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管闲事.
小学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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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羊网 2005-09-07 09:28:05
田炳信・深谈
采访人物：王屏山，原广东省副省长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9日
采访地点：广东省人民医院
前沿思考
■人家写回忆啊足迹啊，我什么都不写，我的足迹就是学校
■电白一所中学里竟有一座很高的坟墓，这让我很光火
■公校都不能保证每家都办好，凭什么民校就不允许失败？
■谈“利”色变，是恐惧市场力量的后遗症表现
■现在的教育问题讲透了，就是有钱人可以挤掉穷人的名次
2001年春，我游览了安徽黟县的古村落宏村。宏村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古树，古藤，古屋，古宅，在这里站立一刻钟，时光仿佛倒流了500年。山因水青，水因山活，树因水绿。宏村水系规划的精致、长远，让每一个游客赞叹不已。最让我感到惊奇的还不是这独具特色的古村风貌，而是古村里飘散出的一股浓郁、厚重的徽州文化的神韵。在栋宇鳞次、白墙灰瓦的小小村落里，家家户户都贴着楹联，有木刻的，有铁铸的，有瓷烧的，所书、所绘大多与读书、教育有关，诸如“文以知希为贵，学能时习有专”，“漫研竹露裁唐句，细嚼梅花读汉书”，“文人妙来无过熟，书从疑处更须参”，“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远在数百年前，一个遥远、偏僻的古村落里尚能产生这种大气磅礴、目光如炬的对读书、对育人的心得和眼界，真是不易。
今年4月的一个上午，我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病房里见到了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从1951年到1980年，他先后在中学、大学里教书，人过56岁，又因一个特殊的机缘担任了广东省分管文教的副省长。他对教育怎么看，对民办教育又怎么看？在融融的春光里，就有这次轻声细雨的访谈。
当副省长是个“意外”
田炳信：人生总有一些拐点，我听说，你曾设想前半生搞一所中学，后半生搞好一所大学，可没想到，过了知天命之年有六，你却出任了广东省副省长。
王屏山：很多事都没法预料。我是1983年接到出任广东省副省长的通知的，实在没办法，作为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安排嘛。
田炳信：1983年时的背景是粉碎“四人帮”不久，跟着清理“三种人”，清理完“三种人”后，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要把一大批没有参加“文革”或者在“文革”中靠边站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中青年干部快速提拔进岗。
王屏山：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当时我既不是中年更不是青年，已经56岁了。
田炳信：呵！当副省长时已经56岁了？
王屏山：是啊，而且实际上是57岁，因为我的生日是在8月份，要是上半年出生的话组织上就算作57岁了。
田炳信：这个岁数就不能再提拔了。
王屏山：对，当时提拔干部要求“四化”嘛，那一批提拔了二十几个。当时我表示自己已经没多少时间呆在班子里了，但领导找我谈话，我只好服从了。
田炳信：但在1983年到1988年那个阶段，你在这个岗位上经历了不少事情。
王屏山：只能说是经历了教育，其他的我不怎么管。很多人都写过这个回忆那个足迹，但我什么都不写，我觉得我的足迹就是学校。
田炳信：学校是你的第二个家。
王屏山：学校就说明我的足迹了，何必写那么多的文章呢？
田炳信：白纸黑字是一种记录，实实在在的校园，大学、中学、小学也是一种记录。
王屏山：对，写的东西会因时而变，但我所办的学校是不变的。
田炳信：就像一块无字的碑。可是当一名副省长和搞教育毕竟是两码事。
王屏山：搞教育我熟，与政界打交道却是相当陌生。但从政之后，我还是感觉办好一所学校不比做好一个官容易。
田炳信：当时上任的心情很复杂吧？王屏山：一塌糊涂。田炳信：为什么？
王屏山：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好在组织上让我分管文教，还能对付。
电白的大坟与轻视教育
田炳信：你当分管文教的副省长时，广东的教育是一种什么状态？
王屏山：我常开玩笑说“我与22有解不开的缘”―――到华南师范大学坐的是22路公共汽车；住的是22号楼；广东的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在全国29个省区市中大约排在22位……
田炳信：广东教育当时在中国排名是倒数第七？
王屏山：不仅是排名靠后，当时的广东刚从“文革”动乱中走过来，教育科学的元气还没有恢复，教育落后，教师地位低下，办学条件普遍比较差，跟现在差远了。我举个学校秩序乱的例子啊，在一些小学里，农民把鸡和猪赶进去放养，把谷子堆在学校里面，凳子、椅子随意拿走，完全没有办学秩序，这些都说明了对教育的轻视。后来我专门为此发了个《通告》：不准影响学校的秩序。另外还有一件让我很光火的事发生在电白。我去电白一所中学视察，发现教室大楼到操场那边有一座很高的坟墓。
田炳信：学校里有座坟墓？
王屏山：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那是一个港澳同胞的墓，县里要落实华侨政策，不能动。我回到省里就告诉一个主要领导天下还有这种事，他立刻打电话叫电白县里把那墓给移了。你说当时教育乱不乱啊。当时政府还搞了项工作叫“一无两有”。
田炳信：什么叫“一无两有”？
王屏山：就是要求做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课室，人人有台凳”。
田炳信：有课室，有台凳，很好啊。
王屏山：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学校的危房太多了，所以才会要求“校校无危房”啊。“班班有课室”，说明当时不是每个班都有课室。
田炳信：没课室怎么上课啊？
王屏山：就在大树底下啊，挂一个铁条“当当当当”敲钟上课，这就是我接手广东教育时的状况。第三个就是变没凳为有台凳，说明当时很多孩子上课还没有凳子。怎么办呢？有些村就把树锯下来当桌凳，还有一些是孩子们从自家带张凳子，然后再搞块木板架放在自己腿上，就是桌子了。这个孩子下课后，凳子就让给其他孩子坐，这样就“班班有台凳”了。
顶住压力筹建广州大学
田炳信：当时还是一个讲政治的时代，教育还进不到人们的视野。
王屏山：是。我到任不久开了一次教育工作会议，那个会毫无内容，就是突出政治，根本就谈不到教育上。我作的第一份报告，人家也是写了这样的文章给我。
田炳信：你没照着念？
王屏山：我全给改了，只讲三件事。第一件是“一无两有”；第二件是普及义务教育；第三件是促进改革。讲完了，我后面再说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个在当时别人都不敢做，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想做官，呵呵。
田炳信：大不了不干了。
王屏山：但这样下来的效果很好，大家都知道要去做三件事，很简单。1983年上任后我开始做一些工作，1985年是普及小学，1986年左右健全“一无两有”，同时也在解决体制改革，普及义务教育。当时我面临最大的困境就是没多少教育经费，全省普教的基建费大概是一年3200万元，平均每个小学生的教育经费是30多块。
田炳信：才30多块？
王屏山：当时省长们开会时议论说，我们办教育还要艰苦奋斗，还要发扬“延安精神”。我就说同志们啊，现在时代不同了，每个学生的教育经费才三十多块钱，怎么够呢？发扬“延安精神”也是应该的，但你要知道现在买一个电子显微镜就要15万美元，你的科学事业还要不要发展？好在当时整个形势已经开始重视教育了，我的话还有人听。我这人不干屁股指挥脑袋的事，我负责的就是这块，我不讲这话谁讲啊。
田炳信：其实官场上许多人也有共识，只不过谁也不愿带头去讲，一怕得罪人，二怕乌纱帽不保，你是不在乎，好在也没什么事。现在有个顺口溜说：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有点道理，四把手岂有此理。谁官大谁有理。
王屏山：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反正当时我在这个位置上，该讲的我就讲，该疾呼呐喊的我就呐喊，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慢慢地，也就扎扎实实地做了几件事。我们顶住各种阻力硬是让北江大学、五邑大学、西江大学、广州大学等八九家市属大学立了起来，特别是在当时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没欠教师1分钱。而且在当时观念还很保守的情况下，广东还是除京、津、沪外，全国最早普及义务教育的省份。
一语成谶当了教书先生
田炳信：我觉得人不管在什么层面上工作都会有困难，有压力，关键是你对事情有多深的了解，做事有多大的恒心。你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为教育多做一些事，恐怕与你年轻时从教的背景有关吧？
王屏山：有一定关系，不过我自小就想做科学家，但后来我走的道路却背道而驰，搞教育去了。
田炳信：听说你早年比较崇拜爱因斯坦？
王屏山：崇拜爱因斯坦，也崇拜牛顿，就是想做科学家嘛，自然科学，小学时就这样。
田炳信：中学以后呢？
王屏山：那时就觉得科学是救不了国了，于是就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改变了我的一生，本来我一直是学理科的，学电子。
田炳信：这在当时很尖端啊！
王屏山：现在也很尖端。当年我的老师是一位很有名的专家，叫做冯秉铨，他很欣赏我，一直希望我能留校做他的助教，我本来也答应了，但组织上要调我到岭南附中做副校长，就是现在华南师范大学附中的前身，我的一生也就变了。人的命运很奇怪，我小时候有个同学曾说我很像个教书先生，不幸被他言中了。
田炳信：你在担任副省长前一直在办教育，创办华师附中，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心血，就像哺育了自己的一个孩子吧？
王屏山：感情很深。我那时除了担任行政职务外，不管多忙多累，我也要担任班级的课，只有掌握一手的材料，才能把好脉，带好头。
田炳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你手里，华师附中当时就已成为广东普教战线的一面旗帜。那你对育人有什么心得呢？
王屏山：还是孔子那句老话：有教无类。愿集天下之“英才”、“蠢才”、“歪才”而教育之。
田炳信：其实有教无类的意思是：只要这个孩子想读书，不管他是蠢才、笨才、歪才，我们就一定要好好去培养他，有教不分类。
王屏山：好学生我要，坏学生我也要。好学生、坏学生我都要教好。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外国也有，但我的想法跟他们有点不同。美国的因材施教就是因材分别施教，不同发展；我的因材施教是要改变学生的水平，让他们从低级发展到高级。这个思想不是我在办民办教育之后，而是过去在华师附中时就有的。所以你看我现在的民办学校收了很多差生。
田炳信：就是低进高出。
王屏山：对，“低进高出，高进优出”。我前半生办的学校全部是优秀生，像华师附中，而我现在面对的基本都是差生，像“蓝天”，还有以前深圳的“碧波”，现在“碧波”已经办成省一级学校了，“蓝天”也快要获批区一级了，之后我还准备把它搞成市一级，一步一步上去。
教育不应摧残人的自信
田炳信：说到好生和差生，我总感觉到我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是一种摧残人的自信的教育。记得上小学时有个老师很厉害，扔粉笔头很准，你刚做一个小动作，“叭”的一声扔过去，一定能打在你脑门上。
王屏山：我读大学时也有个这样的老师。
田炳信：这样的老师，他今天骂你是蠢货，明天骂你是蠢货，等你小学毕业后，你就真成一个蠢货了。然后到中学又是这样，打你骂你糟蹋你，你的自信全没了。这就是我们的教育，从小到大，都在摧毁人自信、自尊、自爱，后果非常可怕。
王屏山：你这是从教育的方法说，如果从理论来看，我认为导致学生后进的主要因素不是智力而是非智力的，教育涉及一定的智力问题，但不是主要的，所以我的理论是：我的学生都是因非智力因素而差的，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些不正确的方法，所以我的学校有个“四不”政策。
田炳信：是哪“四不”？
王屏山：第一，招生不嫌弃差生；第二，高考不排斥差生，因为很多学校为着升学率，不让那些差生参加高考；第三，成绩不排队，排队会对那些差生造成很大的压力，排到后面就没有自尊了；第四，不按程度编班，因为你要是把好生编一个班，差生编一个班，那也会损伤他们基本的自信心，老师也会没心情教。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四不”政策。
现在很多学校都爱给学生的成绩排队，有的甚至实行“魔鬼淘汰制”，就连开家长会，也是好学生的家长坐在一边，差学生的家长坐在另一边，这样子怎么行呢！
■图：广州的外来工子弟学校容纳了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孩子们，也圆了他们的求学之梦。羊城晚报记者黄伟江/摄（资料图片）
惧怕民办是一种“恐私症”
田炳信：对于民办教育，你觉得时至今日我们还有没有一些思想障碍？是不是从政府、社会舆论到一般人，都还对它带有很大的歧视？
王屏山：当然是啦，其中最大的思想障碍就是一个字―――“怕”：
一是怕乱了几十年一贯制的国家包办教育的一统天下，怕非国有教育主体的利益范围不断扩大，这是“恐资症”、“恐私症”的表现。
二是怕民办学校营利，怕学校被作为赚钱的工具。这除了对国家管理机制缺乏信心外，更重要的还是谈“利”色变，恐惧市场力量的后遗症表现。
三是怕民办学校质量不高，但这很不实事求是。最好的国办学校一定会好过民办学校，这是肯定的，但民办学校也可以好过很多一般的国办学校嘛。同时，我们也应该允许人家办学失败，最好当然是办一间成一间好一间了，但是办5间成了4间好了3间，就不行吗？政府包揽办学几十年，也没能保证办好每一所学校，凭什么民办学校就不允许失败呢？
四是怕管不了，而这正是我们要破除的计划体制下的管理观念。要民办学校时时处处都像以往公办学校那样去做，这个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新时期的“管理”应一改旧的内涵，变“管、卡、压”为指导、服务、督导。
五是怕优秀校长、教师流动到民办学校去。人才流动应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选择结果，政府由此应下大功夫提高公办学校校长、教师的待遇，不应因怕而去卡压。
上面这五个“怕”，集中到教育行政长官和教育行政职能部门身上，一言以蔽之，就是怕自己的权力、权威与利益范围受到挑战！
田炳信：在中国教育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民办教育是否可以作为一支重要的补充力量呢？
王屏山：肯定可以。穷国办大教育的道路就是“政府为主，多主体参与，共同发展”，这也是中国教育大发展要走的道路。建国以来，我国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与半个世纪这一时段相比较，进程还是很缓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教育发展的特征就是“包得过多，统得过死”，不彻底改变这种状态，大发展就无从谈起。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是多元选择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元格局和人们收入水平的差别，使社会不同阶层、团体、家庭或个人对物质和精神的追求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非平衡化、多层级化、多质量化集中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上，就表现出了文化价值取向、需求及其消费选择的多样化，并产生了经济与文化建设投入的多元化。民办教育在我国被禁锢了近40年后再次萌生并掀起高潮，正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下，适应了不同地区和家庭的不同文化价值取向和教育需求，在教育选择形成的教育市场中，在不同的经济主体的积极参与下产生的必然的社会选择结果，它是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大趋势。
田炳信：其实从中国的教育历史看，一直就是以民办教育为主，国立教育、官办教育为辅，私塾就是民办教育嘛。其实国外也是这样，只有我们倒过来，什么都包揽了，但实际上包不了。
王屏山：对。
高初中分离绝对是个错误
田炳信：昨天报纸上说二沙岛有家小学要招300多人，结果报名的来了3000多，就是你能上了，还要交4万多元赞助费。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王屏山：很不正常，所以民办教育就应该大力发展。
田炳信：但会不会有些人搞民办教育是为了挣点钱呢？我想有这种人。
王屏山：当然有了，好多年以前，教育界领导就对民办教育下过“三大结论”：一是管理不好，二是质量低，三是赚钱。但时至今日，公办学校挤占民办学校市场的情况在广州已经十分普遍了，名校收高价也是个事实。我为此在报纸上发表过几次意见加以抨击。
田炳信：把教育作为牟利的手段。
王屏山：对，公办名校收高价，而且用特殊政策。本来义务教育是不能收高价，它收了。如果都这样就不需要搞民办学校啦。
田炳信：9年前国家就规定义务教育不能收高价了。
王屏山：收一点是可以的，但你一收就是一两万，还可以自主招生，这太不像话了。再加上学费，家长的负担就很重了。我对这事抨击过两次。个个都想读好一点的学校，都花高价上名校。还有很多人给我写信请我说说情让孩子去省实啦附中啦，那我就忙了。
最近广东省委工作组，还有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看我，实际上是来征求意见。我就跟他们说，对于教育和医疗应该考虑一个限度，要为弱势群体服务。现在的教育问题讲透了，就是有钱的人可以挤掉没有钱的人的名次。
田炳信：对，“翻译”过来就是这句话。
王屏山：我认为稍微搞一点点不是不可以，但现在这种情况的在校生已经达到25%！
田炳信：那就意味着有25%的学生本该正常在这里读书的，却被高价生挤掉了。
王屏山：没钱的给挤掉了，有钱的就进去了。解决教育经费不应该靠这种方法，你可以多办民办学校嘛，让那些有钱人的孩子去读，那公办的就是公办的。另一方面，我还对把“示范学校”称作“优级学校”有看法，把高中和初中分开，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毛泽东扫盲与新文盲诞生
田炳信：你在广东生活了大半辈子，你觉得跟外省相比，广东人历史上对教育重不重视？
王屏山：总的来讲，广东是重视教育的。
田炳信：从省内来看，哪些地方更重视呢，潮汕还是客家地区？
王屏山：从广东来讲，应该首推梅县。田炳信：这是一个传统吧？
王屏山：他们穷得叮当响都要读书。上学的孩子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拿些米，带点咸菜，就又回去上学了，家里再怎么没钱都要读书，所以梅县的经济最困难，教育却最发达，很怪。其次是汕头。再说陆丰，陆丰有一个陆河，一个揭西，前者教育好，后者教育差。因为陆河接近梅县，受客家人影响，而揭西靠近沿海，有钱，却不重视教育。所以对教育重不重视，光讲钱够不够是假的。
田炳信：广东对比全国怎样？
王屏山：就全国来讲，对教育比较重视的还数苏浙一带，他们的教育质量非常高。广东人懒，但聪明。福建人呢，比广东人勤快一点，但脑子又没那么活，就是这样。
田炳信：所以我有个观点，搞现代化、奔小康，不是说你今天建了多少高楼，修了多少高架桥，每百人有了多少台手机，而应该是你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的素质提高了多少。你看我们刚建国时，毛泽东就狠抓教育，从基础抓起，扫盲，可现在又出了多少新文盲啊。教育跟医疗一样都属于宏观体系，一个国家不能光指望出几个能人，就你是诺贝尔天才，别人都是蠢蛋。整个民族的素质，这一代不行了，下一代就要把他教育好，是普遍的好，不是光一两个人好。这方面的工作我认为做得还很差。
王屏山：我觉得什么都是要“两手抓”，一个是普及，一个是提高。
田炳信：争取两个都不少，不丢。
王屏山：对，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要大面积转化后进生。以前人家不主张办重点中学，我主张办，但不办多，目的是给国家提供一点好的学生，高等院校也是这样，不搞遍地开花，多了就没意思了。
修桥，铺路，办教育，乃人生三大善举，能办哪一件都不容易，办一辈子就更难。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一辈子就办了一件事―――教育。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我相信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中华民族近百年得出的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教训。
水滴石穿，是一种恒心，长度；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是一种勇气，硬度。
谁能将长度、硬度、高度汇到一个基准点上，我相信，那一定是一代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有素质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紫／编制
金羊网 2005-09-07 09:28:05
田炳信・深谈
采访人物：王屏山，原广东省副省长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9日
采访地点：广东省人民医院
前沿思考
■人家写回忆啊足迹啊，我什么都不写，我的足迹就是学校
■电白一所中学里竟有一座很高的坟墓，这让我很光火
■公校都不能保证每家都办好，凭什么民校就不允许失败？
■谈“利”色变，是恐惧市场力量的后遗症表现
■现在的教育问题讲透了，就是有钱人可以挤掉穷人的名次
2001年春，我游览了安徽黟县的古村落宏村。宏村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古树，古藤，古屋，古宅，在这里站立一刻钟，时光仿佛倒流了500年。山因水青，水因山活，树因水绿。宏村水系规划的精致、长远，让每一个游客赞叹不已。最让我感到惊奇的还不是这独具特色的古村风貌，而是古村里飘散出的一股浓郁、厚重的徽州文化的神韵。在栋宇鳞次、白墙灰瓦的小小村落里，家家户户都贴着楹联，有木刻的，有铁铸的，有瓷烧的，所书、所绘大多与读书、教育有关，诸如“文以知希为贵，学能时习有专”，“漫研竹露裁唐句，细嚼梅花读汉书”，“文人妙来无过熟，书从疑处更须参”，“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远在数百年前，一个遥远、偏僻的古村落里尚能产生这种大气磅礴、目光如炬的对读书、对育人的心得和眼界，真是不易。
今年4月的一个上午，我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病房里见到了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从1951年到1980年，他先后在中学、大学里教书，人过56岁，又因一个特殊的机缘担任了广东省分管文教的副省长。他对教育怎么看，对民办教育又怎么看？在融融的春光里，就有这次轻声细雨的访谈。
当副省长是个“意外”
田炳信：人生总有一些拐点，我听说，你曾设想前半生搞一所中学，后半生搞好一所大学，可没想到，过了知天命之年有六，你却出任了广东省副省长。
王屏山：很多事都没法预料。我是1983年接到出任广东省副省长的通知的，实在没办法，作为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安排嘛。
田炳信：1983年时的背景是粉碎“四人帮”不久，跟着清理“三种人”，清理完“三种人”后，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要把一大批没有参加“文革”或者在“文革”中靠边站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中青年干部快速提拔进岗。
王屏山：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当时我既不是中年更不是青年，已经56岁了。
田炳信：呵！当副省长时已经56岁了？
王屏山：是啊，而且实际上是57岁，因为我的生日是在8月份，要是上半年出生的话组织上就算作57岁了。
田炳信：这个岁数就不能再提拔了。
王屏山：对，当时提拔干部要求“四化”嘛，那一批提拔了二十几个。当时我表示自己已经没多少时间呆在班子里了，但领导找我谈话，我只好服从了。
田炳信：但在1983年到1988年那个阶段，你在这个岗位上经历了不少事情。
王屏山：只能说是经历了教育，其他的我不怎么管。很多人都写过这个回忆那个足迹，但我什么都不写，我觉得我的足迹就是学校。
田炳信：学校是你的第二个家。
王屏山：学校就说明我的足迹了，何必写那么多的文章呢？
田炳信：白纸黑字是一种记录，实实在在的校园，大学、中学、小学也是一种记录。
王屏山：对，写的东西会因时而变，但我所办的学校是不变的。
田炳信：就像一块无字的碑。可是当一名副省长和搞教育毕竟是两码事。
王屏山：搞教育我熟，与政界打交道却是相当陌生。但从政之后，我还是感觉办好一所学校不比做好一个官容易。
田炳信：当时上任的心情很复杂吧？王屏山：一塌糊涂。田炳信：为什么？
王屏山：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好在组织上让我分管文教，还能对付。
电白的大坟与轻视教育
田炳信：你当分管文教的副省长时，广东的教育是一种什么状态？
王屏山：我常开玩笑说“我与22有解不开的缘”―――到华南师范大学坐的是22路公共汽车；住的是22号楼；广东的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在全国29个省区市中大约排在22位……
田炳信：广东教育当时在中国排名是倒数第七？
王屏山：不仅是排名靠后，当时的广东刚从“文革”动乱中走过来，教育科学的元气还没有恢复，教育落后，教师地位低下，办学条件普遍比较差，跟现在差远了。我举个学校秩序乱的例子啊，在一些小学里，农民把鸡和猪赶进去放养，把谷子堆在学校里面，凳子、椅子随意拿走，完全没有办学秩序，这些都说明了对教育的轻视。后来我专门为此发了个《通告》：不准影响学校的秩序。另外还有一件让我很光火的事发生在电白。我去电白一所中学视察，发现教室大楼到操场那边有一座很高的坟墓。
田炳信：学校里有座坟墓？
王屏山：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那是一个港澳同胞的墓，县里要落实华侨政策，不能动。我回到省里就告诉一个主要领导天下还有这种事，他立刻打电话叫电白县里把那墓给移了。你说当时教育乱不乱啊。当时政府还搞了项工作叫“一无两有”。
田炳信：什么叫“一无两有”？
王屏山：就是要求做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课室，人人有台凳”。
田炳信：有课室，有台凳，很好啊。
王屏山：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学校的危房太多了，所以才会要求“校校无危房”啊。“班班有课室”，说明当时不是每个班都有课室。
田炳信：没课室怎么上课啊？
王屏山：就在大树底下啊，挂一个铁条“当当当当”敲钟上课，这就是我接手广东教育时的状况。第三个就是变没凳为有台凳，说明当时很多孩子上课还没有凳子。怎么办呢？有些村就把树锯下来当桌凳，还有一些是孩子们从自家带张凳子，然后再搞块木板架放在自己腿上，就是桌子了。这个孩子下课后，凳子就让给其他孩子坐，这样就“班班有台凳”了。
顶住压力筹建广州大学
田炳信：当时还是一个讲政治的时代，教育还进不到人们的视野。
王屏山：是。我到任不久开了一次教育工作会议，那个会毫无内容，就是突出政治，根本就谈不到教育上。我作的第一份报告，人家也是写了这样的文章给我。
田炳信：你没照着念？
王屏山：我全给改了，只讲三件事。第一件是“一无两有”；第二件是普及义务教育；第三件是促进改革。讲完了，我后面再说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个在当时别人都不敢做，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想做官，呵呵。
田炳信：大不了不干了。
王屏山：但这样下来的效果很好，大家都知道要去做三件事，很简单。1983年上任后我开始做一些工作，1985年是普及小学，1986年左右健全“一无两有”，同时也在解决体制改革，普及义务教育。当时我面临最大的困境就是没多少教育经费，全省普教的基建费大概是一年3200万元，平均每个小学生的教育经费是30多块。
田炳信：才30多块？
王屏山：当时省长们开会时议论说，我们办教育还要艰苦奋斗，还要发扬“延安精神”。我就说同志们啊，现在时代不同了，每个学生的教育经费才三十多块钱，怎么够呢？发扬“延安精神”也是应该的，但你要知道现在买一个电子显微镜就要15万美元，你的科学事业还要不要发展？好在当时整个形势已经开始重视教育了，我的话还有人听。我这人不干屁股指挥脑袋的事，我负责的就是这块，我不讲这话谁讲啊。
田炳信：其实官场上许多人也有共识，只不过谁也不愿带头去讲，一怕得罪人，二怕乌纱帽不保，你是不在乎，好在也没什么事。现在有个顺口溜说：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有点道理，四把手岂有此理。谁官大谁有理。
王屏山：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反正当时我在这个位置上，该讲的我就讲，该疾呼呐喊的我就呐喊，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慢慢地，也就扎扎实实地做了几件事。我们顶住各种阻力硬是让北江大学、五邑大学、西江大学、广州大学等八九家市属大学立了起来，特别是在当时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没欠教师1分钱。而且在当时观念还很保守的情况下，广东还是除京、津、沪外，全国最早普及义务教育的省份。
一语成谶当了教书先生
田炳信：我觉得人不管在什么层面上工作都会有困难，有压力，关键是你对事情有多深的了解，做事有多大的恒心。你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为教育多做一些事，恐怕与你年轻时从教的背景有关吧？
王屏山：有一定关系，不过我自小就想做科学家，但后来我走的道路却背道而驰，搞教育去了。
田炳信：听说你早年比较崇拜爱因斯坦？
王屏山：崇拜爱因斯坦，也崇拜牛顿，就是想做科学家嘛，自然科学，小学时就这样。
田炳信：中学以后呢？
王屏山：那时就觉得科学是救不了国了，于是就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改变了我的一生，本来我一直是学理科的，学电子。
田炳信：这在当时很尖端啊！
王屏山：现在也很尖端。当年我的老师是一位很有名的专家，叫做冯秉铨，他很欣赏我，一直希望我能留校做他的助教，我本来也答应了，但组织上要调我到岭南附中做副校长，就是现在华南师范大学附中的前身，我的一生也就变了。人的命运很奇怪，我小时候有个同学曾说我很像个教书先生，不幸被他言中了。
田炳信：你在担任副省长前一直在办教育，创办华师附中，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心血，就像哺育了自己的一个孩子吧？
王屏山：感情很深。我那时除了担任行政职务外，不管多忙多累，我也要担任班级的课，只有掌握一手的材料，才能把好脉，带好头。
田炳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你手里，华师附中当时就已成为广东普教战线的一面旗帜。那你对育人有什么心得呢？
王屏山：还是孔子那句老话：有教无类。愿集天下之“英才”、“蠢才”、“歪才”而教育之。
田炳信：其实有教无类的意思是：只要这个孩子想读书，不管他是蠢才、笨才、歪才，我们就一定要好好去培养他，有教不分类。
王屏山：好学生我要，坏学生我也要。好学生、坏学生我都要教好。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外国也有，但我的想法跟他们有点不同。美国的因材施教就是因材分别施教，不同发展；我的因材施教是要改变学生的水平，让他们从低级发展到高级。这个思想不是我在办民办教育之后，而是过去在华师附中时就有的。所以你看我现在的民办学校收了很多差生。
田炳信：就是低进高出。
王屏山：对，“低进高出，高进优出”。我前半生办的学校全部是优秀生，像华师附中，而我现在面对的基本都是差生，像“蓝天”，还有以前深圳的“碧波”，现在“碧波”已经办成省一级学校了，“蓝天”也快要获批区一级了，之后我还准备把它搞成市一级，一步一步上去。
教育不应摧残人的自信
田炳信：说到好生和差生，我总感觉到我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是一种摧残人的自信的教育。记得上小学时有个老师很厉害，扔粉笔头很准，你刚做一个小动作，“叭”的一声扔过去，一定能打在你脑门上。
王屏山：我读大学时也有个这样的老师。
田炳信：这样的老师，他今天骂你是蠢货，明天骂你是蠢货，等你小学毕业后，你就真成一个蠢货了。然后到中学又是这样，打你骂你糟蹋你，你的自信全没了。这就是我们的教育，从小到大，都在摧毁人自信、自尊、自爱，后果非常可怕。
王屏山：你这是从教育的方法说，如果从理论来看，我认为导致学生后进的主要因素不是智力而是非智力的，教育涉及一定的智力问题，但不是主要的，所以我的理论是：我的学生都是因非智力因素而差的，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些不正确的方法，所以我的学校有个“四不”政策。
田炳信：是哪“四不”？
王屏山：第一，招生不嫌弃差生；第二，高考不排斥差生，因为很多学校为着升学率，不让那些差生参加高考；第三，成绩不排队，排队会对那些差生造成很大的压力，排到后面就没有自尊了；第四，不按程度编班，因为你要是把好生编一个班，差生编一个班，那也会损伤他们基本的自信心，老师也会没心情教。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四不”政策。
现在很多学校都爱给学生的成绩排队，有的甚至实行“魔鬼淘汰制”，就连开家长会，也是好学生的家长坐在一边，差学生的家长坐在另一边，这样子怎么行呢！
■图：广州的外来工子弟学校容纳了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孩子们，也圆了他们的求学之梦。羊城晚报记者黄伟江/摄（资料图片）
惧怕民办是一种“恐私症”
田炳信：对于民办教育，你觉得时至今日我们还有没有一些思想障碍？是不是从政府、社会舆论到一般人，都还对它带有很大的歧视？
王屏山：当然是啦，其中最大的思想障碍就是一个字―――“怕”：
一是怕乱了几十年一贯制的国家包办教育的一统天下，怕非国有教育主体的利益范围不断扩大，这是“恐资症”、“恐私症”的表现。
二是怕民办学校营利，怕学校被作为赚钱的工具。这除了对国家管理机制缺乏信心外，更重要的还是谈“利”色变，恐惧市场力量的后遗症表现。
三是怕民办学校质量不高，但这很不实事求是。最好的国办学校一定会好过民办学校，这是肯定的，但民办学校也可以好过很多一般的国办学校嘛。同时，我们也应该允许人家办学失败，最好当然是办一间成一间好一间了，但是办5间成了4间好了3间，就不行吗？政府包揽办学几十年，也没能保证办好每一所学校，凭什么民办学校就不允许失败呢？
四是怕管不了，而这正是我们要破除的计划体制下的管理观念。要民办学校时时处处都像以往公办学校那样去做，这个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新时期的“管理”应一改旧的内涵，变“管、卡、压”为指导、服务、督导。
五是怕优秀校长、教师流动到民办学校去。人才流动应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选择结果，政府由此应下大功夫提高公办学校校长、教师的待遇，不应因怕而去卡压。
上面这五个“怕”，集中到教育行政长官和教育行政职能部门身上，一言以蔽之，就是怕自己的权力、权威与利益范围受到挑战！
田炳信：在中国教育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民办教育是否可以作为一支重要的补充力量呢？
王屏山：肯定可以。穷国办大教育的道路就是“政府为主，多主体参与，共同发展”，这也是中国教育大发展要走的道路。建国以来，我国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与半个世纪这一时段相比较，进程还是很缓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教育发展的特征就是“包得过多，统得过死”，不彻底改变这种状态，大发展就无从谈起。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是多元选择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元格局和人们收入水平的差别，使社会不同阶层、团体、家庭或个人对物质和精神的追求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非平衡化、多层级化、多质量化集中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上，就表现出了文化价值取向、需求及其消费选择的多样化，并产生了经济与文化建设投入的多元化。民办教育在我国被禁锢了近40年后再次萌生并掀起高潮，正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下，适应了不同地区和家庭的不同文化价值取向和教育需求，在教育选择形成的教育市场中，在不同的经济主体的积极参与下产生的必然的社会选择结果，它是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大趋势。
田炳信：其实从中国的教育历史看，一直就是以民办教育为主，国立教育、官办教育为辅，私塾就是民办教育嘛。其实国外也是这样，只有我们倒过来，什么都包揽了，但实际上包不了。
王屏山：对。
高初中分离绝对是个错误
田炳信：昨天报纸上说二沙岛有家小学要招300多人，结果报名的来了3000多，就是你能上了，还要交4万多元赞助费。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王屏山：很不正常，所以民办教育就应该大力发展。
田炳信：但会不会有些人搞民办教育是为了挣点钱呢？我想有这种人。
王屏山：当然有了，好多年以前，教育界领导就对民办教育下过“三大结论”：一是管理不好，二是质量低，三是赚钱。但时至今日，公办学校挤占民办学校市场的情况在广州已经十分普遍了，名校收高价也是个事实。我为此在报纸上发表过几次意见加以抨击。
田炳信：把教育作为牟利的手段。
王屏山：对，公办名校收高价，而且用特殊政策。本来义务教育是不能收高价，它收了。如果都这样就不需要搞民办学校啦。
田炳信：9年前国家就规定义务教育不能收高价了。
王屏山：收一点是可以的，但你一收就是一两万，还可以自主招生，这太不像话了。再加上学费，家长的负担就很重了。我对这事抨击过两次。个个都想读好一点的学校，都花高价上名校。还有很多人给我写信请我说说情让孩子去省实啦附中啦，那我就忙了。
最近广东省委工作组，还有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看我，实际上是来征求意见。我就跟他们说，对于教育和医疗应该考虑一个限度，要为弱势群体服务。现在的教育问题讲透了，就是有钱的人可以挤掉没有钱的人的名次。
田炳信：对，“翻译”过来就是这句话。
王屏山：我认为稍微搞一点点不是不可以，但现在这种情况的在校生已经达到25%！
田炳信：那就意味着有25%的学生本该正常在这里读书的，却被高价生挤掉了。
王屏山：没钱的给挤掉了，有钱的就进去了。解决教育经费不应该靠这种方法，你可以多办民办学校嘛，让那些有钱人的孩子去读，那公办的就是公办的。另一方面，我还对把“示范学校”称作“优级学校”有看法，把高中和初中分开，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毛泽东扫盲与新文盲诞生
田炳信：你在广东生活了大半辈子，你觉得跟外省相比，广东人历史上对教育重不重视？
王屏山：总的来讲，广东是重视教育的。
田炳信：从省内来看，哪些地方更重视呢，潮汕还是客家地区？
王屏山：从广东来讲，应该首推梅县。田炳信：这是一个传统吧？
王屏山：他们穷得叮当响都要读书。上学的孩子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拿些米，带点咸菜，就又回去上学了，家里再怎么没钱都要读书，所以梅县的经济最困难，教育却最发达，很怪。其次是汕头。再说陆丰，陆丰有一个陆河，一个揭西，前者教育好，后者教育差。因为陆河接近梅县，受客家人影响，而揭西靠近沿海，有钱，却不重视教育。所以对教育重不重视，光讲钱够不够是假的。
田炳信：广东对比全国怎样？
王屏山：就全国来讲，对教育比较重视的还数苏浙一带，他们的教育质量非常高。广东人懒，但聪明。福建人呢，比广东人勤快一点，但脑子又没那么活，就是这样。
田炳信：所以我有个观点，搞现代化、奔小康，不是说你今天建了多少高楼，修了多少高架桥，每百人有了多少台手机，而应该是你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的素质提高了多少。你看我们刚建国时，毛泽东就狠抓教育，从基础抓起，扫盲，可现在又出了多少新文盲啊。教育跟医疗一样都属于宏观体系，一个国家不能光指望出几个能人，就你是诺贝尔天才，别人都是蠢蛋。整个民族的素质，这一代不行了，下一代就要把他教育好，是普遍的好，不是光一两个人好。这方面的工作我认为做得还很差。
王屏山：我觉得什么都是要“两手抓”，一个是普及，一个是提高。
田炳信：争取两个都不少，不丢。
王屏山：对，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要大面积转化后进生。以前人家不主张办重点中学，我主张办，但不办多，目的是给国家提供一点好的学生，高等院校也是这样，不搞遍地开花，多了就没意思了。
修桥，铺路，办教育，乃人生三大善举，能办哪一件都不容易，办一辈子就更难。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一辈子就办了一件事―――教育。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我相信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中华民族近百年得出的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教训。
水滴石穿，是一种恒心，长度；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是一种勇气，硬度。
谁能将长度、硬度、高度汇到一个基准点上，我相信，那一定是一代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有素质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紫／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