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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反PX事件，茂名市委书记市长应引咎辞职 (1人在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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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yun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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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hchcc @ 2014年04月04日 Friday, 08:40 PM)
微博某大V：从前赴后继赶往建三江的死嗑律师身上，我看到了久违的士人风骨和贵族精神，家国天下，义无反顾!他们用苦行替天朝堕落的知识群体挽回了一丝尊严；从茂名那些举牌的九零后阳光少年身上，我看到当代青年的公民意识，光明磊落，理性平和！用昂山素季的话来说：勇敢并不是不害怕，而是双膝颤抖仍在朝前走！
今天07:15 来自iPhone 5s
士精神一直存在，不一定多，不一定是知识分子，零星的士气在愈是暗无光华的黑夜愈加绚丽夺目
微博某大V：从前赴后继赶往建三江的死嗑律师身上，我看到了久违的士人风骨和贵族精神，家国天下，义无反顾!他们用苦行替天朝堕落的知识群体挽回了一丝尊严；从茂名那些举牌的九零后阳光少年身上，我看到当代青年的公民意识，光明磊落，理性平和！用昂山素季的话来说：勇敢并不是不害怕，而是双膝颤抖仍在朝前走！
今天07:15 来自iPhone 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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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精神一直存在，不一定多，不一定是知识分子，零星的士气在愈是暗无光华的黑夜愈加绚丽夺目
巍巍浮山
学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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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研究员：地方政府处置PX事件不当应追责http://news.sohu.com/20140411/n398058348.shtml
12013年11月22日，消防人员在厦门海沧石化企业灾害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现场演练。新华社发
新京报讯 （记者金煜 实习生范小洁）近期发生的茂名PX事件，成为近年针对PX化工项目的环境事件的最新一例。昨日，中国石化界联合中国科协，举行“中国PX发展论坛”，普及PX科普知识，讨论应对机制，这也是自去年来，石化界第二次举行如此大规模的沟通活动。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表示，PX恐惧症已成为中国PX发展最大阻力。
石化行业尝试主动出击
去年，在昆明PX事件后，石化行业曾启动“美丽化工―重塑化工形象，改善公众认知”的专题宣传。
此番，中国石化行业选择在茂名PX事件后举行PX发展论坛，有业内人士表示，石化行业不再自我封闭，而是走向了全面大规模宣传自己的路线。
昨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在论坛上重申PX的安全性，“PX和同类石油化工生产的安全风险是可控的，”但风险不等于事故。“我们带着孩子上动物园，里面有老虎、豹子，笼子弄牢了就不可能伤害游客。”
个别非专家“说瞎话”
曹湘洪说，PX恐惧症成为中国PX发展的最大阻力。按计划，2015年前应建成10家大型PX项目，还规划了一批十三五项目，但恐惧症使大型PX项目屡屡受阻，“我国PX产业发展遭到民众非理性行为的抵制”。
他说，大家对PX存在误解，误解原因是复杂的。一些化工企业没把安全环保工作做好，重大爆炸、污染事故频发，使老百姓对化工装置产生恐惧感。再者，一些非业内专家，发表了一些不太负责任的言论，而我们科普也不够，许多老百姓还是不知道PX是什么。
“地方处理不当应追责”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凤中表示，屡次发生的PX风波反映了地方政府处理应急事件的机制体制的缺陷，国家能源战略受到严重干扰。他建议，“地方政府处理PX事件不当，必须追究地方政府的行政责任。”
他认为，PX事件反映出中国在发布环境信息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公众无法及时获得充分、真实的环境信息，另一方面，法律规定公开的环境信息较为单一，无法满足公众参与的需求，“设立信息公开制度势在必行”。他建议创新环境保护公共参与制度，政府、企业和公共三方共治。
对话
“解决PX问题需共识与互信”
对话人物：环保部宣教中心主任 贾峰 其曾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合作，前往什邡、宁波、厦门等地调研PX事件，调查中国频繁出现PX群体事件的共性问题，寻求解决机制。
项目有反对者很正常
新京报：近些年类似PX之类的环境事件频发，它们是否有共性？
贾峰：这些环境事件是以PX项目为代表，但不仅限于PX项目。国内和国外一些案例结合起来看，有一些共性。
一个项目即使完全合法也不可能没反对者，这很正常；项目越大，提供的就业机会、投资、对地方财政贡献越大，就越容易成为社会不满情绪宣泄点；环保主题的公共事件更容易引起大规模关注，它具有道德神圣感；微博微信、视频照片等“有图有真相”的网络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很容易调动起公众情绪。
一些所谓反对者，看起来是自发约定的，但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情况下他们得到了专业组织的指点和资金支持，也就是说“背后有人”；另外，政府和企业反应迟钝，事件前期不重视有不同意见的人，也没意识到问题，事件发生后仓促应对，用“一停了之”回避问题矛盾，但问题没得到彻底解决。
各方不按规办事致出事
新京报：现在来看，这些事件是否能找到责任方？
贾峰：从什邡、宁波，到江门、茂名，你找不到责任方。到底谁、哪个部门负责？负什么责？这找不到。
从现在看，已发事件基本是所有方面都没有按规定在做事。
首先政府没有把事说明白，然后出现了反对意见，反对者没有很好表达意见的渠道，政府可能也意识到了，但没有主动去征求意见，而是强推项目；老百姓觉得来信来访等依法手段效果不好，就不约而同“集体散步”，从形式上，老百姓也没有按规矩办；接下来局面失控，政府来维护稳定，再加表态“项目不干了”。几乎所有的事件都是这个结局。
政府应分享发展成果
新京报：都有哪些解决途径？
贾峰：解决问题需要共识，中国还是要发展的。
现在老百姓不支持发展，因为认为项目赚了钱跟自己没关系，自己只是承担了损害，因此政府应把发展成果让老百姓看见。如政府给公众承诺，一部分收益用于建医院、养老院。老百姓没有信任就没有讨论的基础。通过严格环境监督执法，公开透明数据，让公众看到有关部门是扎实在做。可以设计出很多方案来建立互信。
协商对话，特别是对因项目受影响的人。多拿出一点钱给老百姓多点回报，甚至可以把预期利润拿出来点，让大家都从发展中受益。
政府不等爆发即停工
新京报：新的PX事件出现了一些特点或趋势了吗？
贾峰：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改变的。比如在茂名，政府做了大量科普工作，请科学家上电视解释等，这是以前没有做过的，我觉得是进步。
一些地方政府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比如什邡，提出要对上级、媒体、老百姓和上市公司“交代”，就是信息公开、讲道理、科普。他们也组织有意见的老百姓，包括网络大V、意见领袖到全国各地工厂实地参观。
这次主流媒体也比较理性、科学。茂名事件至少让大家知道了：PX到底是剧毒还是低毒？到底国外工厂和居住地之间距离是不是160公里？这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基础。
还有一个新变化。之前，如宁波、什邡、启东，都是在最严峻时政府才决定停工；而往后，似乎是事件酝酿到一定程度，就提前决定停工或停止立项。
之前，政府通常说“放弃”（厦门）、“一定搬迁”（大连）、“今后不再建设”（什邡）、“永久停止”（启东）、“坚决不上”（宁波）；最新事件如江门、茂名等，通常用“在未达成广泛共识之前，绝不办理”，但问题是没有哪个政府对“广泛共识”或“广大市民”进行量化解释，这等于把矛盾往后推。
声 音
企业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的责任制度，杜绝各种重大的着火、爆炸污染环境的事件。企业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取得公众的信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
政府应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不能仅表示“低毒”，或者“暂时不搞”，好像PX是洪水猛兽。社会组织，比如媒体、化工学会，应普及知识解疑释惑。媒体应传递准确信息。企业园区应安全生产，与公众沟通交流。
―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李勇武
12013年11月22日，消防人员在厦门海沧石化企业灾害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现场演练。新华社发
新京报讯 （记者金煜 实习生范小洁）近期发生的茂名PX事件，成为近年针对PX化工项目的环境事件的最新一例。昨日，中国石化界联合中国科协，举行“中国PX发展论坛”，普及PX科普知识，讨论应对机制，这也是自去年来，石化界第二次举行如此大规模的沟通活动。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表示，PX恐惧症已成为中国PX发展最大阻力。
石化行业尝试主动出击
去年，在昆明PX事件后，石化行业曾启动“美丽化工―重塑化工形象，改善公众认知”的专题宣传。
此番，中国石化行业选择在茂名PX事件后举行PX发展论坛，有业内人士表示，石化行业不再自我封闭，而是走向了全面大规模宣传自己的路线。
昨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在论坛上重申PX的安全性，“PX和同类石油化工生产的安全风险是可控的，”但风险不等于事故。“我们带着孩子上动物园，里面有老虎、豹子，笼子弄牢了就不可能伤害游客。”
个别非专家“说瞎话”
曹湘洪说，PX恐惧症成为中国PX发展的最大阻力。按计划，2015年前应建成10家大型PX项目，还规划了一批十三五项目，但恐惧症使大型PX项目屡屡受阻，“我国PX产业发展遭到民众非理性行为的抵制”。
他说，大家对PX存在误解，误解原因是复杂的。一些化工企业没把安全环保工作做好，重大爆炸、污染事故频发，使老百姓对化工装置产生恐惧感。再者，一些非业内专家，发表了一些不太负责任的言论，而我们科普也不够，许多老百姓还是不知道PX是什么。
“地方处理不当应追责”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凤中表示，屡次发生的PX风波反映了地方政府处理应急事件的机制体制的缺陷，国家能源战略受到严重干扰。他建议，“地方政府处理PX事件不当，必须追究地方政府的行政责任。”
他认为，PX事件反映出中国在发布环境信息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公众无法及时获得充分、真实的环境信息，另一方面，法律规定公开的环境信息较为单一，无法满足公众参与的需求，“设立信息公开制度势在必行”。他建议创新环境保护公共参与制度，政府、企业和公共三方共治。
对话
“解决PX问题需共识与互信”
对话人物：环保部宣教中心主任 贾峰 其曾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合作，前往什邡、宁波、厦门等地调研PX事件，调查中国频繁出现PX群体事件的共性问题，寻求解决机制。
项目有反对者很正常
新京报：近些年类似PX之类的环境事件频发，它们是否有共性？
贾峰：这些环境事件是以PX项目为代表，但不仅限于PX项目。国内和国外一些案例结合起来看，有一些共性。
一个项目即使完全合法也不可能没反对者，这很正常；项目越大，提供的就业机会、投资、对地方财政贡献越大，就越容易成为社会不满情绪宣泄点；环保主题的公共事件更容易引起大规模关注，它具有道德神圣感；微博微信、视频照片等“有图有真相”的网络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很容易调动起公众情绪。
一些所谓反对者，看起来是自发约定的，但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情况下他们得到了专业组织的指点和资金支持，也就是说“背后有人”；另外，政府和企业反应迟钝，事件前期不重视有不同意见的人，也没意识到问题，事件发生后仓促应对，用“一停了之”回避问题矛盾，但问题没得到彻底解决。
各方不按规办事致出事
新京报：现在来看，这些事件是否能找到责任方？
贾峰：从什邡、宁波，到江门、茂名，你找不到责任方。到底谁、哪个部门负责？负什么责？这找不到。
从现在看，已发事件基本是所有方面都没有按规定在做事。
首先政府没有把事说明白，然后出现了反对意见，反对者没有很好表达意见的渠道，政府可能也意识到了，但没有主动去征求意见，而是强推项目；老百姓觉得来信来访等依法手段效果不好，就不约而同“集体散步”，从形式上，老百姓也没有按规矩办；接下来局面失控，政府来维护稳定，再加表态“项目不干了”。几乎所有的事件都是这个结局。
政府应分享发展成果
新京报：都有哪些解决途径？
贾峰：解决问题需要共识，中国还是要发展的。
现在老百姓不支持发展，因为认为项目赚了钱跟自己没关系，自己只是承担了损害，因此政府应把发展成果让老百姓看见。如政府给公众承诺，一部分收益用于建医院、养老院。老百姓没有信任就没有讨论的基础。通过严格环境监督执法，公开透明数据，让公众看到有关部门是扎实在做。可以设计出很多方案来建立互信。
协商对话，特别是对因项目受影响的人。多拿出一点钱给老百姓多点回报，甚至可以把预期利润拿出来点，让大家都从发展中受益。
政府不等爆发即停工
新京报：新的PX事件出现了一些特点或趋势了吗？
贾峰：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改变的。比如在茂名，政府做了大量科普工作，请科学家上电视解释等，这是以前没有做过的，我觉得是进步。
一些地方政府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比如什邡，提出要对上级、媒体、老百姓和上市公司“交代”，就是信息公开、讲道理、科普。他们也组织有意见的老百姓，包括网络大V、意见领袖到全国各地工厂实地参观。
这次主流媒体也比较理性、科学。茂名事件至少让大家知道了：PX到底是剧毒还是低毒？到底国外工厂和居住地之间距离是不是160公里？这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基础。
还有一个新变化。之前，如宁波、什邡、启东，都是在最严峻时政府才决定停工；而往后，似乎是事件酝酿到一定程度，就提前决定停工或停止立项。
之前，政府通常说“放弃”（厦门）、“一定搬迁”（大连）、“今后不再建设”（什邡）、“永久停止”（启东）、“坚决不上”（宁波）；最新事件如江门、茂名等，通常用“在未达成广泛共识之前，绝不办理”，但问题是没有哪个政府对“广泛共识”或“广大市民”进行量化解释，这等于把矛盾往后推。
声 音
企业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的责任制度，杜绝各种重大的着火、爆炸污染环境的事件。企业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取得公众的信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
政府应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不能仅表示“低毒”，或者“暂时不搞”，好像PX是洪水猛兽。社会组织，比如媒体、化工学会，应普及知识解疑释惑。媒体应传递准确信息。企业园区应安全生产，与公众沟通交流。
―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李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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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赵玉芬：反对PX项目出于学者社会责任
喷薄而出的民众意见，阻挡了一个庞大的化工项目。回顾一年多来有关PX项目的激烈争论，事件之初，正是厦门大学的一名教授，以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告诉了民众什么是PX工程。
她就是赵玉芬，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从小在台湾长大，1971年考取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留学深造，1975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并开始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79年,赵玉芬却毅然回到了祖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及清华大学工作。
赵玉芬不是第一个知道PX危害的人，但她是最先站出来的人。
2006年11月，赵玉芬从厦门本地的媒体上看到一则PX项目开工的新闻。“由于PX是对二甲苯化学名的缩写，当时我也没有一下子意识到。后来，才清楚是对二甲苯。”
对于一个从事化学研究的专业人士来说，不留心都会忽略。赵玉芬想，普通民众肯定不知道PX是怎样的一个项目。
赵玉芬忧心忡忡，觉得必须通过正面渠道解决问题。同时把这个情况跟同在厦门大学的其他几位科学家作了沟通。
2006年11月底，赵玉芬被邀请参加厦门市部分干部的科普学习会议。由于事先被要求不要在会上提及PX，作为到会的三位专家之一，她如坐针毡。
随后，赵玉芬、田中群、田昭武、唐崇悌、黄本立、徐洵6位院士联名写信给厦门市领导，从专业的角度力陈项目的弊端。
2006年12月6日，还是这几位院士，面对面与厦门市主要领导座谈，未能取得进展。
2007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赵玉芬联合百余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
提案中提到“PX全称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在厦门海沧开工建设的PX项目中心5公里半径范围内，已经有超过10万的居民。该项目一旦发生极端事故，或者发生危及该项目安全的自然灾害乃至战争与恐怖威胁，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份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中，有几十所著名高校的校长以及十多名院士。
至今还不被外界知晓的是，在这次两会上，赵玉芬准备了三份风格及内容截然不同的材料。
一份是她在参加小组讨论时，针对PX项目的发言稿，一份是提交的提案，还有一份是提供给《政协信息》的材料。三份材料，虽都是针对PX项目，但角度各有不同，一份比一份理性。
后来被广为流传的是她的发言稿，这是一次很煽情的发言。“虽然这份发言稿上包含的数据远不如其他两份，但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赵玉芬说。
“从专业的角度说，我更清楚其中的严重性。反映出来的数据和观点，都是以学术的态度进行了专业的论证，既然要想正面地解决这件事，不是光扯着嗓子喊上两句就可以的。”
即便是赵玉芬在开完两会回到厦门大学后，她和其他几位科学家还针对PX项目做了第二次论证。
他们检索了国内外大量的资料，分析PX项目中化学物品对大气和环境的影响。最后形成的报告虽然只有几页纸，却花费他们大量时间和精力。
在这场影响深远的PX项目争论中，并不是赵玉芬一个人在战斗。在她的身后，有一群可亲可敬的科学家，以他们的治学为人之道和对社会的责任，力阻PX项目落户厦门。
厦门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教授袁东星是其中之一。对项目可能产生的危害性，她进行了艰难的求证，从一遍遍的模拟实验到繁琐的资料收集。
袁东星教授的一些担忧，在提案中是没有被具体提到的，但这绝对是一组让人震惊的数字。
根据初步估算，加上翔鹭石化在厦门已经投产的PTA（苯二甲酸）项目，一旦PX也开始生产，每年将有大约600吨的化学物质不可避免地泄漏到大气中。
“哪怕这个项目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环保生产设备和工艺，这600吨的泄漏也是无法控制的。这个被称为是化工企业的跑冒滴漏现象。”
她说，就比如我们在家里炒菜时往锅里添加酒或者醋一样。尽管我们是往锅里添加，但鼻子却能嗅到酒或醋的味道。因为在我们添加的过程中，已有少量的酒精和醋挥发到了空气中。化工企业在生产的时候，各种流程和环节不可能避免这种泄漏。
对于从事环境化学研究的袁东星来说，专业领域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化学物低剂量的长期暴露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很少有专家或者机构对这种长时间跨度下化学物的影响及危害进行过全面深入的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化学物泄漏后与一些不确定物质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协同效应和加和效应。它们带来的危害可能远远比单纯的单一化学物挥发要厉害得多。
“这个项目每天大约要消耗5000吨左右的煤，这一点对厦门空气质量的影响也不容小视。”赵玉芬告诉记者。
“我们并不反对PX项目，而是认为它应该迁址到在一个合适的地方。”赵玉芬和其他科学家们在向公众传递了有关PX项目的信息之后，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责任。
在经过求证和了解之后，他们向厦门市政府提出了几个迁址的建议。一个是湄洲湾，一个是漳州漳浦的古雷半岛。
湄洲湾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石化基地，接纳PX项目有可行性。漳浦的古雷半岛是一个直径为20公里左右的海岛，周边荒凉，岛上只有一个盐场。最适合PX项目。
由于PX项目每年能给厦门带来800亿元的GDP，这些科学家们思考起了经济学的问题，他们建议厦门市政府通过“飞地”的形式来解决PX项目的争议。即政府在外买地，或者总部设在厦门，企业在漳州，项目带来的利益两地共享……
而这一切体现了科学家们的责任，而这些责任却并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
喷薄而出的民众意见，阻挡了一个庞大的化工项目。回顾一年多来有关PX项目的激烈争论，事件之初，正是厦门大学的一名教授，以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告诉了民众什么是PX工程。
她就是赵玉芬，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从小在台湾长大，1971年考取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留学深造，1975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并开始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79年,赵玉芬却毅然回到了祖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及清华大学工作。
赵玉芬不是第一个知道PX危害的人，但她是最先站出来的人。
2006年11月，赵玉芬从厦门本地的媒体上看到一则PX项目开工的新闻。“由于PX是对二甲苯化学名的缩写，当时我也没有一下子意识到。后来，才清楚是对二甲苯。”
对于一个从事化学研究的专业人士来说，不留心都会忽略。赵玉芬想，普通民众肯定不知道PX是怎样的一个项目。
赵玉芬忧心忡忡，觉得必须通过正面渠道解决问题。同时把这个情况跟同在厦门大学的其他几位科学家作了沟通。
2006年11月底，赵玉芬被邀请参加厦门市部分干部的科普学习会议。由于事先被要求不要在会上提及PX，作为到会的三位专家之一，她如坐针毡。
随后，赵玉芬、田中群、田昭武、唐崇悌、黄本立、徐洵6位院士联名写信给厦门市领导，从专业的角度力陈项目的弊端。
2006年12月6日，还是这几位院士，面对面与厦门市主要领导座谈，未能取得进展。
2007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赵玉芬联合百余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
提案中提到“PX全称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在厦门海沧开工建设的PX项目中心5公里半径范围内，已经有超过10万的居民。该项目一旦发生极端事故，或者发生危及该项目安全的自然灾害乃至战争与恐怖威胁，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份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中，有几十所著名高校的校长以及十多名院士。
至今还不被外界知晓的是，在这次两会上，赵玉芬准备了三份风格及内容截然不同的材料。
一份是她在参加小组讨论时，针对PX项目的发言稿，一份是提交的提案，还有一份是提供给《政协信息》的材料。三份材料，虽都是针对PX项目，但角度各有不同，一份比一份理性。
后来被广为流传的是她的发言稿，这是一次很煽情的发言。“虽然这份发言稿上包含的数据远不如其他两份，但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赵玉芬说。
“从专业的角度说，我更清楚其中的严重性。反映出来的数据和观点，都是以学术的态度进行了专业的论证，既然要想正面地解决这件事，不是光扯着嗓子喊上两句就可以的。”
即便是赵玉芬在开完两会回到厦门大学后，她和其他几位科学家还针对PX项目做了第二次论证。
他们检索了国内外大量的资料，分析PX项目中化学物品对大气和环境的影响。最后形成的报告虽然只有几页纸，却花费他们大量时间和精力。
在这场影响深远的PX项目争论中，并不是赵玉芬一个人在战斗。在她的身后，有一群可亲可敬的科学家，以他们的治学为人之道和对社会的责任，力阻PX项目落户厦门。
厦门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教授袁东星是其中之一。对项目可能产生的危害性，她进行了艰难的求证，从一遍遍的模拟实验到繁琐的资料收集。
袁东星教授的一些担忧，在提案中是没有被具体提到的，但这绝对是一组让人震惊的数字。
根据初步估算，加上翔鹭石化在厦门已经投产的PTA（苯二甲酸）项目，一旦PX也开始生产，每年将有大约600吨的化学物质不可避免地泄漏到大气中。
“哪怕这个项目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环保生产设备和工艺，这600吨的泄漏也是无法控制的。这个被称为是化工企业的跑冒滴漏现象。”
她说，就比如我们在家里炒菜时往锅里添加酒或者醋一样。尽管我们是往锅里添加，但鼻子却能嗅到酒或醋的味道。因为在我们添加的过程中，已有少量的酒精和醋挥发到了空气中。化工企业在生产的时候，各种流程和环节不可能避免这种泄漏。
对于从事环境化学研究的袁东星来说，专业领域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化学物低剂量的长期暴露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很少有专家或者机构对这种长时间跨度下化学物的影响及危害进行过全面深入的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化学物泄漏后与一些不确定物质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协同效应和加和效应。它们带来的危害可能远远比单纯的单一化学物挥发要厉害得多。
“这个项目每天大约要消耗5000吨左右的煤，这一点对厦门空气质量的影响也不容小视。”赵玉芬告诉记者。
“我们并不反对PX项目，而是认为它应该迁址到在一个合适的地方。”赵玉芬和其他科学家们在向公众传递了有关PX项目的信息之后，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责任。
在经过求证和了解之后，他们向厦门市政府提出了几个迁址的建议。一个是湄洲湾，一个是漳州漳浦的古雷半岛。
湄洲湾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石化基地，接纳PX项目有可行性。漳浦的古雷半岛是一个直径为20公里左右的海岛，周边荒凉，岛上只有一个盐场。最适合PX项目。
由于PX项目每年能给厦门带来800亿元的GDP，这些科学家们思考起了经济学的问题，他们建议厦门市政府通过“飞地”的形式来解决PX项目的争议。即政府在外买地，或者总部设在厦门，企业在漳州，项目带来的利益两地共享……
而这一切体现了科学家们的责任，而这些责任却并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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