽管建三峡的效果好坏还有待确认。还有一个例子,如国企改革,这么多企业的改革是全世界的一个大难题,中国就成功完成了,方法就是把企业卖掉,让几千万人下岗、换工作,这在一个民主国家是根本做不成的,中国成功了,代价是伤害了一部分人。不光是国企改革,很多的事都是以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完成的。这也是社会矛盾多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中国现在为了一个新阶段,就不能再牺牲任何一个人了,中国要从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改变成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保护每个人的人权,人们的生存权,人们自由的权利,市场的选择权,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权利,这些都是中国非常缺乏的。如果中国不能回到保护人权、逐渐消灭特权这条轨道上来,中国的改革将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第一,中国有一个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劳动力。他们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处于无地位的状态,吃都吃不饱,要进城市是不可以的,没有享受劳动成果的自由,产品最终都必须交公,也没有选择生产什么的自由,更没有创业的机会,只能出卖劳动力。建高楼、挖地铁、修高速公路等等,其中挖200多亿的煤代价就是死了20多万人。出口加工的车间、赚取的2万多亿外汇储备都是他们贡献的。他们待遇很低,没有任何保障,而且他们还觉得自己不可怜,因为获得了温饱,还能赚钱回家盖房子。但是这样任劳任怨的劳动群体已经慢慢改变,现在的打工者年龄都在二三十岁,没有经历过吃不饱的年代,80后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再让他们毫无怨言的出卖劳动力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改革面临新阶段就是指:以往的一代打工者是世界上最听话、最勤劳的打工者,他们一天干10个小时,老板不拖欠工资就很满意,欠工资也只能用跳楼这种最软弱的方式来抗议;新的一代打工者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所有人都需要认知到这一点。
第二,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市场可以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这个好不好很难说清楚,就中国实际的结果来看这是好的。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叫“心想事成”,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想当皇帝就当皇帝,想搞市场就搞成功。举个例子,中国要盖三峡,移民一百万也成功了,这一百万移民里肯定是有钉子户的,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尽管建三峡的效果好坏还有待确认。还有一个例子,如国企改革,这么多企业的改革是全世界的一个大难题,中国就成功完成了,方法就是把企业卖掉,让几千万人下岗、换工作,这在一个民主国家是根本做不成的,中国成功了,代价是伤害了一部分人。不光是国企改革,很多的事都是以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完成的。这也是社会矛盾多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中国现在为了一个新阶段,就不能再牺牲任何一个人了,中国要从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改变成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保护每个人的人权,人们的生存权,人们自由的权利,市场的选择权,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权利,这些都是中国非常缺乏的。如果中国不能回到保护人权、逐渐消灭特权这条轨道上来,中国的改革将会出现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